伦理视域的“税收放管服”精神诠释

美国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在《企业家的尊严》一书中指出：“是人的观念或修辞（rhetoric）改变了世界，造就了现代世界的繁荣。”即“言语、对话或修辞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影响着经济。人类的言语使贫困现象在1800年以后大幅减少，使人类精神有了极大提升。”可见观念及其言语在社会治理活动中作用之大小。这意味着，对“税收放管服”精神内涵之解读与界定尤显重要和必要。

“放管服”的精神实质

关于“放管服”的内涵或精神实质，主流观点认为，是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简称。具体说，如刘文文先生所言，“放”是简政放权，是“放、管、服”改革的基础前提，即通过政府权力之“减法”来赢得市场活力之“加法”；“管”是社会监管，目的为了使简政放权后的市场，采取有效的管理方法，保持市场秩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服”指政府服务，是“放、管、服”的落脚点。因此宋丽颖教授认为，“放管服”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理念，体现了政府自身建设的完整性，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深化。

问题或在于，上述对“放管服”精神实质的解读与阐释，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其精神内涵，但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与不足，比如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特别是政府行政权力“放管服”领域。客观上，便自觉不自觉地割裂了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以偏概全，仅仅满足于有限、局部的政府行政执法权力对“放管服”精神的解读，逻辑上，便有意无意地遮蔽、代替政府权力大系统视域对“放管服”精神实质的解读。岂不知，经济社会是一体的，诸如内部各要素之间，比如经济、文化、政治、法治、道德、环境等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互为目的与手段的。可见，“放管服”精神内涵的解读，还有进一步拓展扩展的空间。比如“放”，既可以解读为“放权”，也可以解读为“减权”，还可以解读为“还权”。因为权力是管理者迫使被管理者不得不服从的一种力量，由暴力强制与行政强制构成。但权力合法性仅仅来自于被管理者的同意，否则，权力便仅仅是一种“强力”，便无法担当权利与义务公正分配的重要职责。即就是说，“放权”既可以解读为执法权的“放”、“减”、“还”，也可以解读为立法权的“放”、“减”、“还”，还可以解读为司法权的“放”、“减”、“还”。自然，也意味着权力性规范体系（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优化。

关于“管”，尽管多数解读为“监管”，但主要局限于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管”，尚未触及行政立法权与司法权的“监管”，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具体说，“管”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对政府行政权力及其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监督与管理，主要是指相关领域管理规范（道德和法）的优化与改革，主要是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消减与优化。事实上，对“管”的解读，应包括对政府所有权力，主要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监管”。

关于“服”，同样既可以解读为行政执法权力系统的服务，也可以解读为行政立法权力与司法权力系统的服务，亦可推论到整个国家政府权力治理系统的服务，比如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特别是优良制度规范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或者说，“放管服”中“服”不能仅仅局限在行政执法权力系统，核心和关键在于社会治理整体治理体系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优化，在于社会管理道德与法律体系的全面优化。

毋庸置疑，就国家的诞生与各类制度创建的终极目的而言，“服务”意味着政府应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由于人类社会最典型的公共产品即各种社会制度规范体系，主要由道德和法构成，根本说来，“服务”的真正内涵是指政府应该如何全面创建优良的社会治理规范体系，高效供给制度等各类公共产品与服务。由此可见，目前关于“放管服”正如高学栋，李坤轩先生所言，“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的精神解读，显然有以偏概全之虞，很难全面激发全社会创获财富的活力与首创精神，促进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

概而言之，“放管服”的精神实质在于，狭义而言，是指政府行政权力及其规范系统的“放管服”，目的在于给创获财富者更多的自由，以便激活创获财富者的活力与首创精神，但其局限性如前所述。但就广义而言，或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放管服”的精神实质是指政府所有权力，既包括行政执法权力，也包括行政立法权与司法权系统及其相应规范的“放管服”，目的在于全面激活全社会创获财富者的首创精神与积极性，可持续性地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际关系和谐、政治清明、法治优良、德治道德良善以及环境优美，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税收放管服”的内涵与本质

推而言之，狭义的“税收放管服”，指税收执法权力“放”、“减”前提下的“监管规范（税收道德与税法）优化”、相应公共产品的供给，旨在激发财富创获者——自然与法人纳税人创获财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或者说，旨在通过“征、管、查”三大环节税收行政执法权力的“放”、“减”（高位阶的税收执法权力“放”、“减”至低位阶，或者将本该由上级掌管的税收执法权力“放”、“减”到下一级，将本该由领导掌握的税收行政执法权力“放”、“减”到基层税务人员，给纳税人较多的自由），并通过不断优化相应的监管规范（税收道德与税法），特别是优化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征管方式和服务流程，消减税务烦苛之规，既制约监督税收行政执法权力的滥用，又规范纳税者的涉税行为，促进税法遵从，旨在通过提升税收行政权力领域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激发纳税者创获财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但就广义而言，由于“放权”的逻辑极限是政府全部权力，是“还权”，从未来发展的眼光看，“税收放管服”也应包含税收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放减”，最终是还权于纳税者、还权于民，即“还权”不仅仅是指“还”税收行政执法之权力，还应包括“放减”和归还税收立法权与司法权。因此，相应的“管服”便是指全部税收权力，即立法权、执法权与司法权之“放”、“减”、“还”前提下的监管与服务。具体说，就是要通过相应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监管规范（税收道德与税法）之优化，比如征管方式和服务流程的优化等，全面彻底地消减税收烦苛之规，既制约监督税收权力的滥用，又规范纳税者的交税行为，全面促进税法遵从，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持续性地激发全体纳税者创获财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事实上，“税收放管服”的狭义、广义解读和诠释，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和在税收领域的具体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