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纳互信是税收良序的基础

征纳互信是指两个或多个独立的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相互信任。即两个或多个独立的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要相互传递“心口一致”、“言行一致”的涉税信息。

正如诚信既是社会治理的道德基础，也是人际关系和谐融洽的基础一样。一个拥有基本诚信的社会，其治理成本便低，治理效率便高，便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增进每个社会成员的福祉总量。

同理，征纳互信也是税收治理的道德基础，是征纳关系和谐融洽的基础。一个征纳互信的社会，其税收治理成本便低，治理效率便高，也容易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相反，在一个缺乏征纳互信的社会，其税收治理成本便高，治理效率便低，便很难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这是因为，征纳互信的前提是征纳税者必须是独立的主体，是能够自主的主动者、活动者，即是能够自主选择的活动者。因此，真正的征纳互信，其征纳税者一定是能够自主选择的活动者，即在征纳多少税，向谁征纳税，在哪个环节征纳税，如何减免税，如何问责奖惩等重大涉税事宜的最终决策信息方面，是相互按照“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原则平等传递的，既不是征税者对纳税者的单方面要求，也不是纳税者对征税者的单方面要求。

 进而言之，并不是说征纳税者之间相互传递的涉税信息本身是真的还是假的，关键要让对方相信是真的还是假的。举例说，如果一个征纳税者传递的涉税信息本身是真的，而要对方相信是假的，或者，如果一个征纳税者传递的涉税信息本身是假的，而要对方相信是真的，都不属于征纳互信的范畴。同样，如果一个征纳税者传递的涉税信息本身是假的，而要对方相信是真的，或者如果一个征纳税者传递的涉税信息本身是真的，而要对方相信是假的，不属于征纳互信的范畴。

比如，某个增值税纳税人的月销售额是1000万（真的），却要通过各种手段，让征税者相信其月销售额小于这个数，从而达到少缴税的目的，便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又比如，某个个人所得税纳税者的年应税额是2万（真的），但为了其他目的（比如移民或购房等原因），却要通过各种手段，让征税者相信其年应税税额大于这个数，从而达到其目的，也属于一种不诚信的涉税行为。

推而言之，如果一个征税者本来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征税，比如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但却宣称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福利，便属于不诚信，便无征纳互信。又比如，如果一个征税者本来是为了聚财，但却宣称是为了公共福利而征税，也属于不诚信，无征纳互信。直言之，只有征纳税者之间相互诚信，才有征纳互信；如果征纳税者之间相互无诚信，便无征纳互信。

事实上，唯有征纳互信，才能最大限度地消减征纳税者之间“涉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促进征纳者之间关系的和谐融洽，减少矛盾与冲突，真正降低征纳成本，提高征纳效率，实现税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

毋庸置疑，消减征纳税者之间“涉税信息不对称”问题意味着，征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平等，意味着征纳税者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越接近完全平等原则，其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越接近比例平等原则。自然，纳税者之间、征税者之间、国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越接近公正平等，其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也越接近完全平等原则，其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越接近比例平等原则。

更为重要的是，税收公正平等关涉税收治理的结构与基础。对此，亚当?斯密曾精辟地指出：“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罗尔斯也强调：“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无疑，征纳互信关涉税收的正义与公平，自是税收良序的基础。没有征纳互信，便没有征纳公正，便没有税收良序。

同时，征纳互信关涉国家征税的终极目的。因为，国家征税的终极目的绝不是为了征税，国民交税的终极目的也绝不是为了交税，都应是为了这两种目的之外的一种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由此可见，如何建立征纳互信的机制，夯实征纳互信的基础，促进征纳互信，当是“系统性重构”税制改革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