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荀子富国蓝图里的财税诉求

司马迁著《史记》，颇是刻意地将孟子荀子这二位性格径庭、学说迥异的大儒放在了同一篇列传中。一方面，“周末至秦汉以来，孟荀并称已久”，更为重要的是，二人代表了孔子儒学的两个比较强悍的传承方向。孔子德治学说，以仁、礼并重。孟子是浪漫主义的一路，严格恪守孔子的仁之一翼，并推导出了颇具审美色彩的仁政学说；荀子是现实主义的一路，他以儒为宗，统合诸子，遍访诸国，与时俱进，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学说精华，并对儒学本身进行了严厉的取舍，进而把孔子的礼之一翼推进到了更加符合人情、心术、世风、治道的界面。因了他的博学广揽，战国末期、秦国时期、汉代初期的诸多学术门类，都留下了他的传承轨迹。纵有去秦说儒、赴赵论兵的经历，其主要的履历，还是局促于今天的山东地面上论学讲道。前半生的亮点是在齐国的稷下，后半生的重心是在楚国的兰陵。《文心雕龙》曾对这两个地方赞以“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便与他的耕耘有关。据清人汪中的考证，五经之中，《诗》《礼》《春秋》三门的传授，都与荀子有关。而《鲁诗》《毛诗》《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书》《易》也都有他的染指。“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他的《诗》学传给了毛亨、浮丘伯，《易》学传给了缪和、陆贾，春秋、左传传给了张苍，帝王之术传给了李斯、韩非。荀门弟子中，还出了两个宰相即秦的李斯、汉的张苍，将其学说中的阳儒阴法、王霸杂用法门纵情演练。后人感叹：二千年之制无非秦制，二千年之学尽是荀学。

荀子据此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枢纽。他承袭百家，传承秦汉，并在从思想向学术、从思想到智术、从思想到治术的嬗变过程中，最大化趋近了诸多在近代西方才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领域，比如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并与现代学术的诸多假说暗合。如同一个寿达二千年的智者，他既有老子的虚静、墨子的交利、孔子的君子仪轨、孟子的分工合作，更有现代西方经济学里的经济人假设、欲望效用论、比较优势法则、资源配置理论。儒学基本概念中的“礼”，在他的笔下玩转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治国工具。其以礼调合人间诸欲以期达成“物欲相称”境界的白描，又近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的当代语境。

本着“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的儒家元典，突破孔子义利观、孟子性善论的局限，荀子把孔子的富民而教、孟子的制民恒产的政治经济推想整合、铺展、扩张、改造到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再也难言其迂阔的界面。这便是他在《荀子》三十二章中大书特书的富国蓝图。这一蓝图比之于比管子的外因天下更为纯朴，比墨子的强本节用更具象，比孟子的仁政畅想更切实，比商鞅的农战一体化战略更悠远，堪称先秦思想史上不左不右不卑不亢不蔓不枝的治国理政方略。

荀子的富国蓝图，其线条是十分清晰的。简单说来就是：人欲自然，恶而尚争；众欲纷争，礼以调剂；庸众而野，向礼则雅；人生百业，各尽天职；资源配置，各称其分；开源节流，物得欲满；礼治不足，法以补之。这样的一个蓝图，有着相互咬合支撑的八大子系统组成：一、心理学子系统——人类的私欲，导引他们的前行；二、社会学子系统——化性起伪，群效大于独处；三、伦理学子系统——私心沸腾，公德引领；四、教育学子系统——贵贱非天定，积学能成圣；五、经济学子系统——资源配置，各尽其用；六、政治学子系统——王霸有分野，治国须谨慎；七、财政学子系统——节用裕民，开源节流；八、法理学子系统——隆礼重法，刑赏并行。

对于这样的富国蓝图，荀子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警句做声情并茂纵横捭阖义正辞严起承转合的铺述。说到礼义的重要性，他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两者相持而长。”说到君王的道德和行政责任，他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说到资源配置的相对公平，他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说到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和平共处，他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说到礼治向法治延伸的必要性，他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归纳他的治国理念，荀子甚至不惜运用通俗易懂的民间小调：“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荀子》十万言，“君子”出现了300多次，“群”字出现了52次，“礼”字出现了342次，“法”字出现了181次，充分映衬出他对于社会规范的关注，以及凭借礼法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动性。

对百姓劳动成果的处置，对政府可控资源的调配，对天地间可利用资源的培植、涵养和开发，一应的财税运筹，也属于资源配置的范畴，同时成为荀子富国蓝图的核心程序。

首先，他界定了国家治理的三重境界，并考察了不同境界下的财税特质。这三重境界分别是：王道、霸道和危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为什么“古有万国今有十数”？因为“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各自的财税治理路径不同：“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

接着，他着力揭示王者之论、王者之道、王者之政的机理。王者之论，强调的是每个人的各得其所：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者之论还可以具象为王者对于百官万民的四项使命：生养、班治、显设、藩饰。生养注重民的排布：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班治是考虑臣的排布：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显设侧重官的选拔：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藩饰设计荣辱名号：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镂，皆有等差。王者之法，追求的是资源获取的道义性：等赋、政事、财万物，以养万民。具体说来包括：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王者之政讲究的是以礼法手段确保王者之论和王者之道：“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缪。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於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

继而，他提出富国以确保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具体方略，一是节用，二是裕民。归结为一句荀子的原创语句，就是开源节流。这恰是他敢于高擎“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这一富国方针的底气所在。一味节流，君与民的人生界面都是收敛的；只有注入了开源与裕民这一积极策略，国与民的共赢同富才有望成为可期待的图景。奉行“节用以礼，裕民以政”的信条，“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

荀子富国蓝图的可观之处，在于他的“上下俱富”逻辑：“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

荀子富国蓝图的可敬之处，在于他的诸多具体周详的举措：只要讲究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注意了“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投入了“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考虑了“相高下，视墝肥，序五种”，保证了“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大自然便会回报给丰厚的滋养。他的乐观洋溢于字里行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鳝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主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山丘。”“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荀子富国蓝图的可取之处，在于他把儒家的大同、小康、里仁之乡等民生理想，推进到明丽动人、熨贴可人、条理井然、唾手可得的眼前：“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

荀子富国蓝图比之于孟子的仁政实验的一个共性特征，是二人都把财税治理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做为其富国蓝图的主题词，无论是“等赋、政事、财万物”这个七字诀，还是“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这个十四字诀，都散发着浓郁的财税语境。试想，把等赋即分等制赋这样具象的意涵置于富国蓝图的显见区位，荀子对财税工具的倚重，断然可见。而在同时，把诸多财税诉求汇总为裕民标的甚至定义，即“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这更能见出这份倚重。

荀子还发掘出了一些符合古礼的税役蠲免之法，推定为“君子”的社会保障责任：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举家不事，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事。父母之丧，三年不事。齐衰大功，三月不事。从诸侯不，与新有昏，期不事。

把孔子的富民、孟子的仁政延展为富国，学兼儒法、阳儒阴法甚至表儒里法的迹象已经在荀子的学说中完成内涵和外延上的改造。敢于打破“儒不入秦”的传统而到秦国考察，并驳斥秦王“儒无益于国”的偏见，也可以见出荀子“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学术风度。可惜的是，不管荀子如何博学善辩，可当他的学问沉陷于世俗性、功利性甚至专制性的纵深，他的可敬程度却越来越打了折扣。尤其是当他将礼义向刑罚倾斜，让道德之威滑向暴察之威，并主张“元恶不待教而诛”“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甚至假托孔子之语祭出惊悚的五杀之教，他已经变得可厌、可鄙甚至可怖。当一个旷世大儒违背了“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的行事风范，他距离金刚怒目冷酷无情的法家，已经只有半步之遥。而“出乎礼而入乎刑”的荀子在唯美的富国蓝图上洒下的那几滴刑罚的污血，也足以招来后世苏轼等人对他人格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