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吴起的财税擘画

战国是法家的跑马场。李悝、公仲连、邹衍、吴起、申不害、慎到、商鞅、李斯，你方唱罢我登场， 让那曾经受过春秋时代大灭国、大弑君、大结盟、大霸权铁血洗礼的天地间更加肃杀悲凉。从夏初的执玉帛者万国，到商初的三千诸侯，到周武王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再到西周时可以考定的一百四十余国，纷繁洗牌之后，战国的版图上只剩了楚、越、赵、齐、秦、燕、魏、韩等八个大国与若干中、小型国家，如宋、鲁、郑、卫、莒、邹、杞、蔡、剡、任、滕、薛与中山国。周室衰落已久，充其量算一个共用的计年尺度。三国分晋后的晋国，甚至成了附庸。时局暂时进入一种脆弱的平衡。与春秋时一南一北的晋楚争锋相比，一西一东的秦齐与中间诸国的互为消长成为战国看点。哪个国家借助变法实现富国强兵，它的生存和发展就多了一分保证。

变法，是法家的专长。然则有趣的是，先秦尤其是战国法家并不像一个学派，更像一种性格，一种人格，一种执政风格。因为很少有哪个法家的养成是借了师法或家法，他们大多得益于后天的开悟，甚至是对师门的反叛。比如李悝师从孔子弟子子夏，吴起受教于曾子门下，申不害、慎到初学黄老之术，商鞅得益于杂家尸佼，李斯、韩非的老师，却是礼法并重的大儒荀子。

刻暴少恩，几乎是每个法家的共性。这中间最典型的，莫过于吴起。毕竟，当儒家的礼义己经不足于挽救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纲纪崩坏、道德沦丧的乱局，以刻怼刻、以暴制暴的法家和法治，正好闪亮登场。在讲求礼义因而推崇不斩祀、不重伤、不杀厉、不擒二毛、不击半渡之兵的春秋，如吴起这般杀人亡命、不赴母丧、戮妻求将、善谋多诈的儒家弃徒，是不大可能获得受重用机会的。可在更加强调功利的战国，这位曾以弱鲁败强齐、魏卒撼秦兵、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阵、辟地四面、拓地千里的能人，纵是经历了两番被逐的屈辱经历，依旧被楚国奉为上宾。先为宛守，再拜令尹，厉行变法。吴起毕竟不只是一介武夫。因是卫国左氏人，学界甚至盛传《左氏春秋》为吴起所传。当他一身儒服入魏入楚，秉持的也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上乘功法。

更何况，吴起是从战国法家的策源地魏国而来。《法经》几乎可以构成着法家的形式特征，李悝由此算得上法家的先驱。曾与李悝共同效力于魏国的吴起，自是得了《法经》的嫡传。拥有着盗法、贼法、囚法、捕法、具法及杂法所列的淫禁、狡禁、嬉禁、徒禁、金禁、城禁的这部书，不仅被吴起带去了楚国以罪统刑，被商鞅带去了秦国改法为律，还在后来被萧何借鉴并添加户律、兴律、厩律而成为《九章律》的蓝本。

吴起治国理财的指导思想是“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损其有舍而绥其不足”。基于农民生活的天然性和制度性拮据，吴起强调禁游佚之民，奖励耕战，改进生产工具，兴修水利，涵养地力和耕作条件，并给农民提供丰收之年购入余粮、欠收之年施以贴补的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进而为楚国军队供应了源源不断的军粮补给。曾经亲身观摩过李悝魏文侯变法的吴起清楚记得李悝对农民贫困生活的推算：“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其实，这仍然是一种偏于乐观且抽象的分析。不一定只是五口之家，不一定能够获耕百亩，不一定达到亩收一石半，不一定一石卖得三十钱。假设条件一旦放开，饥馁会更加严重。一遇灾荒，更是雪上加霜。可以说，生产率低下的农业社会，农民不纳税也难得温饱，纳税后便更是雪上加霜。所以李悝设计出熟年籴入米谷而饥年粜出的做法，以实现“虽遇饥谨水旱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的目标。李悝还用法律武器，对造成农事害、女工伤的逸乐之风进行打击。吴起尽数借鉴于楚国，效果突出。

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而造成的巨项无效支出，吴起力主“衰楚国爵而平其秩禄”，使封君不再长期世袭，而是“再世而收地”。如此，置换出海量资财，用于砥砺甲兵，争利于天下。盘活域内不良资产而用于对外的开疆拓土，一减一增之间，国力军力大涨。

基于楚国地有余而民不足的实际，吴起提出“废公族疏远者”、“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的建议。一方面将多事之客迁出是非之地，一方面让远阔边荒得到开发，可谓政治经济一举两得。整肃吏治，奖赏军功，精兵简政，裁撤冗员，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建立起干练高效的文官系统，抚养出所向无敌的“选练之士”、“能战之兵”，把节省下来的财政经费用于最能产生出强国成效的方向。

吴起的变法，讲究净化风俗，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一心建设霸主强国。吴起变法迅速起效。南平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伐强秦，令诸侯刮目相看，纷纷患楚之强。可惜，变法不到两年，支持吴起的楚悼王便死去了。虽受变法消弱

毕竟树大根深的昭、景、屈氏贵族势力大肆反扑，吴起被杀，变法失败。同是遭遇车裂，与之后商鞅在秦国苦心经营二十年而让商鞅之法深入人心的结果相比，“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楚国这个战国初期疆域最大的国家，后来逐步消弱。“地非不大也，民非不众也，甲兵财用非不多也，战不胜，守不固，此法之未生也。”统一天下的历史重任，偶然却又必然地落在后发而先至的秦国身上。而吴起这个刻暴少恩的叛逆种子，几经浮沉，仍未免去“祸人”“猜忍人”的宿命。徐公修有诗叹之：“誓不成名死不休，杀妻求将世无俦。门离东郭抛慈母，郡守西河事武候。北伐破齐兵法试，南来相楚战勋收。天资刻薄心猜忍，枉向曾参执贽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