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取其厚敛从其薄-孔子的财税治理构想

孔子自三十岁开始聚徒讲学，设置了四门功课：德行、言语、文学、政事。曾国藩后来将其附会为后世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本着“学而优则仕”的办学理念，三千弟子的预期就业方向主要是从政，其中政事课程成绩最好、同时也是孔子在世时就取得了较好安置去向的，便是数次被孔子赞美其“艺”的冉求。《论语》一书中，涉及到冉求的段落，有十六处。借助这些记述，并参照其他材料，我们可以对孔子虽偏于琐碎但内在一贯的的财税治理思想有所勾勒。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赖以教导弟子的，本来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却又将“冉求之艺”作为“成人”的条件之一，与史上“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并列，可知冉求的功课优秀到了何等程度。还在其就读之时，孔子已经给出了对他的才学鉴定：有具臣之风，“宜为国老”。孟武伯征求孔子对冉求就业倾向的意见时，孔子说：“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执鲁国国政的季康子也来打听“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后来冉求果然受命用为季氏之宰。在孔子的其他弟子纷纷受聘武城宰、费宰等地方官的映衬下，冉求一步而蹴当国者的重要家臣，可以推定冉求的名和实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事实上，孔子在有过短期的鲁国司冠履历后便再没有得到施展自身治国抱负的机会，不论他是如何地期待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以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其周游列国的自荐之旅都以四处碰壁告终，恰是在冉求得到如此尊崇的职位后，孔子的治国理财雄心再次被激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师者气度，又有了延伸性的呈现。

冉求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治国理财的志向。在孔子询问弟子们的理想时，冉求的回答是：“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言“足民”而非“足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孔子的亲炙。孔子关于国家治理的著名公式即加减法模型，都曾经对冉求阐述。其中的加法原则是：第一步，首先解决民生基本诉求，如食、丧、祭。在一次对已经就任高官的冉求的耳提面命时，他做了着重阐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也就是说，君主养民之道，首先要解决百姓贫、寡、两极分化的问题，确保其均而后安。第二步，追求富庶后的正向引导。一次，冉友为孔子驾车去卫国。孔子由衷赞叹该国的人口繁庶。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鉴于民贫则怨，民富则骄的民风设定，民富之后适时地教之以礼，便成了当务之急。具体说来，有以下内容：“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欲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对弟子讲究因材施教，对百姓则要讲因势力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第三步，富且得到了较好教化的百姓，可以为兵。孔子谓：“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将百姓训练到知书达礼的程度后，经七年，即可以从中选择为兵，保家卫国。这样的兵，不再是当兵吃粮的投机者，而是深明为谁而战的义士。

如果说孔子的加法原则是讲当局的统治权能可以延伸到什么广度，他的减法原则便是当局的教化可以简化收缩到何等程度。子贡曾向孔子请教执政的精髓。孔子说，你只需要做好三件事：“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如果不得已而要放弃一件，是什么?”孔子说：“去兵。”子贡问：“再简化一件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实际上也是在说，冉求的“足民”还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诉求，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也还不够。最有教养的民，应该是“贫而乐，富而好礼者”。毕竟，“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把孔子的加法原则与减法原则结合起来，一个以礼治国、以信待民的图景清澈展开。

以礼治国的思想融化在孔子的血液中，其财税理想同样囿于周公之典而不能自拔，因而执拗地认为与井田、公田制度相捆绑的彻是最好的取财方式，十分之一的税率分割则是最为中正的分寸。这使得他对于当时各国出于军事需要纷纷改革税制并增加税负的努力一概斥为无礼。初税亩，非礼也；铸刑鼎，出格也；用田赋，出轨也。不一而足。可在春秋战国那种弱肉强食的虎狼之世，蛛守周公之典又确实显得不合时宜。另一则发生在孔门弟子身上的故事，便显示出了孔子之学的固执和失于变通。哀公问于有若：“年饥，费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对曰：“为何不施行十一税制的彻法呢?”哀公很失望：“十分之二的税率，都满足不了军政需要，谈何彻法？”有若那句著名的回答乍听上去很有道理：“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姓的主要生计就是农业，而农业是投入产出率很低的产业，限于天灾人祸其产量更是一个不容易有大幅度抬升的有限数额。纵使没有政府的分割，百姓的生活仍然不会富裕，“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而政府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百姓基本生活条件的剥夺。这也导致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享有租税之利的君主和卿大夫才有可能肉食，一般的乡人只能“藿食”，即所谓的糠菜半年粮。可以说，当时各国的增税式改革，一方面出于扩张的冲动，一方面也是出于自保的无奈。当时的态势是，成为盟主或霸主须负担维护广域和平的费用，居于盟友或者附庸则须承担给盟主的经费贡献。有人测算过，类似滕国这样一个方圆五十里的小国，如果采行十一而税的税率，以当年百亩最多可以供养九口之家、较坏年景下甚至难以供养五人的生产力推算其平均供养力，通算可以拥有井田21方的这样一个小国，只足以提供147个脱产人口的食粮供给。147人，大抵只够一个极其精干的小政府和一支极其单薄的小军队的容量。这样孱弱的国家机器不仅难有什么外向的野心，恐怕连维持自身的运营都成问题。即便甘心做大国的附庸，其对宗主的贡献能力也不敢高估。也就是说，扩大税收汲取率即使是在小国都成为当务之急，何况鲁国这样拥有许多盟友和附庸的地域性大国？

冉求既然做了季氏宰，就不能不涉及到为国理财之事。于是，孔子那句传承了几千年的名言，便在冉求受季氏委托向孔子征求对欲征田赋意见时，响遏行云掷地有声地掼出。孔子很反感这种贪冒无厌的行径，庄重对冉求重申周公之典：“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底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无有；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鳏寡孤疾老者，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君子之行，必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那意思是说，周公当年制礼，强调对赋役索取的适可而止，而且，一个有道的政府，应该是给予百姓的多一些，搜刮百姓的少一点。须知，百姓那并不丰裕的剩余产品毕竟是维持封国正常花销的基干财源。如果把邦本都破坏了，终将是“四海困穷，天?永终”。他有些恼怒于冉求的，是很早就已经很明确地讲授过治国理财之道而被他忘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然则冉求并不是忘却，而是无奈。季氏宰的位置决定了他在其位谋其政。更何况，少年时做过乘田、委吏的经历似乎丝毫没有对孔子的理财治税的具体操作能力产生什么帮助。除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样的大是大非，孔子并没有什么具象妥帖的建议贡献给冉求。这也让冉求根本没有办法分清理财和敛财的区别并自顾自地履行着他自以为是的本职义务。于是乎，孔子又一次对弟子采取了就业后的跟踪指导。当孔子风闻冉求在为季氏聚敛时，愤怒地号召弟子们去围攻他：“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几十年教学生涯中政事科目最为优秀的弟子仍然不能达成自己的教学标的，此时的孔子该是多么的失望啊。莫明其妙地遭遇师兄弟们的围攻，冉求又是如何地迷惘啊。

诚然，孔子的教学，一以贯之地讲求了忠恕之道、中庸之道、礼义之道，并想当然地认为将这些投入到治国实践中即可以收到应有的效果。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无论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还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或者是“行仁义，法先圣”，以及“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不曾化为具体而微的治国理财技巧。泛泛地推崇为政以德并主张黜奢、厚施和薄敛，让儒学从祖师爷那里就注定了空疏和迂阔。在特别看重现实功利的春秋战国时期，道家皈依的帝道、儒家尊奉的王道、法家崇尚的霸道、农家倡导的人道、墨家践行的犬道之间的竞争，总是法家胜出。对于儒家，历史上有很多的负面评价，司马谈论之“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汉文帝说其“繁礼饰貌，无益于治”，墨子反感它的厚葬久丧，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罕言利并反对奢侈和重敛的堂正义理，却在历代儒生中顽固而虔诚地坚守着，成为历二千余年国家治理界面下一道看似偏执拘泥却理直气壮慷慨陈词的政坛风景。

更何况，孔子以他的人格力量感动着包括冉求的一代代求学问道者。相对于老子的知难而退，孔子选择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慷慨奔赴，“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于时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道义废坏，人伦不理。于是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其教学风格中堪称循循善诱的一点，是孔子通过他对历史人物的点评，间接表达着自己着落于“施取其厚，敛从其薄”的治国理念。于尧舜，他讲“修己以安百姓”；于大禹，他慨叹于其“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于周公，他多番阐说其典其才其美；于管子，他赞颂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于子产，他景仰其君子之风：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有这么多伟大人物做镜像，冉求难入尊师法眼，也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