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倚恃王永江在东北的开拓

研究那段由各系军阀你方唱罢我登临的民国北京政府税收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系军阀的微观运筹。在很多情况下，中央政府只是一个被各地断绝了税源、财源的虚幻名号，较完整的财税实体是在地方上。因而，只从北京政府本身切入是不足以了解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税收变迁的。那些看似偏处边陲却拥有地势之利的军阀，也应该引起足够明细的关切。本文从奉系军阀这个侧面，来努力揭示这种藩镇割据态势下的税收微观。事实上，奉系军阀政治集团统治东北10余年，并多次问鼎中原，数度操持北京政权，其首领张作霖居然还爬上了北洋政府时期末代元首的宝座，比之于北洋军阀的正脉直系与皖系，毫不逊色。

一、奉系崛起

东北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单元和经济大区。首先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东北在地缘上自成一体，与关内联系仅有西南渤海湾沿岸狭长的走廊，而且又有山海关要冲可供据守。山海关既是关内防御北方的关隘，同时也是关外自成一体的关隘。张作霖多次率奉军入关，争霸中原，胜时向南挺进，败时退回关外，对方轻易不敢出关征讨。张作霖以东北为根据地，手握重兵，扼山海关天险，如同背山猛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颇占地利之优势。此外，东北这一地域单元具有资源丰富和人口密度较小的优势。在以农业经济占绝对比例的国度里，经济上优势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方面。在奉系统治的1916—1928年间，东北地区的人口、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不断增长，而且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增长比人口增长的比例大。东北地区开发较晚，与关内各省区相比人口密度小，并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发。但随着关内人口不断迁入，加上其它各种因素，东北地区的农业近代化发展较早，而且进展快成就大。东北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农场经济、规模经营、企业化生产，尤其是粮豆的商品化、专业化、区域化生产，自近代以来便形成了地方优势。在奉系统治期间，东北地区出现了人口、土地、粮食三者成正比同步增长的态势。1912年至1928年，东北净增人口1065.8万人。1914年至1930年，东东的耕地面积由1.34亿亩扩大为2.38亿亩，耕地面积净增104，667，590亩。1912年至1930年，东北地区粮食净增10，862，695吨。即每增加一口人，则扩大9.8亩耕地，多产1，182斤粮。粮食生产历来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自1921至1931年，东北地方当局和民众自办修成10条铁路,总长达1521.7公里。当时东北铁路总长度占全国铁路总长度的4/10以上，东北地区当局和民众自修铁路占全国铁路总长度的1/10以上。在奉系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的工业经济与关内各省区相比，发展也较快。以1905至1914年和1915至1924年两个9年的民族企业增设数字为例，纺织业前9年共建立了15家，后9年共设立88家；豆油业前9年共设立54家，后9年共设立75家；酿酒业前9年共设立28家，后9年共设立78家；制粉业前9年共设立2家，后9年共设立14家。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形势下,取得如此成就确实难能可贵。美国学者包华德认为“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时候,国内军阀混战的物力损失,农业、经济上的瘫痪,人力摧折,这些现象并未在满洲出现。”这些都为奉系军阀的统治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奉系军阀所具备的这种地理环境上的有利条件和充足的经济支援，是其他军阀所不具备的。这可以说是奉系军阀能够发展壮大的一种决定性因素。

在奉系统治东北的十几年里，全国其他各省多被两三个军阀或更多的军阀所占据，而每个军阀的力量又不足以控制全省,因此，军阀间争夺地盘、政权的混战此起彼伏。而奉系统治的东北，却保持相对的统一和稳定，这也使东北避免了战争的直接破坏。从1916年到1928年间，除各省小军阀之间的频繁战争外，全国性的大战有7次：1917年的反复辟战争，1918年的湖南战役，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底的郭军反奉战争，1927至1928年的奉军对抗北伐军的战争。在这7次大的战争中，由奉系扮演主要角色的有4次。而只有郭军反奉战争是在东北区域内进行的，而且时间较短。这就使东北避免了战争的直接破坏。奉系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地位及内部统治稳固等特点，使奉系能够对本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如在剿匪治安、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在吸纳外来人口、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方面；在开发矿藏、建设铁路，制定民族工业政策、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面；在投资兴办教育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当然，奉系崛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和。在理财方面建立殊功的王永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岷源出山

在由新城王树枬撰文、吉林成多禄书丹、辽阳袁金凯篆额、北平刘璞刻字、立于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三月某日的《内务总长奉天省长勋三位王公神道碑》，如此记述王永江的生平：

公姓王氏，讳永江，字岷源，原籍山东之蓬莱。始迁之祖曰国禄，服贾辽东，遂徙居金县。三传至讳兴富者，是为公之曾祖。兴富公生作霖，是为公之祖。作霖公生公父克谦，字益芝，娶邱氏，生丈夫子二人。公居长，次永潮，以优贡生朝考一等，授知县，未几，病亡。初，公与弟纪同就传昕夕攻苦，博洽群书，兄弟间自相勖勉，弱冠即以县试第一，补弟子员。旋，食饩，以岁贡起家。公风骨峻整，才力兼人，平生嗜读经世有用之书，而尤精于综核，每任一事，期于必成，无顾虑踌躇之态。初以府经，历任辽阳警察所长，仆强植弱，法成令修。总督锡公奖为全省警政第一，以防疫、劳保知事。武昌变起，海内糜沸。奉省二三不逞之徒，乘势麻起，大局岌岌不可支。总督赵公以公有应变才，调参机务，擢升知府。是岁除夕，革党陷铁岭，檄公戡之。不数日，乱定收复全城。当道伟其功，保署奉天民政司使，未就。民国初元，权兴凤道，日韩交涉之案，层见叠出。公理争舌战，不为屈挠，寻以病辞归。大总统袁公闻其名，招入京，以道尹存记。时奉省新政繁兴，需财孔急。公长于会计，檄办辽、康、牛、海榷务。既调省城税捐局，兼全省官地清丈局长，并东三省屯垦事宜。五年四月，今大元帅兼长军民两政，以奉省为神京重地，介日俄两大之间，急图自强，为保境绥民之策，乃嘱秘书长袁洁珊金铠为举通省贤豪魁杰，有为之士，各抒所长，以分职任事。袁公者，辽阳名宿，号知人，今大元帅所重者也。于是，举公及孙君百斛等数人，畀以重寄，而俾公长警务兼全省警察厅长。公躬亲校课，手订章条，以次实行，悬为世法。明年，调长奉天财政厅。先是，财政呰窳，积亏贳贷，外债至不能完其负。公至，严核税捐，刓疵栉垢，探污吏之口，出其食以输之。公并定比额多寡，以为官吏赏罚。故税捐之数，不取加于民，而取之中饱，岁增巨万。不数年，宿逋悉廓清，而粟溢于廪，钱溢于库，足兵足食，公私有余。自是，设兵工厂，大张军备，岁耗二三千万，西向以挫关内之师。连岁战争，而镶械无或缺供者，公之力也。嗣代省长，益毕诚图治，详求利弊而兴革之。而课吏尤严厉，黜贪奖廉，百废俱举。以教育为人才之本，既改创高等小学堂，定学期、学级；更建东北大学，以造成材之选；以转运之捷，首任交通，乃造奉海铁路，以收利权。又以实业为三省利源之所在，乃立纺纱厂，开煤、铁诸矿。次第举行，而司法独立，虽隶中央，近则权操省长。公建公署二十余，监狱十余，不假中央一钱。东西诸国考察监狱者，推为诸省之冠。公初受知大元帅，凡所策划，言听计从，倚之如左右手。尝欲就奉省民气财力修养生息，以成强国不拔之基。而数载以来，兵争不已，材竭民殚，时时隐忧破产，前功尽隳。十四年，特任为内务部总长，力辞不就，旋以疾归金县养疴。十六年丁卯十月九日，竟以病瘁于里第，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始任事也，人言啧啧，众谤交腾。袁公独以公为天下才，力为推挽，公亦毅然不避劳怨，负艰任重，卒成信友获上之功。惜乎！天不假年，而以不获竟行其志，其所设施，乃仅止于此也。悲夫！悲夫！大元帅闻之，痛悼累日。给治丧番银五千，派员致祭，特颁诔词，追赠勋三位，国史馆立传。即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于金县祖阡。公配曹氏，生四子，贤泌、贤湋、贤澋、贤澔。女子二，适霍、适倪。孙男二，谔廷、仁喜。袁公为经纪其丧，墓上之刻，则属树枬为铭，以昭之碑。乃铭曰：东海之滨，挺生异人。遭会旧迹，观听一新。宏为硕施，石画有伦。公制邦用，首揃财蠹。贪蠹累累，俾茹而吐。税有常程，一丝不诛。渫其负逋，富我公储。既富而教，黉舍鳞比。舟车大通。飙弛电驶。山孕川毓，有利不訾。佥曰公功，公则大惧。入之有恒，出之无度。古人有言，泉竭自中。兵祸不戢，我心则忡。见几不俟，赉志终古。千秋万祀，永閟斯土。

王永江（1871—1927年），字岷源，奉天金州人，精通《管子》之学。一日，张作霖问袁金恺：“奉天人才以谁最为出色？”袁说：“我们这些人哪一个也赶不上王岷源，只要咱们对他优礼相待，言听计从，他也能来。”张作霖自取得奉督以后，急“需有匡时之略者为之佐，”便对王“易踞为恭，以期永江能为己用。”王晋见张作霖时，张下阶趋庭，握手欢迎，因知王曾任辽阳警察局长，故任命王为全省警务处长兼警察厅长。1917年5月，王永江又代王树翰而为财政厅长。1922年，张命王永江“以财政厅长兼代奉天省长。”

1916年4月间，张作霖被任命为奉省盛武将军兼巡按使督理奉天军务，当上北洋政府任命的奉天省最高军政长官。两年以后又当东三省巡阅使，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然而,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是财政困窘，入不敷出，金融危机，商民凋敝。奉省财政困难已达顶点。“奉省岁入，初不过千万，亏累积债。”“除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当时，岁入不过千万，全恃借内外债，“以济军政各费之不足，故债累日深。”日本人乘机一再掀起“挤兑风潮”，致使奉票跌价，官银号濒临倒闭。王树翰财政金融改革失败后，此时的奉天“财政已渝于不可收拾之境，每年收入计一千四百余万元，而四年度预算应有盈余三百余万元。至决算结果不但毫无盈余且亏短五百余万元”。

王永江在奉天财改亏空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的兴革整顿就力挽危局，使奉天省摆脱了重重困难，“开东省未有之局”。到1920年末，奉省所有内外债和财政亏空已全部还清，省库尚存1100万元奉大洋结余。“东北财赋之岁增额，有如几何之累进数，库入之丰，允称奇迹”。1922年王永江任代省长当年就“更节用剔弊，岁收入增至四千万”。到了1924年，奉天财政“年余达1640万元”，奉系军阀的财政支出改革成效显著。张作霖大喜过望，说：“这实在是我梦想不到的”。从此之后，王永江“益得张作霖之倚任”。被誉为“张作霖之萧何。”在辅助张作霖的十年中，他“理财”、“聚敛”，为张作霖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奉系军阀集团中决策人物和举足轻重的要员之一。著名史学家金毓黻为他著传：“曩论近30年东北政治人才，应以永江为巨擘，以其手眼明敏，长于裁断，具有近代政治家之风度为足多也。”

三、拓广税源

王永江治理奉省，效仿管仲治齐。他认，“今日时局，能行管子之道者，尤可强国”。管子之道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扎扎实实地办事情。行管仲施政之道，王永江“博访周咨，不宁故常，创法立制，胥有精义”，对奉天省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理财之要，首重财源。王永江把目光投向了农业和工商业，并立足于从发展经济的长效机制谋求源源不断且不断增广的财税源泉。

1、涵养农业税源

（1）清丈土地

张作霖主政东北初期，奉天省工商业不甚发达，所以田赋依然是最重要的税源之一。王永江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必须考虑如何从土地方面增加税收。民国时期，奉天省土地垦殖的重点主要是各类官地和熟地进行清查丈放。王永江于1916年5月任奉天全省官地清丈局局长，同年7月兼屯垦局副局长，随即着手奉天省土地一步进行清丈和招垦；担任奉天省代省长后，更是积极办理。据统计，从1915年至1924年，奉天省共丈放内务府庄地67万余亩、陵产地7.9万亩、各王公庄田167万亩，总计240余万亩。其中1921年2478亩，

1922年17947亩，1923年11132亩，1924年112亩。清室三陵祭田官地、祭果官地等项土地约有七八十万亩，每年可收入租款二十七八万元，以为祭祀岁修之用，于1925年起也逐渐丈放。民国时期皇庄丈放，皇室仍享有利权，但浮多地亩归国有。奉天省丈放“浮多地亩可直接获有数万元之款”。在王公庄地的丈放中，奉天省更是从中攫取了大量财富。按照《查丈王公庄地办法》，“所收庄地、基地价款，以二成拨归国有，以八成收归各王公名下存款账簿，专储备领。浮多地价尽数拨归国有。”仅1924年，奉天省丈放王公庄地1242692亩，共收入王公庄地八成地价4905017元。1925年奉天省又下令将未经呈请丈放的各王公庄园“一并收为省有”。另外，1915到1924年十年间，奉天省共丈放余荒140多万亩，按照平均价格2元计算，大约285万余元。通过清丈土地，对清室遗留的官地和移民自主开发的私地进行清查，以往各县隐瞒的田亩大白于天下，据记载“中等县份一般清丈出三四十万亩，大县则更多，查出许多过去少报和未报的土地，一律核准缴纳田赋”。显然，通过清丈土地、清理浮多地亩及督促垦地升科，奉天省控制的土地数量大大增加了；由此所获得的收入更成为当时的一项大宗收入。

(2)推行移民垦殖政策

与清丈土地相呼应，王永江推行招徕移民政策。王永江拟定《移民垦殖单行章程》，由省财政拨出巨款鼓励民众去奉天省东部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开荒种田。辛亥革命时，“奉天省人口已超过1千万，每方里有150人左右，已超过山西、陕西等省。根据当时生产力水平，人口已成饱和状态。”因此，大量关内移民大都进入黑吉两省。为了吸引移民入奉，王永江尽力给移民提供优惠和方便条件。在京奉路“凡移民及其家属乘车，票价均较定章减至十分之四、五。给移民以优惠和方便条件，吸引关内人民到东北开垦荒地，以开发地方农业。王永江的移民和奖励垦荒政策，使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从1900年的450万人增加到1927年的2200万人。大片荒地被开垦耕种，进而推动了东北各项经济事业的迅速发展。民国十二年（1923年），奉天省设立垦务局，分给流民荒地农具种子，新垦驻地三年起科；1925年，奉天省在天津设置移民局，并通过《奉天省垦荒大纲》，规定移民“未到达之前，应由县政府预定地点，分饬各村长详查当地有粮之大户，先令垫借牲畜、籽种及粮食”，解决了移民后顾之忧，从而招徕了许多关内移民。关内移民给奉天省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

《奉天省垦荒大纲》的颁布，既鼓励了移民垦荒，又扩大种植面积。《奉天省垦荒大纲》界定垦荒地的范围。垦荒区域以洮南、安广、双山、镇东、开通、突泉、瞻榆、通辽、临江、长白、金川、安图、抚松等县为限。，促使人民将变荒芜的土地为耕种的田地，增加了可以使用的耕地的面积，而且实行人口迁徙，将人口密集的地域调进荒芜稀少的土地上去。使人口区域分布走向均衡化。同时，垦荒者只要是中华国籍就可以个人或合资形式拥有承领权，“以重主权”。同时荒地分成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和五等地价不等。此时的政府为鼓励人民垦荒，领户“如能于三年期满垦熟或建筑并无违误，准按所垦之荒或建筑基地劈与垦户，修房户得十分之六，原领户可得十分之四，以示激劝而促发达。”奠定了奉天省的垦荒政策的基本目标。移民奠定了东北农业的发展。美国学者薛龙即指出：“正是移民的劳动，到20世纪下半期，才使东北成为中国农业最丰产、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到民国19年（1930年）辽宁地区耕地面积已达到7115万亩，辽宁境内土地已大部分得到开发。由于招民垦荒，东三省人口迅速增加。1912年总数为1877.4万人，1917年增至2106.9万人。吉林、辽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左右，到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已经有人口三千万，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四次“闯关东”高峰。

2、培植工商实业

张作霖主政时期是东北民族工业的大发展时期。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直接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出现，荒地被开拓，移民不断涌入。此后，张作霖又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由官方经营，对于官营企业经营不善者，就转卖给民营。这既弥补了民间开采由于技术手段落后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由此，民营企业兴实业，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王永江在开源方面的重要举措是大力发展实业。他响应张作霖“扩张商业，以应时需”的号召，竭力提倡创办实业，奖励开矿，鼓励农副业生产，重视商业贸易。“据统计，1917年奉天省共有商会66个，会员5547人，为东三省之冠。奉天杂货商铺陆续增加，工厂、公司陆续成立，到1919年约有商铺3000多家。”到1918-1921年间，更是出现了“人民生活比较充裕”，“经济比较稳定”的局面。“1905年奉天的中国人商号总数为1,803户”；到1924年，已发展为6,598户；“到1931年，又增至8,000户”。据1929年《奉天通志》记载，“省城的工商业有纺织业、制油业、纸烟业、钱业、旅店业、铁店业、粮业等56行”。

（1）大力发展实业

由王永江筹划策动，张作霖于1924年1月召集东北三省军政官员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发展经济问题。会上“决定今后三个月内由三省联合集资2000万元”，一年内，十处建立官办工厂，并开发20处官有良好的采矿业。并“增加资本200万元，扩充呼兰糖业工厂、沈阳棉花厂、鸭绿江木材公司，裴（本）汐湖煤矿厂。”同时也“自行开采了鹤岗、烟台、穆陵等煤矿，并利用英国资本开采了阜新、北票等矿”。

日本于1923年3月在辽阳投资500万日元建立了“满州纺织株式会社”，生产棉织品。面对日本的如意算盘，王永江鉴于东北同胞每年需要棉布很多，认为这无疑是东北最大的财源外流。干是他决定在奉天筹建自己的纺纱厂。尽管遭到日本的阻挠，于在1923年7月建起了“奉天纺纱厂”。为了保证生产一流产品,“与日商争衡”，奉天纺纱厂所用的纺纱机、织布机以及电机等设备，均从美国购进。开设奉天纺纱厂加紧筹备，根据该厂章程规定，官商合办，开办资本450万元奉大洋，其中有250万为官股，由奉天财政厅支出，其余200万为商股，“将来将官股抽去，为一纯粹之商办之工厂。”奉天总商会和各县采取摊派办法强制征募，到1924年5月，共募得商股19984股，其中东三省官银号为3389股、加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奉天储蓄会的股额，共为6173股，张作霖等也是该厂的大股东，真正商股不多。1920年在省城小西边门外商埠北市场开始创办，厂区占地280余亩，车间厂房600余间，是当时东北最大的纺纱厂。从效益上看，1923年底纯益利润奉大洋300,414.11元，1924年纯益利润增至奉大洋560,344元，1925年纯利奉大洋143万4千8百余元，1926年纯利奉大洋166万7千4百余元，1929年共获纯益奉大洋52,612,62.82元，“其利之厚，可以推知”。奉天纱厂开创了利用本地资源优势成功开办企业的模式，成为东北民族工业兴起的重要标志。

王永江代省长期间，于1922年9月制定和须布了“实业考成现则”，规定各县知事每六个月造其一次报告书，汇报该县创办实业的成绩，然后由省派员实地勘查一次，这一措施从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地方创办实业的作用。在王永江大力扶特下，奉省的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1921年至1926年间，奉天创办的官办、私营企业共400多家，包括纺织、缫丝、电力、矿业、制铁、车辆、皮革、烟草、窑业、榨油、制米、酿酒、木材加工、火染、印剧、肥皂等工业。其中比较大的企业有于1922年成立的拥资奉大洋25万元的八王寺汽水公司，拥资奉大洋15万元的惠临火柴公司，1923年成立的拥资奉大洋10万元的肇新窑业公司，1924年成立的拥资41万多元的大亨铁工厂。

火柴行业一向是日资占居主导地位，故而火柴有“洋火”之称。在王永江的鼓励下，民族资本家张惠霖以日金18万元收购日本东亚磷寸会社，在奉天皇寺后身设立惠临火柴厂。扩大生产规模，年产火柴3万多箱投入市场，由于产品质优价廉，很受国人欢迎，生意十分红火，致使进口火柴从1921年的48564箱锐减到1925年945箱，基本上把日本火柴出了奉天市场。

王永江所建的小型企业也取得一些成就。如纯益缫丝公司，系官办之缴织工业。成立于1920年年，资本共国币二十五万元。厂址在沈阳大北关钦差府胡同。主要制造品为花素绸及纯丝。“所织花素绸,质坚耐久。品质在舶来品以上。”而且物美价廉,“颇为一般人所乐用”。“纯丝出口售于日本，为本地出口大宗之一，换回利权不少。”

当时，日本饮料大量涌入奉天市场，在王永江的支持下，奉天八王寺饮料公司成立。该厂年生产能力汽水10多万箱、啤酒10万箱、酱油1000万斤。为唤醒群众意识，提倡国货，采用“金铎”为商标。

在王永江的一系列政策下，奉天省实业生机勃勃，东兴染织公司、东大工厂、京奉铁路奉天工厂、营口火柴厂等民族实业相继建厂投产。

因为实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使奉天省税收不断攀升。据《奉天通志》记载：1925年征收矿区税为3.5万余元，抚顺、烟台两煤矿出井煤税为52.9万余元，烟税、酒税为354.2万元。

（2）发展军事工业

自民国后，各类新型工业建筑陆续兴建，到20年代已初具规模，主要工业建筑有奉系军阀和民族资本家在大东、沈海、惠工、塔湾、商埠地等投资兴建的，如建于1928年的大亨铁工厂(今沈阳矿山机器厂)，建于1927年的奉天迫击炮厂，建于1917年的奉天陆军被服厂(今沈阳3505厂)，建于1921年的东三省兵工厂（今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等。其中东三省兵工厂成为东北地区民族资本创办的最大的军事建筑。奉天粮袜厂和被服厂的建立使奉军的粮食、被服、装具等得到统一供应，奉军后勤供应充足及时，财政和后勤保障为作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三省兵工厂自1919年初建，逐年扩大规模，总产量日益增大，到1925年兵工厂规模已扩建为八厂、四处，还设有统计委员会、兵工学校、兵工医院等17个单位。全厂工人约3万人以上，“每年可产制七五生的野炮200门，12、15生的重炮100门，每月可产制一三式步枪1000支，每日夜可造步枪子弹40万发”。日本人称“中国在奉天建造了号称‘东方第一’的兵工厂。”“据说这兵工厂比日本兵工厂约大一倍以上”。另一个重要的兵工厂是奉天迫击炮厂，主要生产迫击炮、炮弹等重型武器和炮弹附属品，月产迫击炮80门，炮弹4万发，迫击炮的生产，使奉军军事实力大大增强。

（3）建设商业市场

为了激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王永江决心在商埠地中，辟建南、北市场，使之与城内繁华中街互为鼎足之势，遥相呼应。在商埠地南部辟建市场，称为南市场。殷商巨贾趋之若鹜，竞相抢购宝地做生意，市场迅速形成规模。市场内小本商户居多，且以服务业、饮食业为主。这里有当时著名的东北大戏院，商埠大舞台；有曾享盛誉奉天的商埠楼、鹿鸣春、新德馨和厚得福4家饭店，还有众多的小吃店；有服务周到的第一池和星罗棋布的丝房、杂货铺、鲜果店、照相馆……其中规模较大的商家有（英商）老晋隆洋行、公兴五金行等。

其后，王永江又在商埠地北部，辟建北市场，延续到l921年末才陆续建成。这个地区到1927年，已发展到40个行业，包括商业、饮食、服务、修理业等l369户，总资本奉洋352万元。有大中型京洋杂货商号67户，当铺2户，金店2户，钱庄l0户，诊所药房25户，钟表业l7户；下杂货业121户，米面铺44户，酒店油坊l7户，肉菜铺72户，澡塘5户，戏院茶社l0户，其他行业937户。北市场成了一块地地道道的杂巴地。在王永江任省长时期，奉天各地均有特色经营的商号，如老天合、益记洋行、老诚谦、天兴信、同协利等商号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声誉，并且在这一时期，奉省的商业兴旺势态一直持续发展。

进入1920年代，随着经济开发步伐的加快，沈阳地区的商业有了进—步的发展。沈阳在1920年3月开始有了交易保证所，商户的数量也迅速增加，1924年沈阳市区商户已达6,598户。而且有83％是民国以来从业的。到“九?一八”前又增至1.4万多户，有各种市场14处，其中民族商业占据了多数，并形成了最繁华的四平街。在奉系军阀主政期间，各商号争先在中街投资兴业，峻大茶庄、洪顺盛、洪顺茂、老天合丝房、天益堂中药房、大德生、谦祥恒、谦祥泰、裕泰盛、同义合、瑞林祥、内金生鞋店、内宾生、内联生、兴顺东、兴顺西、吉顺昌丝房、吉顺洪丝房、吉顺通丝房、朝阳新金店、萃华新金店、利民商场、泰和商店等是四平街以至关内外都知名的大商号，经营百货、绸缎、鞋帽、服装等多种商品。

东北自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各种建设，飞跃进步，凌驾关内各省之上。”这同王永江的诸多有力措施是分不开的。1920年至1927年，东北以大豆为主的外贸历年都处于出超地位，这8年出超额高达54600万两白银(海关两)，仅1927年出超额就达l3200万海关两。东三省可称富甲天下，官府和商民（士绅）积累相当数量的财富。以对外贸易为例,其指数如1918年为100,1923年增到236,1928年又增到440。从1903年到1930年的28年中,中国其他地区对外贸易额仅增3倍多,而东北则增加30倍。若以人均贸易额对比,东北是中国其他地区的3倍。由于经济有了发展，税收也就自然有了保障。

四、改善环境

王永江的眼光是远大的，他在改善生产生活同时也是理财环境方面下了许多功夫。

（1）加强市政建设

1920年代是沈阳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沈阳从市政公所设立开始，到“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已完成了从消费性城市向生产城市、工商都会城市的过渡。沈阳建成区面积已发展到40平方千米。1929年，全市人口（仅中国人）已达到32.86万人。至“九一八”事变，沈阳人口56.22万人（其中日本人1.9万人）。工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有纺织、印染、铁工、印刷、碾米、榨油、食品等工厂574家。农村耕地已有340万亩，粮食总产达5.5万吨。商号、店铺达万余家，各种市场有14处，买卖兴隆，交易十分活跃，金融业也相当发达，流通的中外货币就有15种以上，沈阳已经成为一座占地很大、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经济发达的大都会，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除生产实业以外，又扩充公用事业，如电力公司自1923年至1927年有20所中国人经营的电力公司先后设立，其中有公营的也有民营的。东北三省1916年日本人有十三个电力公司，中国人有五个，第二年日本人新建了五个，1918年中国人又创办了五个，此后，1923－1927年中国人新建了二十二个电力公司，每年建三至五个，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在内。这种产业的迅速发展，使中日产业在哈尔滨、奉天城、长春、安东、四平、海城等城市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2）兴建铁路事业

张作霖父子主政东北时期，北有中东铁路，南有南满铁路，但都由俄国人和日本人控制，他们真正掌握着东北铁路运输的动脉。1922年以前，东北没有财政和管理上的独立的铁路，所以“中国在满洲，仅存名义上之主权。北京尸其名，东京享其实。”张氏父子始终遵循着建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力争收回路权为宗旨，并为实现这一宗旨而不懈努力。

为打破日本人对东北铁路的垄断，早在1919年，省长永江就拟定了自筑铁路计划。1922年，“大元帅张作霖氏鉴于借款代筹铁路，损害国权之非计，特采用王永江所规定之东北铁路大计划。”1924年王永江积极说服张作霖，成立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对东北铁路、交通、电信等事业进行统一管理。王永江亲自担任会长，开始筹建东北铁路网。创建奉海铁路：自奉省至海龙，中经西安（辽源）、西丰等地皆奉省的大豆产地。同时，他又筹建吉海（吉林至海龙）、打通（打虎山至通辽）等铁路，并计划着手修建东北两大干线：一是从葫芦岛经由齐齐哈尔至瑷珲的西部干线；一是联系京奉路，经由海龙、吉林至佳木斯的东部干线；还计划筹建葫芦岛港，以此为吞吐港，并疏浚营口港，测量鸭绿江口的大东港等，并在南满铁路沿卡征收货物税。通过自建铁路，把东三省及内蒙古贯通起来，以自建铁路形成路上长城，阻止日本利用“满铁”对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

1925年5月间，“官商合办奉海铁路公司在奉天省城八王寺正式设立，王镜寰任总理，陈树堂任技术长。资本暂定为奉大洋2000万元（当时折现大洋1250万元），官商各半，每股奉大洋100元，计20万股。公司保证股东利益，每年付股本利息6厘，包含向商民借款筑路性质。官股由省财政厅投资，商股由商民投资，委托东三省官银号总号及各地分号、各县银行和机关团体向商民募集。东北银行1660股、东边实业1108股、奉天总商会1241股、海城地方储蓄会560股、抚顺大同储蓄会1241股、中国银行2916股、商业银行885股、黑龙江官银号583股、公济平市钱号为594股、沈阳储蓄会798股、海城农商储蓄会700股、安东地方储蓄会580股、开原公款处700股，其它如牛庄、营口、辽阳、盖平、本溪、通化、海龙、通辽、怀德等地区都投股200份以上。奉海铁路是自建自营的省有铁路，不用外国资本。公司章程明确规定“入股者以本国籍人民为限，公司股票为记名式有价证券，股票可在中国人之间转让，不准转让或抵押给外国人”。

奉海铁路于1925年7月破土动工，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克服许多困难，共建筑大小木桥178座，钢筋混凝土拱桥、平桥50座。老虎岭及西岭山西隧道，共长约495米，是工程中最艰难之处。该工程原定3年，结果提前数月完成任务，并于1927年8月正式通车。由于建筑迅速、费用较低，提高了东北人民自办铁路的民族自信心。接着沿该铁路往北又建筑吉海铁路（吉林永吉一一海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属于中国自建的铁路己达1344．3公里。据史料记载，1921年东北地区的自有铁路只有58公里，10年过后即20年代末，已经增加了20多倍。王永江在发展东北交通事业上功不可没。在东北自建铁路中，奉海铁路获利润最多。奉海铁路1926年平均每营业千米收入为79元，1929年即提高到319元；1926年总计进款235,899,0元，1929年即提高到520,634,7元。

（3）营造金融中心

努力营造东北金融中心，以实现“财团发展而后资金方能流通”的计划，也是王永江的心血之作。

东三省官银号资本总额沈平银60万两，全部由奉天省出资，总办周克昌，总经理杨宝云。1912年行省制撤销后，东三省官银号由钟楼南迁至北大门里公议商局旧址。1915——1916年，官银号一度比较兴旺，后因政府垫款，票量发行过多，奉票逐渐贬值。1916年以后，该号改奉大洋为本位币，1917年12月20日，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批准，东三省官银号资本由沈平银60万两换算成大银元（奉大洋）81.2万余元，1918年12月，奉天省政府出资追加至奉大洋100万元，至1923年4月，官银号资本已增至奉大洋500万元。1924年，为统一东三省货币，将奉天兴业银行并入东三省宫银号，资本额达奉大洋2,000万元，官银号成为东北最大的金融机构。截止1929年，官银号在盖平、新立屯、辽中、新宾、绥中、法库、八面城、开原、大连、田庄台、长春、公主岭、西安（今辽源）、西丰、东丰、四平、辉南、通辽、吉林、齐齐哈尔、辑安、延吉、开通、双城、一面坡、黑河等地设有80处分号，东三省官银号逐步成为东北的中心银行。

新东三省官银号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最大的银行，无论资本金还是经营规模，其综合实力已达到了全盛时期。它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增加货币发行，支持奉系军阀征战。第一次直奉战争耗费1000万元军费，几乎耗尽了奉省省库的积存，且奉军败北。战后的张作霖疯狂进行扩军备战，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及郭松龄反奉期间，军费支出惊人。1922－1924年军费支出额分占各年财政总支出79.85%﹑81.45%和78.37%。庞大的军费支出需财政充分支持，依靠较高的税赋征收比率是无法满足需要的，最适宜的方法就是大量增发纸币

。1919年底，奉票发行总额不到1300万元，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增至3600万元；1924年3月增至5150万元，到11月末增为1.95亿元，仅8个月增加近3倍，纸币发行的速度是官银号创办以来未有的。1926年，奉省财政厅为整理奉票抑制其贬值，决定发行“东三省整理金融公债”，额度为现大洋2000万元，用于收回奉票。奉大洋二元折作现洋一元收回，付息六厘，三年内付息后，分五年还本，计划可收回奉大洋1亿元。2000万元债券由东三省官银号分摊300万元，列发行公债的各行号之首。

边业银行是当时沈阳的第二家规模较大的华资银行。1920年成立于库伦，有资本100万元大洋，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由张作霖接办。1925年经北京财政部批准，边业银行迁至天津重建，总行设在天津，总行设总裁、总理、协理各1人，总裁为彭贤，总理为姜德春，协理为梁文彬。边业银行1925年4月10日重新开业时，资本总额定为1,000万元，实收520万元，另外还有5万元虚股，而张作霖一家就出资500万元，名义上为官商合办，实系张作霖独家投资，为张家机关银行。边业银行先后在北京、济南、上海、张家口、奉天、哈尔滨等地设立分行。1926年7月l日，奉天分行正式改为总行，又在东北各大中城市设立29处分支行处。边业银行于1925年发行哈大洋票1,070万元；于1926年5月开始发行拾元、伍元和壹元券，发行额为1,250万元；10月发行新纸币300万元；1928年5月发行现大洋票；1930年发行壹元、伍元、拾元、伍拾元券和壹角、贰角及伍角券，发行额为800万元。边业银行的业务，除享有发行钞票特权外，其它业务与一般商业银行相同。它的收益所得，主要是依靠雄厚的资本发行的钞票，以及在各种放款上的利息收入、在汇兑调拨款上的手续费等，此外还兼营土特产。边业银行从1925重新开业，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纯益最高额达到300万元左右。边业银行是奉系官僚资本的支柱，1931年随着奉系军阀退出历史舞台，边业银行也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

五、将相失和

在奉系内部，有主战争和主建设两派。在国内形势较差时，张作霖会选择让王永江放手内政，扩充实力；可在关内出现有利战机时，主战派的杨宇霆们便会跃跃欲试，浑不顾奉天及东三省的实际支撑能力。当两派发生严重冲突时，张作霖与王永江的失和在所难免。

东北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接连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反奉等事件，兵连祸结，耗资巨大，致使王永江多年的苦心积蓄挥霍一空，就是将所有能够加征的赋税再行增加也难以填平这样一笔笔巨额开支。因为军费所占额度太大，王永江的内修政理理想总也没有机会实现。他提出的“五大政策”即即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澄清吏治、扩大交通、鼓励屯垦等“根本之图”，因为缺乏资金支持而限于困局。

民国初年，奉省的军费，大约为440万元。张作霖督奉后，军费增加了。1916年奉省军费大约611万元。1917年，奉省总收入1000万元，军费花掉800万，占80%。1918年，奉军第一次入关，奉省军费增至奉大洋950万元。1919年，奉省军费912万。1918年度陆军费占奉天省财政支出的65.83%，翌年则占72.59%。”1921年，奉张以“征蒙”名义从北京索得500万，奉省另外支出军费859万（两者之和为1359万)。1922年，奉军第三次入关，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奉省这年的军费超过3000万。自王永江1917年5月掌管奉省财政以来，四年来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1100多万都花光了。19232年奉省军费却为2024万，占奉省总收入的81%。”如果把吉黑两省的军费加上，这年三省军费总计3628万。“1923年奉天的军费支出每月增至170万元。仅第二次奉直战争，就向三省人民摊派4800万元。”1924年，奉军第四次入关，“据外籍新闻调查报道约计奉大洋1.5亿元”，是奉省总收入的4倍，大大地透支了。本年春天负担军费预算为13,988,098元，占省政府预算总额的78.8%。1925年，军费总计5100万，大大地透支。是年，吉省总收入的97.3%用于军费支出，黑省则是113.3%。“以后几年，军费支出少则5000万，多则9000万，支出最少的年份，将财政收入全部填充军费，尚不及半数。”1926年，奉军第五次入关，是年军费7032万元，占岁支出总数的95%。吉、黑两省略低于奉天”。1927年为9000万，1928年上半年军费“并无稍减”。“每月军费约需现洋750万元，每年约需9000万元。但政府并无此款，币制很难维持，金融紧迫万分”。1927年冬，刘尚清接任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商妥由东北各省区分摊，仍凑不足，只好设立临时筹济局，用贩卖与种植鸦片、发彩票等办法筹收军费。这样的情况下，张作霖不得不把省库里的大部分硬币运到其统治区之外的战区充作军费,因奉票在那里一文不值。所以，东北三省出现了货币贬值、工业企业倒闭和商业全面萧条的现象。

王永江曾经苦口婆心地劝说张作霖与杨宇霆：“土地之广，资源之富，均超越欧洲舍苏俄外的任何大国。故东北为求生存于强邻舰靓之下，亟宜保境安民，埋头建设。”1922年7月，王致信杨说：“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且适足腾笑列国。虽据全胜，亦不过取列强之一嗤，不足于称豪于一时，反足以遗害国家而已……当极力主张缩减军备，共图文化。”他又劝张：“我们何必去参加内战呢？如专心实修内政，把东北治理好，富强起来之时，我们不用去打，他们自然来投我们，地盘可以不扩自张，何必急在一时呢！”王说：“管仲治国三十年，始用一兵。燕昭礼士十九年，仅乃报齐。”王提醒打短平快的危险：“即使军备增至数十倍，兵工厂增至数百倍……而财富耗竭，奉票废纸，人民破产，不待人来攻，而奉省已不能自为生活矣！”“不忍视将军之投荆棘,人民之陷于水火,唯有匿迹销声,不问世事而已。”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张作霖并未见好收兵，而且乘胜穷追，到处抢占地盘，陆军经费支出就达一亿多元，占全年总支出的89％，导致东北地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在大连养病期间，王永江给张作霖的干将杨宇霆写信，指出：“将来不待外力来侵，已成自杀之策，其危险视外力来迫相等，此岂图存之道！恐不过一年后，即自索于枯鱼之肆矣！不速图挽救，危险即在目前。”

1926年1月，在奉系高层的军政会议上，王永江痛陈财政危机的现状：杨宇霆督办的兵工厂，一年的经费即达2300万元，常年的军费1800万元，老帅每年的特支费1000万元，这三项合在一起，已达5100万元，而奉省当时全年的收入才3300多万元，赋税已再无增加之余地，如果继续滥发奉票，无异于甘取“自杀之道”。王永江恳切提出了革新军政的方案：“必须抛弃历来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向关内染指，努力维持东三省的治安，以谋恢复生产，充实内政。为此，应将兵工厂缩小十分之四，以其十分之六振兴商业、工业、交通和教育等事业，另外，军队要减少到三个师至四个师，废除张作霖个人的特支费”，等等。

王的“彻底改革方针”遭遇了张作霖的完全拒绝。他只好选择辞职。在《威福说》一文中，王永江抱怨张作霖“竟悍然无所顾恤，致郡县荒虚，四畴芜旷，商工凋敝，丁役流亡。又复征发箕敛，在加无已。”“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不思营业，不营业益窘，益窘则不乐生。”在辞职书中他再次阐明自己发展经济的观点，“夫金融、财政为万化之母，仅凭此有限之财力，专精致志，以经营之，犹非数十年难以尽举”。对于张作霖“备兵自卫，与逞争雄，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的做法，他指出其后果只能是“利害相反，将自投荆棘之中”。在军费支出问题上，王永江认为，“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大政，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张作霖在复王永江电中虽表示，“乃可从长计议，不难一致商洽”，却未能在具体的军费支出问题上做出让步。王永江再致张作霖，“今日关于军事之繁费，皆不论有无，随便自官银行支取，是以金融素滥，财政亦无从整理”。虽然王永江与张作霖之间的矛盾极深，但他对张作霖依然抱有幻想，“若将军能幡然改计，永江虽竭尽驽钝，死而后已，又何所辞”。

1927年11月1日，带着斗志未酬的遗憾，被后来傅斯年列作《循良传》第一的王永江，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也将奉系军阀逼向了理财无人的尴尬境地。

2016年4月4——10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