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特稿:缅怀那些依然活在财税史著述里的故人

渥庐按：2005年前后，我再度回归从二十年前的大学时代就已经上心的税史研究。在检视民国以来的税史学著述时，我与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前辈相遇，并同他们缔结了基于他们的文字而展开的心灵之交。2009年，我在《大任斯人——中国税史人物评传》中为他们画了一个群像，就是这篇《与税史学前辈作隔世倾谈》。有意思的是，未必与此文直接相关，从那之后的十年里，先后有崔敬伯先生、朱偰先生、胡善恒先生、杨联陞先生、徐世矩先生的后人与我取得了联系。2013年，我甚至受命为崔敬伯《中国财政文丛》撰写导言、试作《崔敬伯年谱》。与隔世的税史学前辈们做倾心交谈，淡化了红尘俗气而强化了论学静气，是让我很受用的一份自得情趣。今年，我又先后写出了《杨联陞：建构汉学书评的作业标准——兼说《汉学书评》《杨联陞别传》》《徐世矩：一个基层专管员的冲天逆袭》，并准备把这样的命题形式贯穿为一个系列，以附会、呼应那些依然活在财税史著述里的“故人”。

2019年4月3日

用历史的眼光去看，活着的人总是微不足道的，而只有那些因生前的德行、事功、著述而延展了生命长度的“故人”才有望“超凡入圣”。因为总是会把一生中最好的状态和形象抽象、凝聚、定格在那些可以传留后世的细节中，逝者虽然肉体消亡，却在精神的层面上获得了再生。这也可以导出下一个结论：一个在生前没有赢得什么争议的人是没有多少生命质量的，他过得太平淡、太乏味、太本分、太中庸、太实际、太明哲保身以至于丧失了更宽阔界面里的可读性了；一个在其身后没有留下可供后辈（尤其是与其没有血缘、师承等关系的后辈）作隔世垂吊和神往的人也是无趣的，因为他可能将自己的过分专注和享乐投入在了尘世而忽略了把人生的风采定影给来世。出于这样的认知，也为了获得一个相对超脱、中立、高雅、静谧、纯粹、没有功利目的和门户之见的交流气氛，我更愿意与为历史留下了丰富学术、思想或精神财富的已故前辈们作隔世的倾谈。所谓“论学不因生死隔”，曾经对税史学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一些名家，我甚至愿意单方面地视之为我涉入税史领域的“忘年交”。

一、憾事

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赋税史这类既冷僻又狭窄的专门史，铁定是一份清苦孤寂的差使。如果没有“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淡定和安恬，恐怕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尽管这样淡出于主流视野之外的清苦劳作足以让每一个坚守者细细打磨自己的传世之作并因而可以保证交出一卷相当经得住考验的作品来，可后学者在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的成果时还是免不了生出一分奢望：如此鸿篇巨制的主人，为什么不能在著作之余多上一点闲情逸致，从严肃的话题中界面地荡开去，多说自己两句呢？如果每个大师偶尔地说上几句“多余的话”，后人不也可以有更大的把握丰满一下这些偶像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么？

然则，许多大师级人物就是那样的刻板，似乎偶一提及自己便有离题之嫌进而影响了自己那些著作得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神圣。除了如陈寅恪、朱偰这样本就有着相当好的文史底子而又颇具俏皮和雅兴的诗者，我特别遗憾地看到：有多少位前辈甚至只有他们所著的书皮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再没有留下什么足以让后学描摹其个人形象的其他影子。

曾经听闻过官场上可以让自己飞黄腾达的三条缺一不可的路径：一是自己确实很“行”，二是确实有人认为自己很“行”，三是认为自己很行的那个人也十分地“行”。而对税史学界的诸多前辈，我也发现能够让他们在死后多年仍然可以很清晰、很饱满地活在人们心中和脑海中的三条法门是：一是他自己确实留下了可以证明自己很行的著述，二是他个人有着足够多的从不同侧面反映过自己很行的文字和事迹资料；三是他的后人和后辈中，确实有着不仅坚信他们的长辈或师尊很行而且执着地致力于让很行的这些长辈或师尊以文集、纪念文字、传记、遗著等方式再生的心思和行动。

相比于基本上只留下了一部为人们广泛引用着的《中国厘金史》的罗玉东而言，有着强大实力的弟子群的梁方仲和有着执着理念的子孙的朱偰就给后人留下了更具故事感的大师形象。相对于只以一部被评价为“二十年代以后最好的财政史著作”的粟寄沧而言，还以诗集、游记等闲情逸致点缀了自己人生的崔敬伯、贾士毅们就更方便被后人索引。

当我本人怀了莫大的敬仰和好奇，准备对税史学做出过较出色学术贡献的过世前辈们作一个整体性的“排查”时，我有了上面的感叹。不过，我仍然十分不愿意让他们只是停留在“名以书传”的这一局限上，我尝试着，努力着，搜寻着，希望尽我所能地让前辈们的名字变得更加丰满起来。

二、团体

从功利性标的去看，当年汤象龙们所建立的那个“史学研究会”和陶希圣的“食货派”拥有着相当密度的税史学者群。因为这个团体都是在1934年诞生的，我们甚至有理由将这一年定为“中国经济史元年”。

1934年由汤象龙同志和吴晗等发起成立的小小“史学研究会”，第一批会员只有十人，所以也称为“十人史学小组”。又因为参加者多为清华大学的青年学者，所以又称“清华史学研究会”。在这十人中包括编过《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的汤象龙先生、考古学专家夏鼐、中国近代史专家孙毓棠、《中国厘金史》的作者罗玉东、研究中国近代盐政史的刘隽，东欧史专家朱庆永、明代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明史专家吴晗、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隋唐史专家谷霁光。这十人中的至少半数有过税史方面的著述，罗玉东、梁方仲二人尤其是税史学方面的大师。

因为在政治上首鼠两端而被称为“投机文人”，因为高陶事件而被呼为“汉奸”，后来又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中名列第41位的陶希圣，在其三十年代的学术生涯中却是有着重大的影响的。郭湛波在1935年称之为“中国近世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的人物，顾颉刚则认为他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他所创立的“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走上依据历史资料以来每一时代的经济结构及其演变的轨道”，李根蟠认为其“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食货》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一个人就发表了四十五篇，其所独立完成的《西汉经济史》、与武仙卿合著的《南北朝经济史》、与鞠清远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奠定了他在社会经济史和赋税史上的强势地位。在《食货》旗下，汇集了当时颇具研究能力的一些经济史学者如王宜昌、梁园东、马乘风和特具名家潜力的年轻人如武仙卿、鞠清远、沈巨尘、连士升、全汉升、吕振羽、傅衣凌、马非百、齐思和、周一良、李文治、王毓铨、杨联升、何兹全等人，蔚然而成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在陶氏弟子中，曾为十九路军少校参谋后来留洋学习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朱伯康，以他的两卷本《中国经济史》为诸多后学受益。我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两卷书是我所购经济社会史类图书较早的，书间布满了我的圈圈点点，可算是我与这位陶氏门人的手谈。

在陶氏再传弟子中，王业键则是税史领域相当有建树的一个。他的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中华帝国的田赋，1750-1911）一书虽然在2009年前还没有译介到大陆来，却已经是行内人广为征引的一部重要文献。

三、通史

1、马寅初（1882-1982）

百岁老人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虽然关注现实重于关心历史——比如提出建立战时税收制度，主张从速开征所得税、战时过分利得税、临时财产税等——可其中也确实有着相当数量的税史篇幅。这位从三十三岁（1915年）起就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并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的老资格学者对民国时期的税收制度变迁有着亲身的经历甚至有拟议之功，所以他的此书也可以视为一卷《民国税收史》来对待。尽管因为更多的是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其实际的立法能力曾经被宁恩承所质疑过，可从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力而言，马先生的著述远比宁氏的事功显得突出。当人们已经忽略或淡忘了谁是中国所得税的“发明”人的时候，马寅初的财政学著作则产生了相对长时间的辐射。

2、陈登原(1900～1974)

2003年，我曾经以四十元的价格购得了陈登原出版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中国田赋史》，回忆当时场景，简直是如获至宝，手不释卷。为了了纪念得到此书，我在写《税收脉络》时还曾经“特意”加以引证。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位历史学者，写过很有影响的四卷本《国史旧闻》，未曾想到他还有关于赋税方面的著述，甚觉新鲜。后来去网上查他的资料，看到他既研究“离地度”很高的哲学，出版过《荀子哲学》、《颜习斋哲学思想述》，又研究土地，出版过《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田制丛考》《中国地赋丛钞》、《古今典籍聚散考》等书，而且还写过如《天一阁藏书考》、《海源阁藏书考》、《唐人故事诗》、《词林佳话》、《金圣叹传》、《中国文化史》、《国名疏故》等书，看来真得象他自己所言讲的那样“先博后专”、“能成通才始能成专家”。陈先生论史“以事为经，以时为纬”、“贵因”、“贵果”、“贵近”、“辩证”、“用古必用原文”等心得，提示了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而他在治史中“非常关注作为历史主体人的地位、处境和情感”的特点，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

然则对于陈先生所自信的“无一字无出处”，罗玉东、梁方仲都曾质疑过。对于他反驳罗玉东所谓要用甲骨文对其证伪他才心服的话，梁文仲则很不客气地斥责过。不过，陈先生后来之遭遇不适晚景，似也与他一生孤介，无意交游而专心学问有关。先生曾经以“宁存狷洁留僧壁，不伴朱红上女唇”的态度拒绝为官，其性格之强悍断然可见。

3、刘不同（1906—1968）

著有《中国财政史》、《租税论丛》的刘不同确实与其他的一些财税史前辈有些不同。不仅仅他的绰号“刘大炮”很让人感受到来自他的性格上的某种劲道，即使是人生路径也很特别。生于辽宁庄河并从烟台益文商专毕业的人，在学校就加入了国民党，后来还进了黄埔军校。在经历了十年系党务工作后来了一个一百多度的转弯：改行研究财政。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院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国民党财政部专门委员，1943年后正式转入学界，先是在复旦大学任副教授，后来为上海法学院万县分院教授。抗战胜利后，为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在做了知识分子后，反骨增生，开始激烈抨击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的言论与文章，鼓吹第三条道路，以致在1949年5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下令通辑。勇于对自己所到致力的事业一次次说“不”，这位“刘大炮”果然不凡。解放后为西北大学教授的他在1958年再次病从口入，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又遭迫害而病死狱中。品读这样一位火气十足的学者所写的税史著作，我辈倒是轻易不会发困。

4、胡善恒（1897——1964）

著有《赋税论》、《中国历代八大理财家》的胡善恒1924至1927年就去了伦敦经济学院，跟随拉斯基读书，可以说是崔敬伯的师兄。据说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是除牛津、剑桥以外英国最好的大学，他所在的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部是英国经济学主要的研究中心之一。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在财政学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因为经历过这样名校名师的点拨，胡善恒才有足够的资格和锐气对民国财政评头论足，一个被他儿子说成是“非常低调做学问的人”能够得出“中央财政极为困难，财政部之参赞帷幄者，只知道拿出北京政府时代理财的旧法宝，以谋收入，毫无学职，而不知道用此项力量，开发新的税源，当时财政之困难，实由于无理财之人才者，于此可见一斑”这样立论鲜明的结论，不能不得自于他在财政方面的研发心得。胡先生后来又做了湖南省财政厅长和重庆政府行政院会计长和主计处处局副局长，编过从43年到47年5年包括各个省和各个部门在内的全国预算，有足够的机会将财政理论用于实际财政问题去检验，大大增加了他在财政学方面的素养，这对他的研究和教学都大有益处。在湖南和平起义中，胡善恒是十八个通电署名人之一。解放后他做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及中南财政部的专员。后来到了湖北财经学院教书，也是在这里被打成了右派。虽然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人们都经历了非人的生活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从如今看来，那时没有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反而表现为学问和人生上的乏善可陈。这也算是历史的辩证法吧。

5、吴兆莘（1901～1978）：

在上个世纪出版的《中国税制史》中，发行量或引用量居于相当靠前位置的应该就是吴兆莘的那一本。我个人曾经不只一轮地参考过他的这本书，还有那部在财政金融史领域可称重要文献的《中国财政金融年表》。对于这样一个得到高点击的人，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找见关于他的一些人生回顾。可我后来还是失望于关于他的资料太少，又是一位基本上只凭了他的书而张显声名的人。民国15年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后来肯定是脱党了，因为他的党内履历自从民国17年任东阳县委书记在9月被捕（经营救出狱）后便戛然而止。此后便是在学界的经历了：民国24年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后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法学部；民国26年归国，受聘于暨南、英士、厦门大学任教授、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沈阳东北行政学院、厦门大学教授。我判断其脱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如果他后来继续为党工作，则他的履历绝对不会这样简单，而他的“影响力”也不至于小到只留下这样通常只反映在人事档案中的一小段文字。不过，让我辈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书很能证明他的价值，因为那是需要百千后人严格检视和挑剔然后才能体现在脚注或参考文献中的实实在在的硬功夫。

6、刘秉麟（1891-1956）：

有一次，同事在网上发现了一本《中国财政小史》问我要不要，当时因为对刘秉麟其人还没有什么了解，只听了“小史”二字便觉不会有多大的参考价值而没有接受。可是后来，了解了一些这位专于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财政史的学者的一些情况，心下大觉遗憾。再去网上寻找，那本书已经落入他人之手。这让越来越对民国财税类著作产生莫大兴趣的我望眼欲穿。好在后来武汉大学一口气出版了多位教授的旧著或遗著，这本《中国财政小史》终于摆上了我的案头。

刘秉麟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18年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员，在李大钊的直接教育下，开始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表了《马克思传略》、《劳动问题是什么?》等文章。毛泽东也曾经李大钊介绍做过一段时间的北大图书馆员，想必读到过刘先生的这些文章。可在这么近便的条件下刘秉麟并没有加入后来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可能也与他1920年出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研究员班有关。1925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后担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授兼商学院院长、上海商务印书馆任主任编辑。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便一直在武汉大学任教授，并多次代理校务。刘秉麟一生著、译、编了大量文字，如《经济学原理》、《中国租税史略》、《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外债史稿》、《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中国财政小史》、马歇尔《分配论》、《各国社会运动史》、《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史》、《李嘉图经济学说及传记》、《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及传记》、《李士特经济学说及传记》、亚当·斯密所著《财政学大纲》、百科小丛书《理嘉图》、《亚当·斯密》、《李士特》、《公民经济》和《俄罗斯经济状况》等。与马寅初等的情况类似，刘秉麟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财政、税收等问题，因而具有从宏观视野研究财税问题的学者们所共通的优势和局限。

7、朱偰（1907－1968）

我从很早就开始注意朱偰此人，我甚至曾经想过想出一部《朱偰评传》。我所心仪于他的，并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写过几部税收方面的著作（如《中国租税问题》、《中国战时税制》、《所得税发达史》、《生活最低限度与累进税》、《关税讲义》及手稿《新收入论》等25），还因为他的一些其他的著述如对大运河等的研究，也是我个人很兴趣的方面。

可是，也可能和朱偰本人的才华出众、志趣广泛、前半生太顺畅有关——说其才华出众，可依当年与朱自清一起比较作诗而被朱大师承认对方更为敏捷的史实可证：“朱偰君一同赋诗，朱得句敏于我，诗成，皆出彼手”；说其志趣广泛，则可以从他的著述遍及历史、地理、文学、考古等多个方面可证；说其前半生太顺畅，可以二十五岁受聘大学教授、二十六岁就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后来又作财政部官员等经历可证——也因为他从事财政税收的时间有限，朱偰本人并没有能够写出学识多么浓厚的税史、税收著作来。有人说他的《中国租税问题》一书，理论欠完整，材料亦芜杂22。而本来很少学术活动的罗玉东，也对他的书有过较为严厉的批评。

朱偰一生著述甚勤，与他那个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的史学家父亲朱希祖有些相似。既出版过《匡庐纪游》、《入蜀记》、《行云流水》、《汗漫集》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写过关于北京、南京的《元大都宫殿图考》、《北京宫阙图说》、《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金陵古迹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这样的考古著述，还写过《杜少陵评传》、《南京的名胜古迹》、《苏州的名胜古迹》、《江浙海塘建筑史》、《大运河的变迁》、《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反对侵略斗争史略》等历史、地理著作，一生著书凡四十余部。另有许多未及、或未便出版的作品三十多种。纵是有了这么多的文字功业，朱偰仍不满足，从其诗“平生书剑两蹉跎，回首前尘感慨多。唯有山川堪寄兴，汗漫诗卷对烟波”26中可见这种感慨。

相比于朱偰的大量著述而观，关于租税的书和文章，仅仅是他在“在其政”时期的“谋其事”之作。因为志不在此，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倒也可以理解。倘若有如此才具的朱先生能够一门心思地用于税史方面，其成就自然会很大，可如果真得那样，我们却又见不到著述如此丰富的朱先生了。从我个人看来，“这样的”朱先生可能更有可读性。一如刘海粟题赠的挽联所言：“真理长存，铁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论定，经济文章耀千秋”。毕竟，多才多艺、博学多识的朱偰并不独属于税史，他还是一个多向度的人。

四、断代

1、《秦汉赋役制度考略》：钱剑夫（1915——？）

这位经济史学家、文字学家与顾准有两点相近的人生履历：一是同为一九一五年所生，一是解放初同为华东财政部同事。这位建国前曾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门任职（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代局长）、建国后在共和国的财税部门任职（华东财政部税政处税务专员，华东区税务管理局计划室副主任）的老夫子还是一个语言学专家（曾经编过《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汉语大词典》），因其对古代用典较有研究，还曾经有过一段借助典故这种古代文人们习用的交流“密码”与毛泽东的文字缘：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其因有凌晨散步的习惯而增加了危险系数。钱剑夫听说过送去了十六个字：“晨风加厉，白露为霜。伏莽堪虞，为国珍重”。毛泽东果然不再于大清早外出。这也证明了钱剑夫通过毛泽东的《沁园春》一词留给他的印象，他料定毛泽东懂得他关于“伏莽”的用典源自《周·同人》“伏戎于莽”的所指，自然提高了警惕。钱剑夫也曾经想在他的著上后记中回顾一番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可惜被好心的编辑王建辉出于“门禁初开”的不便而做了删节。

2、《汉代财政史》：马大英（1910——1991）

在大学读书时就知道了马大英的名字，也依稀见过那个高高胖胖的老者。可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已经对税收史颇有兴趣，并发表过几篇这方面的小文章，可还是自觉才疏学浅甚至自惭形秽而不曾就近请教。可惜等再去校园时，他已经驾鹤西游了。倒是从自己的诸位老师口中听闻了他的一些逸事。比如他对税“官”和税“吏”的区分。后来从图书馆里借到了他的《汉代财政史》，读着他的那段前言，再去翻阅的每一个章节，心下仍然对这位“老师的老师”有着几分的亲切感。

3、《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谷霁光（1907—1993）

虽然做到了江西大学校长的位置并曾经对国家评他为二级教授不满2的谷霁光始终未曾改变过曾被姚公骞教授描述为“天生一副农民相”的一副朴实，他对隋唐兵制尤其是府兵制度的精深研究确立了他在国内尤其是赣籍学者中的扎实地位。而他写过的一篇重要论文《汉唐间赋税制度的变化》则以相当的动态视角解决了“汉唐间赋税制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比如汉唐间赋税征收的主要依据及征收标准和这些标准随着田制等的变化而发生的转变，以及赋役制度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等不同时期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等。在这篇论文中，谷先生“地”、“资”、“户”、“丁”、“赋”、“调”等税收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排比和考证，成为一篇被反复引用的税史学文献。从谷先生的学术经历中，我还读到了三件对个人颇有启发的学术心得：一是跟陈寅恪先生学习学术之“渔”。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每当听陈先生讲课时，不独注意其传授知识，而是更多地注意其传授研究方法和经验。特别是陈先生当时写出关于《桃花源记》的社会政治背景的重要论文，认真阅读后，受益大得不可估量”；二是他对发掘资料的笨功夫。到北京图书馆读书时，为了不遗漏史料，谷先生的读书便是“倒架”地读、“倒本”地读，将图书馆的书从第一架读到最后一架、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三是他对博与专之间关系的客观表达。虽然有人对他“每一个朝代都有论文发表”这一点大为赞叹，他自己却是相当地冷静：“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促使我在学术研究上不得不与此相吻合，即求通，求博。……我当时采取这样的一种研究途径，于提高教学质量，多少是有好处的；而对于学术研究中的真正融会贯通，开拓出新的境界，则得少而失多”。

4、《唐代财政史》：鞠清远

作为对唐代财政史较早进行研究的一位学者，鞠清远先后著有《唐代经济史》、《唐代财政史》、《唐代的户税》、《唐代的两税法》、《唐宋官私工业》、、《刘晏评传》、《唐代之交通》等，对有唐一代的租庸调、地税、户税、色役、杂徭、两税法和商税等做了较系统全面的阐述，突破了过去谈唐代税制只以租庸调制为主要形式或唯一形式的成说，奠定了后来学者研究唐代财政史的基础。就目前而言在唐代财政史方面最负盛名的陈明光评价道：“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如此说来，鞠清远此著倒有一半篇幅可视为《唐代赋税史》来读了。

1939年8月鞠清远随陶希圣到上海，参加汪精卫国民政府，任宣传部委员和国立师范学校校长。1949年10月在上海做汽车押运员，后下落不明。对这样有着汉奸履历的人所写的财税史，后人读来是不是有点特别的味道呢？

5、《宋代经济史》：漆侠（1923——2001）

因为在保定而不是在开封或杭州建立了一个国际水准的“宋史研究中心”，我从很早就对漆侠有所耳闻。后来读到了他的《宋代经济史》，开始从心底里为他几乎读遍了宋人所遗的一千种史书、笔记、文集并在史料被抄的情况下二度搜集资料而著成此书的那种超常的勤勉和强大的功力而心折。我甚至还为他的著述中述及宋代税收场务里的女“拦头”而感觉新鲜。就是在读到此书的那段时间里，我惊讶地得悉他因医疗事故而过世的消息并为此感到莫名的遗憾。这样的遗憾甚至成为我与河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们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同样是在这份遗憾下，搜集漆侠的著述成为我的一个兴趣。尤其是在某次高价淘到他所出的某本只出了四百多本的《知困集》，心下甚是兴奋。

漆侠著述中还涉及税史的，还有他关于王安石的研究。继承邓广铭一门对王安石研究的传统，漆侠的好多弟子也有多人发布了关于王安石以以及宋代财政史、赋役史、商税等的成果。这些都成为我时常涉足的参考文献。

6、明代财税史梁方仲（1908－1970）

梁方仲可是说是我所接触较早、对其著述都有过阅读体验的税史著作者了。他生前虽然等于只出版了一本薄薄的《明代粮长制度》，我也算是较早的读者和购买者。他关于一条鞭法、鱼鳞图册、易知由单等的系统研究，我也是较早就有所涉猎。就是在准备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梁方仲的文集也出版了。其中的大多数文字虽然我都曾经读过，我仍然在第一时间将其购得。可以说，梁方仲先生是我作过隔世倾谈最多的一位了。

因为在税史方面的扎实努力而被称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尤其是经济社会史家8，没有比梁方仲更典型的例子了。穷其一生，他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是在明代田赋史上，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写作毕业论文《明代田赋制度考》，到1933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经济史组工作，专攻明代田赋史，再到1936年5月他发表《一条鞭法》的论文并因而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有很长的时间，梁方仲都是在他称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的一条鞭法研究上投入勤勉钻研。而他也确实围绕明代一条鞭法取得直到今天仍然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何柄棣教授称他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黄冕堂则说他的研究是“最为全面和深邃”的研究。建国以后，他仍然能够写出不受政治干扰而能功力深厚、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的《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全汉升称其为“一部不朽的著作”，杨联陞称其“眼光上下五千年”——不能不得自于他淡泊于俗事而专注于雅事的那分定力。梁方仲并不是不具备对其他朝代经济史进行研究的能力——他的文集中收录好多这方面的讲义和文稿——但他宁肯对“一条鞭法”这样并不走俏的超小众话题做前后左右、宏观微观的全方位探索，无不归功于他那不求闻达、不务虚繁的超然气质。而这样的气质，也许只存在于梁方仲以及他们之前的时代里，而今已经很少听闻了。梁方仲、陈寅恪们未指望成为世界级大师而成为了世界级大师，就如今天的许多人总想着成为大师而穷其一生而无法成为真正被行家认可的大师是一样的道理吧。

7、明代财政史黄仁宇（1918——2000）

在电视时代、网络时代乃至点击时代的今天，本当是“在荒江野老屋中三五素心人商量培育之事”的学术行里，也不断地被炒作出“公众人物”来。可也正是因为过分地媚俗，强行地将学术这种小众用品打造成如小说、图画似的大众用品，这些公众人物的学术质量也会受到影响。而黄仁宇便是这些公众人物的一个先声。四十几岁才进入史学门径、又因在美国的生活出现了一些变故的黄先生，最终选择的是一种剑走偏锋的治学路子。因为追求如钱穆一样的“平民学者”，黄仁宇主要依靠的是他那支传神妙笔和类似小说家的想象力而非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的执着，为自己闯出了一条历史畅销书作家的路子。正是因为他这样连二十五史也不去好好翻一翻的作派，他从生前就博得了巨大的争议，有人说他是“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有人说他是“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有人说他凭了一支拥有“卡夫卡式的魔力”的文笔而走了一条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有人则说他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不一而足。

因为对那些主要凭借文笔或通俗性来取局部地区更大界面的半学术著作、准学术著作或非学术著作的“水分”过大而心存偏见，我个人并不喜欢黄仁宇后期的畅销作品。可对他用力较深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还是很有好感。甚至一度想过写几篇关于西方汉学家税收著述的评论文章，他的这本和曾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在我的案头放了很长时间。尽管对他所得出的诸如“明代税负较低”的结论并不认可，我还是迷恋于他在读博期间找来的那些史料和他借助零星和分散的史料来讲尽可能完整的故事的能力。

8、《民国财政史》及《民国续财政史》：贾士毅(1887——1965)

由自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归国后被授予法科举人（又称“洋翰林”）、曾先后任江苏省财政视察员、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司长、会计司司长、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兼赋税司司长、湖北省财政厅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的贾士毅来写《民国财政史》，可以说是一条最为近便而周详、专业而富心得的修史模式。同时，身跨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政治单元，也使得贾士毅的财政史呈现出一个不曾中断的链条和顺畅次序。加之其中诸多财税事件都系作者亲临，一些表述可能更准确，结论可能更公允，这都使得贾著民国财政史成为人们愿意引证的著述。尤其其中踏实事物原貌的著述态度，自是比后文所述杨荫溥的同名著述要多了一些学术和史实厚度了。

9、《民国财政史》杨荫溥（1898——1966）

同样是写《民国财政史》，如果说作为民国官员的贾士毅属于史料派的话，杨荫溥的那本则充其量算是史观派了。过分强烈的左派倾向严重影响了那样一本书的引证价值，使得它更象是那个时代的一篇批判性著述而缺少了学术性。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不得不在书中表现出了足够左派倾向的人，还是被打成了右派。这给这位曾获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任上海光华大学商科副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上海法学院等学校教授，后来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总行总务处长、总行储蓄部经理和经济研究室主任、驻日内瓦中国国际联盟办事处经济专员、邮政储金汇业局首席秘书兼经济研究部主任、“四联总处”秘书和银行人员训练所教育长、国民党中宣部党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兼重庆大学商学院、复旦大学商学院、中央大学等校教授、苏浙皖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秘书处处长、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协理、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和金融日报社社长、上海光华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解放后任交通大学教授、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和经历丰富、学养深厚的财政金融专家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有过切身经历的他完全可以如贾士毅一样写出一部史料扎实的财政史来，可他受到环境的过分左右，而在很大程度上把学术规则等同于官场规则而未曾象那些纯正的学者们一样踏实于自己的学术良心而不屑于使用过多的曲笔，这恐怕是他自己也要懊悔的吧。

五、隐者

我把查不到出生年月和具体生平的税史大家，归入“隐者”序列。

1、罗玉东

在关注钱江以及厘金的过程中，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是我必须投入相当敬意和好感的文献。此书在学术界的引用率之高，很早就令我为之倾倒。可关于罗玉东本人，却成为我长时间的一种痛。除了偶尔得知他曾经针对陈登原和朱偰的涉税著述有过毫不犹豫和毫不客气的品评，以及他英年早逝于抗战时期这样两则信息，以及早年曾经与吴晗、梁方仲等人组织“史学研究会”的故事，我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看来此公的性格甚至也如我这般“孤僻”，纵使是在“史学研究会”也很少与其他会有交往1。

2、粟寄沧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按理应该有相应的生平资料才是。他四十年代就写过《中国租税制度及其政策》、《革命的租税政策》17，出版过《中国租税制度及其改革》18，对抗战后租税问题，讨论甚详21。在《新财政学教程》（十月出版社1951年版）中很早就提出了“国家分配论”19，此书探讨了公共收支活动，但阐述过于简单20。这位曾经给冯玉祥讲过书的学者，在其建国后的第一本书《新财政学教程》刚一出版就遭遇了人们的当头棒喝：该书“虽然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但其中内容有许多原则性的错误。如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是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以外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并谓资本家占有私人资本，也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表现”。

3、胡钧

胡钧是被陈明光评价为“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的一位财政史专家。其《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23。除此之外，我还在多处读到过人们对胡均此书的良好评价。只是我有些纳闷，为什么这么好的一部书的作者，却没有给后人留下更多的个人资料呢？虽说吃到了一个好吃的鸡蛋未必非要去结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可了解作者的经历和性格却肯定有助于了解他的思想——哪怕是看上去不带什么感情的学术思想。

4、常乃德

关于此人，我不清楚写作《中国财政制度史》的是不是与其上作者同名的山西人常乃德(1898—1947)。那位虽然只活了四十九岁但发表的专著就有《中华民族小史》、《中国文化小史》、《中国思想小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文化史》、《文艺复兴史》，《法兰西大革命史》、《德国发达简史》等近20种的人，其著述涉及中外古今的政治和文化等很大界面，确实可称得上是贯通中外，融汇古今，写出财政制度方面的著述应该顺理成章。但是可惜，我没有找到《中国财政制度史》确系这一个常先生所著的资料，只好将其列入“隐者”章。

陈明光说常的《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所提出的“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四大变”的论点，置中国财政制度于一种动态运行着的机体而进行解析。

2009年初稿，后收入《大任斯人》一书，2019年3月29日小作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