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税善治的边区擘画-胡荣明、赵元成《抗日根据地统一累进税制研究》读后

2021年7月21日，中国抗日根据地史的泰山北斗魏宏运先生与世长辞。听闻这个消息，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2013年，我曾经拜托朱文通、李金铮先生与魏老取得联系，索得《统一累进税十年史（1939——1948）》书名题签。老爷子热情满满，一口气为我写了数幅供我选用。后来，因为考虑到这个自选命题不大可能寻到合适的出版社，最终无奈选择了以我与高献洲先生的晋察冀边区踏访作为叙事链条，出版了相对浅畅的《晋察冀边区税收踏访记》。在那时候，我仍然期望着在不远的将来启用魏老的这一题签。听闻魏先生驾鹤西归的消息，我的歉疚是无以言表的。这样的歉疚，一直到我看到胡荣明、赵元成的新著后方才有所抚平。

胡荣明、赵元成合著的《抗日根据地统一累进税制研究》日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对我当年就统一累进税列出的二十个要点都有所涉及，而且充分挥洒并有效融合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专业造就——胡荣明浸淫于历史学科，赵元成经历了扎实的行政法熏陶。二人精诚合作并广泛深入地挖掘了关于统一累进税的海量资料，对抗日根据地统一累进税制进行了不乏实证色彩的诸般推演。推演的结果足以让读者相信：堪称中国共产党人顶层设计又委托晋察冀边区做了具象推敲并得到诸多兄弟根据地倾力襄助的统一累进税，不仅是一种符合民主政治、统一战线、战时财政机理的政治形象工程，从税收制度设计而言，也堪称良税善治的经典示例，完全可以称之为税收史上的民国遗爱、边区擘画。

胡、赵二君选择了一种颇具考据功力、限定范畴和和实证内涵的研究理路，从统一累进税首先是一种税且主要反映为一种税制设计而税收学考察是对统一累进税加以全面深入认知的基础一环这一规定性出发，强调从较为集中、具体和细节的专业角度切入，为“统一累进税的税收学、税法学与税收史考察”，追加了符合原生态气质、原场合语境和原镜头动感的要素分析、背景分析、结构分析、源流分析、动态分析、功能分析、趋向分析，具体而微地启动了税收特质、税源情态、税收设计环境、税种属性、税法属性、税目税率属性、税收征管属性、税收遵从属性、征纳关系属性的精度考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统一累进税研究的典范之作。典范之所在，便是作者充分发挥自己专业上的优长，从繁复的原始资料出发，紧扣税之为税这一主线，抽丝剥茧，条分缕析，投注于前人每每笼统待之、一笔带过而没有进行细度体察的界面，做纵深扎实的梯度掘进。

旁征博引、左右逢源、纵横穿梭、时空交织，是本书一个鲜明的行文特点。有三条清晰可见的演进线索支持这样的宏阔布局：

一、作者综合运用税收学、税源学、税法学、税收经济学、税收社会学、税收心理学、税制设计理论、税收遵从理论、税收征管理论等，对抗日根据地语境下的统一累进税进行了宽视野、大时空、广范畴的研究，旨在揭示统一累进税的税收学特质；

二、作者努力扣紧抗日根据地背景下的统一累进税制这一主题，从晋察冀这一核心地带辐射开去，将陕甘宁、晋绥、晋冀鲁豫这三个与统一累进税瓜葛较多的根据地牵连进来进行比较分析，又将国统区作为某种关照点加以对标比附。同时，扩充统一累进税的范畴区间，将各大根据地普遍存在的救国公粮、合理负担这样成熟度要差于统一累进税、但在累进法则上约略相通的两种税收形态引入同一座标系进行排比考索。如此纵横推演，可期对统一累进税的时代气息做出细度的模拟；

三、作者在搜集、归纳、遴选史料方面做到了细致周详、枚举通贯，借助这些广域灵动的资料，一个经过了鲜活策动、全面发动、倾力推动的统一累进税的文本形象呼之欲出。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则将综合运用税法学、经济史及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在运用现代税法学的核心概念对统一累进税进行分析的同时，不致于脱离统一累进税的历史环境，并统合其他税制的条文规定和实践效果，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治税理念与统一累进税的结构性关联这一主线出发，以便廓清以往的区域性的、单税种研究无法摆脱的混乱状态，从而以一种多元的视角对统一累进税进行全面的研究。”“本书的完成一需要对统一累进税进行历史、文化、法律与社会等多维度的制度性考察并形成全局性把握，二需要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文本分析与社会分析中厘清统一累进税制的内涵、结构与经验。”

凭借深厚扎实的案头工夫和考证能力，以及对“新革命史”叙事手法的熟稔，作者做出了一系列的个性判断。通读此书，读者时时会被加诸这样一种印象，当年的统一累进税，不仅仅是红色阵营在顾虑到统一战线敏感量限而精心创制的税收原创，更是在抗日救亡大背景下良税善治的模式呈现，拥有着面对国统区、敌占区、游击区皆具竞争实力的高地优势。作者试图透过较为长时段的比较观察，从税收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视角，检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创新能力。检视的结果，显然是让他满意的。

从税制属性而言，作者开宗明义：在众多的税收制度中，尤以统一累进税最为成熟，标志着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税制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样的表述，可能比之于当年“世界上最优良税法”和“全国必须实行的合理公平的税收制度”这样稍嫌武断的论定要温和一些，但倾向是一致的。作者全书的论述，基本上可以导向这样的研判：统一累进税体现着当时当地特定人群对于良税的集中和具体的定位：直接税、累进税、资产税、单一税。同时将如此多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先进税收理念融入一个战火纷飞、领土零落、犬牙错杂、纳税人贫穷落后环境下的税种设计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晋察冀边区居功至伟。尤其是“只征一种税”的这种战略构思，“把所有资产收入应纳的税”都统一于“统一累进税”，更是具有领先性、革命性和建设性。关于这一点，连日本人都为之感叹：“由于合理负担不健全，税收机关不统一，税种繁多，人民的负担过重和征税的无计划等原因，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紊乱，因此，将多达20余种项目的捐税加以综合，以使征税机关在征税标准、单位、计算、次数等方面实现全边区的统一。”支持这一研判的局部论定有许多。比如，统一累进税的持续改进，“在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地权型税收体系，它从地权保护出发，把地权持有、地权收益、地权交易等环节纳入征税范围，形成地权与税收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通过征税保护地权，而且在地权持有、收益及流转过程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相对均衡的税收体系，基本实现了不同层次之地权享有者的合理公平负担，克服了传统田赋制度中有地无粮、有粮无地或地少粮多、地多粮少的弊病，是中国统一累进税的一个革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制度创制能力。”又比如：“抗日根据地税制的属人属地原则对税收空间秩序的建构乃是现代西方财税原理、中国传统税制经验以及抗日根据地社会现实共同作用与影响的结果。”再比如：“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更强大的政治权威，摧毁了国民党此前的党国体制，建立起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政体制。依赖于这一体制，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推行诸如统一战线政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及本书的研究对象——统一累进税政策。”

因为有着相当的篇幅用于考证和辨析而非叙述与罗列，我有一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此书不仅可以读作统一累进税的创制推进史，更可以解析为抗日根据地先进税收理念和税收建设的养成史。尤其是第二章和第三章，作者将统一累进税的税源体征、税目类型、课税对象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两相助力的深入界分，揭示出诸如财产类型、收入类型、地权形态、个人与家户分野、属人属地界限等一系列的生动话语。这在既往偏于宏观的统一累进税研究中密切联系群宛若一脉清流，直面细节、直击要害、直入主题。

诚然，只将统一累进税局限在税收界面是不全面的。统一累进税是由中共上层在抗日战争的现实环境下达成共识并指令试行的，是其刻意选定晋察冀边区这个具有合法地位、高地效应、模范气质、统战特质、操作意愿、设计资质、示范动力等各项优势条件的军政单元进行预热和启动的，是充分考虑了1940年前后反共高潮愈演愈烈、投降危险空前严重的局面下通过高擎民主、统战、团结抗敌的旗帜唤醒敌后、国统区、国际的抗日热情并照顾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投入的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形象工程。晋察冀边区无从替代的特殊区位是一个关节点。毕竟，彭真力主的“模范”和“新民主主义雏形”强化了它的盱高眙远、一呼百应，恰是统一累进税选在晋察冀边区而非其他根据地的原因。如果纯是一种税，在华中这样富庶的地方和在晋冀鲁豫这样较大幅员的地方或者晋绥这样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试点都会比距离北平日军驻屯中枢更近因而战争压力更大的晋察冀边区都更符合条件。从执行力度而言，抗日根据地的统一累进税，也只有晋察冀边区最具创制动力、改进能动性和执行彻底性。其他根据地的借鉴，都有了若干基于本地实际情况和决策思路的改良色彩。将陕甘宁、晋绥、晋冀冀鲁豫等的作法做通盘计较，自然更有利于认知统一累进税的概观，却容易淡化晋察冀边区的主场气氛和统一累进税的独特区位特征。恰是在晋察冀边区，调查程序、测算程序、改算程序、推进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与研究会、培训班以及突击检查团这样的强力支撑与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与实施细则的迭加修订，把统一累进税衍作了一场“政民全体动员”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热潮。

必须说，作者很聪明地避开了统一累进税下的税收负担这个也许永远也难以彻底廓清的问题，而是将更多的笔墨泼洒在统一累进税在抗日根据地得到细密调查、稳妥设计、积极运筹和顺利运行这些可以查证和考实的方面。而且，从初衷、进程和结果来看，“1941年晋察冀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的光辉成绩是一个历史的创举，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实现我党20年来一贯主张的最合理最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税收制度。”作为一种抗敌御侮的战时创制，有理由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耀眼标记，炫舞于颇多税收建树的民国天空，并做为一种遗产甚至遗爱，诱引后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