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的财税运筹

任土作贡，三壤成赋一一大禹的财税运筹

四千年前的那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在人类的记忆中灌注了许多的悲壮和苍凉。劫后余生的人们，口口相传着各具风格的悲情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逃生工具成为一个共通的主题词。比如希伯来人的诺亚方舟、印度人的摩奴之舟、迦勒底人的鸠什特拉舟、彝族人葫芦娃的葫芦、土家族雷公的葫芦。而在东方，一个勇于任事的治水英雄横空出世。因为治水的成功而团结整合的九州、五服，表现出对中央王国空前的拥戴，他们循着己经疏通好的条条江河，把产自他们土地上特色各异的收获物运抵王国腹地。规范完备的贡赋制度进而建立起来。任土作贡、三壤成赋的财税思想据此奠定。

这个英雄的名字叫禹，人们尊称他为大禹、伯禹。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四下奔波，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成橇，山行乘轿，左准绳，右规矩，踏遍千山万水。在他率领益、后稷一众随山浚川、敷土表木的辛勤努力下，洪水渐渐退去，水绕山隔的九大地理板块清晰袒露了出来。各州的地形地貌、土色田等、特产民俗、衣装穿戴，一览无余。这种情况下，建立因地制宜、条块错落的统一贡赋体系的条件，己经成熟。

建立贡赋体系的伦理前提，是九州万民得到了安居乐业、稳定祥和的生存环境。这一点，大禹在治水成功后的述职报告中作了阐明。这一报告被后世丘浚赞颂为"万世理财之法"。其内容是："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归纳成一句大禹语录，就是"政在养民"。具体而言，就是教会人民播种五谷、饲养牲畜，从而获得粮食和肉类。然后在定居环境下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如此，百姓吃饱穿暖，天下太平。这与《逸周书》追述的大禹箴言是相通的："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

建立贡赋体系的理性前提，是对财源藉以产生、取得、输出的地理认知和策略考量。这方面，托名于大禹的两部上古经典《山海经》《禹贡》佐证了大禹的调研成果。前者重在地形，后者强调贡赋。举凡各地土质类型、田土品位、纳赋等级、贡赋运道，都一一判明。回望曩古之世，无君无臣，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时聚戈猎，事毕而散。权责不清，信息不明，缺乏建立贡赋制度和义理的必要和可能。虽然大禹之前己经诞生了财政的机芽并有了一系列传言零碎、记录不详的财政思想和实践，贡赋制度的完备却是在先为舜臣后为夏君的大禹手中达成的。司马迁的论定，便是"自虞夏时，贡赋备矣"。黄帝曾经"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颛顼曾经"养材以任地";喾曾经"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尧曾经"众工皆兴";舜曾经"畏天而爱民""为天下公"。可这些只能说是出于圣贤本能的局部作为，而大禹因为经历了疏治大洪水的全域性调查、运筹、动员、调配和实践，而积累起许多建立在广泛和深入体验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和整体谋划。贡赋体系的建立呼之欲出。

大禹建立贡赋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任土作贡，三壤成赋。如《史记夏本纪》所说："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任土、相地，是分别区位、土质。三壤，是确定土壤肥力、品次的上中下。众土交正，致慎财赋，意思是说各州土地条件的美恶和高下己经得到了全面的考察，可以依照既定方针确定贡赋供应的具体方略了。

任土作贡、三壤成赋的财税运筹具体体现在九州、五服两翼。在九州，确定不同区位的土色、土质，进而明确赋的等级和贡的形式。土质类型和赋的等级采取九分法，贡则根据各地特产进行列举。比如

冀州的土质属于白壤，田地等级是中中即五级，赋的等级是上上即一级。王国腹地，有役无贡，纳赋的路线是从碣石入于黄河。扬州的土质是涂泥，田地等级是最差的下下即九级，赋的等次定为下上即七级。这里的物产条件优越，可以贡金三品、瑶、竹、象牙、犀皮、羽、牦牛尾、木材等。它的贡赋可以沿着长江、大海进入淮河、泗水。

九州是山川形便的自然区划，五服才是政治关系的人为厘定。治水成功后，王国声教讫于四海。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大禹根据距离的远近和统治链条的强弱，"弼成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是王国腹心区，侯是诸侯国，绥是政治安抚较巩固的地带，要、荒则是叛服无定的荒远种族。大禹治下，便似以宗主国为圆心、四周由诸候国、附属国环顾和拱卫的统治圈。五服的忠诚，主要表现在来朝与进贡上。如《左传》所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如《诗经》中说："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五服的贡赋形态是远近有别、亲疏有别的。侯服仍然承担一定的差役，绥服、要服、荒服的贡献大多反映为象征性、仪式感。即使在甸服范围内，负担也因距离远近而有所权衡。具体说来是：一百里内纳带着根茎叶的谷物，二百里纳不带根的谷物，三百里纳禾穗，四百里纳带壳的粟，五百里纳去壳的米。越远越精越轻，成本由此平均。

任土作贡，三壤成赋，讲究相地之宜、因地之有，不奉不产或难得之物，自是受到生产力、地力、交通、政治幅员等限制条件的不得不然，却也包含了朴素的统治伦理。黄宗羲归纳古代税收的三害之一"所税非所出之害"就是违背这一原则的表现。对比宋朝的"折变"，更能体会这一原则的惜民况味、公平内涵。比如冀州，论地力只排五级，可它近在帝都腹地，经济居先，水运发达，赋的等级便列为一等。荊州、扬州皆远，地力也差，但物产等次颇高，于是降低田赋品次而着眼其贡。

尽管后人将"贡"这种特定的征取形态系于夏代，可大禹在使用贡、赋这两个概念时却是平等对待的。正是大禹将"贡"这一字源学意义上相对偏狭的字眼，扩张为更为宽泛的财政概念，并向更为宽泛的"赋"过渡。《说文解字》称进虎为献、进贝为贡、进玉为奉、进羊为羞。贡向赋的过渡，是自下献上的零星分散向自上税下的集中统一的递进。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贡"的使用渐渐稀疏，"赋"则成为治理界面下习用且概括力强大的古代财政语汇。顾炎武的论断可证："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己。"

与任土作贡的收入原则相对应，"节用"构成大禹的支出准则。家底有限，须俭德当先，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孔子对大禹的节俭极是尊崇。他说：大禹这个人我是找不出一点操行过失的，他"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有了财政税收事务，便需要有对贡赋成果的分配、计量、考核，会计诸事随之产生。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改苗山为会稽。这般计功议事、会审稽核的国家大事，防风之君居然姗姗来迟，大禹一怒杀之。司马迁特意强调："会稽者，会计也。"

强调生态平衡，确保可持续发展，反对竭泽而渔，积极涵养财源的意识，在大禹时就己经很明晰。著名的《禹禁》明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如此，才有望达成"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