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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的财税运筹

李胜良 / 202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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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税史勾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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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计视野。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任土作贡,三壤成赋一一大禹的财税运筹

    四千年前的那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在人类的记忆中灌注了许多的悲壮和苍凉。劫后余生的人们,口口相传着各具风格的悲情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逃生工具成为一个共通的主题词。比如希伯来人的诺亚方舟印度人的摩奴之舟、迦勒底人的鸠什特拉舟、彝族人葫芦娃的葫芦、土家族雷公的葫芦。而在东方,一个勇于任事的治水英雄横空出世。因为治水的成功而团结整合的九州、五服,表现出对中央王国空前的拥戴,他们循着己经疏通好的条条江河,把产自他们土地上特色各异的收获物运抵王国腹地。规范完备的贡赋制度进而建立起来。任土作贡、三壤成赋的财税思想据此奠定。

    这个英雄的名字叫禹,人们尊称他为大禹、伯禹。十三年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四下奔波,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成橇,山行乘轿,左准绳,右规矩,踏遍千山万水。在他率领益、后稷一众随山浚川、敷土表木的辛勤努力下,洪水渐渐退去,水绕山隔的九大地理板块清晰袒露了出来。各州的地形地貌、土色田等、特产民俗、衣装穿戴,一览无余。这种情况下,建立因地制宜、条块错落的统一贡赋体系的条件,己经成熟。

    建立贡赋体系的伦理前提,是九州万民得到了安居乐业、稳定祥和的生存环境。这一点,大禹在治水成功后的述职报告中作了阐明。这一报告被后世丘浚赞颂为"万世理财之法"。其内容是:"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归纳成一句大禹语录,就是"政在养民"。具体而言,就是教会人民播种五谷、饲养牲畜,从而获得粮食和肉类。然后在定居环境下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如此,百姓吃饱穿暖,天下太平。这与《逸周书》追述的大禹箴言是相通的:"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

    建立贡赋体系的理性前提,是对财源藉以产生、取得、输出的地理认知和策略考量。这方面,托名于大禹的两部上古经典《山海经》《禹贡》佐证了大禹的调研成果。前者重在地形,后者强调贡赋。举凡各地土质类型、田土品位、纳赋等级、贡赋运道,都一一判明。回望曩古之世,无君无臣,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时聚戈猎,事毕而散。权责不清,信息不明,缺乏建立贡赋制度和义理的必要和可能。虽然大禹之前己经诞生了财政的机芽并有了一系列传言零碎、记录不详的财政思想和实践,贡赋制度的完备却是在先为舜臣后为夏君的大禹手中达成的。司马迁的论定,便是"自虞夏时,贡赋备矣"。黄帝曾经"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颛顼曾经"养材以任地";喾曾经"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尧曾经"众工皆兴";舜曾经"畏天而爱民""为天下公"。可这些只能说是出于圣贤本能的局部作为,而大禹因为经历了疏治大洪水的全性调查、运筹、动员、调配和实践,而积累起许多建立在广泛和深入体验基础上的理性认识和整体谋划。贡赋体系的建立呼之欲出。

     

    大禹建立贡赋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任土作贡,三壤成赋。如《史记夏本纪》所说:"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任土、相地,是分别区位、土质。三壤,是确定土壤肥力、品次的上中下。众土交正,致慎财赋,意思是说各州土地条件的美恶和高下己经得到了全面的考察,可以依照既定方针确定贡赋供应的具体方略了。

    任土作贡、三壤成赋的财税运筹具体体现在九州、五服两翼。在九州,确定不同区位的土色、土质,进而明确赋的等级和贡的形式。土质类型和赋的等级采取九分法,贡则根据各地特产进行列举。比如

    冀州的土质属于白壤,田地等级是中中即五级,赋的等级是上上即一级。王国腹地,有役无贡,纳赋的路线是从碣石入于黄河。扬州的土质是涂泥,田地等级是最差的下下即九级,赋的等次定为下上即七级。这里的物产条件优越,可以贡金三品、瑶、竹、象牙、犀皮、羽、牦牛尾、木材等。它的贡赋可以沿着长江、大海进入淮河、泗水。

    九州是山川形便的自然区划,五服才是政治关系的人为厘定。治水成功后,王国声教讫于四海。舟车所至,莫不宾服。大禹根据距离的远近和统治链条的强弱,"弼成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是王国腹心区,侯是诸侯国,绥是政治安抚较巩固的地带,要、荒则是叛服无定的荒远种族。大禹治下,便似以宗主国为圆心、四周由诸候国、附属国环顾和拱卫的统治圈。五服的忠诚,主要表现在来朝与进贡上。如《左传》所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如《诗经》中说:"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五服的贡赋形态是远近有别、亲疏有别的。侯服仍然承担一定的差役,绥服、要服、荒服的贡献大多反映为象征性、仪式感。即使在甸服范围内,负担也因距离远近而有所权衡。具体说来是:一百里内纳带着根茎叶的谷物,二百里纳不带根的谷物,三百里纳禾穗,四百里纳带壳的粟,五百里纳去壳的米。越远越精越轻,成本由此平均。

    任土作贡,三壤成赋,讲究相地之宜、因地之有,不奉不产或难得之物,自是受到生产力、地力、交通、政治幅员等限制条件的不得不然,却也包含了朴素的统治伦理。黄宗羲归纳古代税收的三害之一"所税非所出之害"就是违背这一原则的表现。对比宋朝的"折变",更能体会这一原则的惜民况味、公平内涵。比如冀州,论地力只排五级,可它近在帝都腹地,经济居先,水运发达,赋的等级便列为一等。荊州、扬州皆远,地力也差,但物产等次颇高,于是降低田赋品次而着眼其贡。

    尽管后人将"贡"这种特定的征取形态系于夏代,可大禹在使用贡、赋这两个概念时却是平等对待的。正是大禹将"贡"这一字源学意义上相对偏狭的字眼,扩张为更为宽泛的财政概念,并向更为宽泛的"赋"过渡。《说文解字》称进虎为献、进贝为贡、进玉为奉、进羊为羞。贡向赋的过渡,是自下献上的零星分散向自上税下的集中统一的递进。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贡"的使用渐渐稀疏,"赋"则成为治理界面下习用且概括力强大的古代财政语汇。顾炎武的论断可证:"古来田赋之制,实始于禹。水土既平,咸则三壤。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己。"

    与任土作贡的收入原则相对应,"节用"构成大禹的支出准则。家底有限,须俭德当先,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孔子对大禹的节俭极是尊崇。他说:大禹这个人我是找不出一点操行过失的,他"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有了财政税收事务,便需要有对贡赋成果的分配、计量、考核,会计诸事随之产生。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改苗山为会稽。这般计功议事、会审稽核的国家大事,防风之君居然姗姗来迟,大禹一怒杀之。司马迁特意强调:"会稽者,会计也。"

    强调生态平衡,确保可持续发展,反对竭泽而渔,积极涵养财源的意识,在大禹时就己经很明晰。著名的《禹禁》明令:"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如此,才有望达成"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时"的和谐共生。

    李胜良

    作者
    • 李胜良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
      微信公众号:岦泩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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