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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从诗经看西周税收征纳关系

李胜良 / 2022-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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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税史勾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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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计视野。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作为一部主要反映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诗歌选集,《诗经》三百零五篇中,留下了大量美刺良言。“反讽”手法的高妙运用,让关心政治的西周人尽情地抒发着他们对于家国关系的关心和干预。不仅十五国风专注于“讽”,便是雅颂之词也并不都是赞歌:“颂”自是皇家的“正”声,雅则包罗了自上而下的“正”和自下而上的“正”。在这些为后世诗经学者百般揣摩的诗作中,我们有希望看到一幅西周税收征纳关系的宏阔画卷。本文基于《诗经》稿本这基本上是原滋原味的西周人情绪晴雨表,试图作出一些探究。

    拥有八百年王祚的周王朝,经历了诸多辉煌和尴尬场景。比如成康之治后紧接着穆王开边,浑似西汉文景之治后的武帝事四夷;厉王引发的国人暴动,类于后世的农民起义或纳税人暴动;幽王坏于女祸与外敌入侵,正是亡于内、亡于敌的经典造型;国人暴动那样的京师大变,本有勤王义务的诸侯国居然没有象样的行动,已经在预示王室衰微的未来;税收制度从初期的以“助”为主到后期的以“彻”为主,似唐朝的税制更革;从西周到东周先后经历初世、治世、盛世、衰世、中兴、末世、重置的王朝周期运行,类于后来西汉与东汉、西晋与东晋、北宋与南宋的组合。

     

    一个王朝的税收征纳关系,通常是与其王朝命脉正相关的。更严格地说,在一个王朝由弱到强、再由盛转衰的过程中,税收征纳关系恰恰反映着社会矛盾状况的一个视角。无论是对外战争、对内统治、诸侯及公卿变故、大政方针取舍、君臣关系进退等所有影响王朝发展的因素,都会有相当比例投射于税收征纳关系中,并反作用于王朝的成败。观察一个王朝的流动曲线,其中一个显见的指标,就是税收征纳关系的微妙或显著的变化。

    与王朝周期律相匹配,每一个时期的税收征纳关系都会有所区隔。初世里,百业待兴,税收征纳关系正待起动和建构;治世里,税收征纳关系受到足够尊重,因而能够呈现出田园间的祥和;盛世背景下,税收征纳关系因为过度的征取而出现一定的紧张,操作得当仍然可以承受;衰世趋势下,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出现明显的腐败态势和两极分化,对王朝前景的日益无所谓和对纳税人的日益漠视,加剧着这一趋势;中兴局面下,新的英主审时度势,对王朝乱局有所整饬,对税收征纳关系有所修复;末世里,税收征纳之间已经形成强烈对立,纳税人团体甚至成为政权的反对力量,江山风雨飘摇中;无论王朝灭亡还是重置,已经崩溃的税收征纳关系都需要经历一个重组、重聚的过程,旧伤不除,恶疾永远是潜伏着的风险

    从西周的特例而言,因为崇尚农业,在王田、公田、私田之间,凭借一定的有效税制和征纳结构,文武、周公以至于成康时期呈现一派田园祥和景象,诗歌中也多是上下相和的景象。诸侯的坐大、外藩的不靖以及自康王后期征伐局面的局促,已经大大降低了王室的影响力,税收征纳关系也受到触动;穆王开边,在相当程度上未必改善了王朝外在环境以至于“自是荒服者不至”的同时,也无时不在造成着税收征管关系的恶化;发展到厉王时期,政权与国野的两极分化空前严重,加之厉王治理水平昏庸低下,税收征纳关系终于在国人暴动中有了彻底的了断;周召共和到宣王中兴,有了一个缓和的过程,王朝局面有所回春,可宣王后期的一些秕政,再次将税收征纳关系逼向尴尬境地,税制也有较大的变迁;到了广受诟病的幽王时期,王朝关系、社会关系、税收关系全线破裂,东迁后的周王朝越来越为春秋、战国的多主角状态所替代。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次第堕落到“大夫专政”、“陪臣执国命”,东周时期的王室已经弱到不为列国正眼相看了。

     

    一、西周时期的税收征纳结构

    探究西周税收征纳结构,有一个问题总是不能回避,即: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与以下问题都有关联:真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么?真的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么?国人、庶民、野人谁是纳税人?井田制下的公田与私田是一种什么样的瓜葛?

    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似乎谁也没有把谁说服。纵是“奴隶社会”派占据了“导师经典”和“官方支持”的地利,却仍然有许多解不开的疙瘩。本文仅试作排比:其一,马恩及苏俄学者等从未涉足中国,对所谓的亚细亚模式的研究也只是凭了他们有限的涉猎,对西周研究这样需要甲骨文修炼和上古经典作为基础的高深功课,应该不具备专家资质;其二,史界有“税收始夏”之论,与“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的功业相匹配,“贡”是可以由奴隶们提供的么?其二,如果《周礼》的基本思想可以采信为周公当年的制礼之迹,其中的九赋赫然该由自由民担当。如果是奴隶社会,哪来的那么多的自耕农?其四,如果说奴隶的来源主要是罪民和战俘,强调以德治国、“四十年刑错不用”的西周哪会有哪么多的罪民?最大份额的战俘应该是商遗民即“登名民三百六十夫”,而这些遗民却分了三部分分别流放到洛阳东方大国和宗周“于周卑处”并确保他们“尔乃尚有尔土”、“尚永力畋尔田”,依然保持成建制的规模以氏族和“村社”的整体形态,以“小邑周”而消化“大邑商”,驭使如此巨大的奴隶人群而没有反抗,怎么可能呢?一向在“国人”和“野人”间不易定位的“庶民”,经过赵光贤根据大量史料和青铜器资料的论证,认定为不是奴隶。包括诸多的战俘也并不是奴隶。而奴隶实有其名,即“臣妾”“臣”“鬲”等,但强调奴隶社会性质者“往往不自觉地夸大了奴隶的数字”。而且,即使是公认的奴隶,也只是一种特别的职事而非通常含义。如史书有言:“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其五,诗经中的“万民”,时常男耕女织快乐详和,这象是奴隶的行止么?《齐风》中《鸡鸣》表现“鸡叫的时候,妻子催丈夫不要赖床,赶紧起床到田间去,不要被他人说自已懒惰”,奴隶有这么好的劳动自觉么?其六,既然“国人”是指住在国里(包括郊)的居民(包括独立手工业者和私商),“野人”是指居住在广大鄙野土地上被西周征服的商族及其同盟族的农村公社成员,周王“辩方正法,体国经野”的对象中,哪有成规模的奴隶呢?其六,在相当势力的“殷顽”、“东土”、“南国是式”虎视眈眈、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无逸”并不时作出“殷见之礼”“戎索”的让步的情况下,使驭成群的奴隶反而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其七,历史上对于各大封国的受统治者,更应视为纳税属民,很难断定为奴隶。如《左传·定公四年》上的详细排比:“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本文从税收的角度而论,愿意以“西周为封建社会”做为最基本的前提。在这方面,可以得到多位学者的学术支持。吕振羽认为:“周人对于被征服者即战败者的处置,或则没收其土地而以之转化为周人的耕地,或则仅置于从属之下,像古代印加一样,向被征服者收取税纳。”通过对土地的剥夺和分封,“从而就开始把原来的农村公社和氏族公社转化为封建庄园,把原来土地上的居民重新编制而转化为农奴。”从一种“三者并存”的过渡形式,逐步转化为“庄园制的封建财产形态和农奴经济”。同样是从税收制度反作用于社会性质的角度而论,吕振羽认为“直至宣王,由于封建制克服了奴隶制和氏族制,才完成了封建制的过渡。”高亨也认为:“要研究周代的社会性质,必须研究周代的地租制度。”他推导道: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都是体现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无论西周推行的是助法还是彻法,都能证明其性质。又据孔子所言:“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鰥、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則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賦,又何訪焉!”高亨分析道:“这是异常重要的记载。一,所谓周公之藉,作者明白地指出这是先王周公的制度,可见藉是西周的地租制度;二,所谓藉田以力就是借用民力耕种公田,很分明是劳役地租;三,所谓赋里以入很贡物剥削;四,所谓任力以夫很分明是徭役剥削;五,所谓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很分明是劳役地租下的井田制。”

    何况,阶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些家臣,最初就是奴隶,后来一样可以位列公卿。而有一些贵族没落了,一样会沦为庶民。诗经中有这样三首诗,就是反映没落贵族的各种情绪。

    比如《权舆》: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承权舆!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

    此诗被后人解为没落贵族留恋过去生活。《毛诗序》则云:“《权舆》,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通过礼饩今昔薄厚悬殊,刺秦君养士不终,实际上也在陈说旧臣的衰落。

    再如《衡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有人解之为没落贵族的自我安慰。又有人颂之为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士之甘贫,前提自是境遇大不如前也。

    另如《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有人说这是表现没落士大夫的哀叹。从曹国的特定背景来看,一则其地多湖泊,适宜于蜉蝣生存,一则其国力单薄,处于大国的威逼之下,这里的士大夫也许因此对人生更多忧惧和伤感吧。

    西周实行的是层层的分封。如周襄王所言:“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 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又如李百药言:“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之内,俱为采地。”另据《礼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周王给公侯伯子男分配或“百里”或“五十里”的屏藩,又在王畿给那些卿大夫颁发“采邑”,每个诸侯国也会给那些有功的大夫、士以禄田、赏田、加田。而那些拥有土地的人们,又将自己土地租种给庶民。未必有多大数量的奴隶则各自遵守其职责。即所谓:“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阜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因为周代采邑的本质特点是既令其租税,又“有其土地人民”、“食其田并主其邑,治以家宰私臣,又子孙得世守之”,可以说,从周王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再到低级的士,都是大大小小的地主,形成“阶梯式的政治组织”。一如《荀子》所言:“传曰:农分田而耕。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

    了解西周的井田制也可以从诗经中着落。《信南山》是一首极有史料价值的作品: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诗首章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南山指终南山,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这井田自是与税赋有关。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值得注意。疆理田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其沟涂。”《周礼·地官·遂人》稩:“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郭沫若论道:“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诗中的“中田有庐”,也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进一步说明公田与私田的诗作有《大田》:  

    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此诗与《小雅·甫田》是姊妹篇。《甫田》写周王巡视春耕生产,因“省耕”而祈求粮食生产有“千斯仓”“万斯箱”的丰收;《大田》写周王督察秋季收获,因“省敛”而祈求今后更大的福祉。春耕秋敛,前呼后应,两篇合起来为后人提供了西周农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等相当真实具体和丰富的历史资料,是《诗经》中不可多得的重要的农事诗。较为要紧的是,该诗证明:西周时期的田制有着“公田”与“私田”之分。研究发现:“私田”即是贵族分配给农户的份地,在耕作顺序上必须让步于“公田”。但其经营权归农户自主支配;“私田”的授予面积通常是“百亩”,并以一夫一妻的五口之家作为分配标准。“私田”是西周田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周生产力的发展。孟子谓:“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如《七月》中所言:“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便是说百姓们把他们在公田上的收获物悉数交“公”。

    “藉”通“助”,即由同时耕种私田的农民合力而耕。借力以耕,农民提供的是无代价的劳动,因而可构成当时的税租形态:力役地租。为国家的藉田代耕是税,为诸侯的公田代耕是税,为公卿、大夫、士的“自营地”代耕则应该认定为租。左传中说“谷出不过藉”,孟子说“耕者,助而不税”,《礼记》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玄说“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都是这个意思。据孙作云统计,诗经中有十二首反映了公田和私田的劳动场景。恰因为公田私田的并存,才有了“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的管理制度。

    但“助”法并不通行于宇内。近于王畿的地区,实行的是比助法还要规矩的“贡”法。如孟子所言:“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周礼》中也有乡遂用贡法的记载。如此,国野之间的剥削率是不同的。国或乡遂“什一而藉”,税率为十一分之一;野人“九一而助”,税率为九分之一。不过如果与兵役相联系,二者也是平衡的,因为“近者多役”而“野处而不匿”的野人不用服兵役。

    井田制也是缴纳军赋的基层单位。。《汉书·食货志》如此描述周代情形:“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公羊》哀公十二年注:“税民,公田不过什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

     

    二、西周王朝的税制形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拥有“八师”和众多官员的周王朝无时不需要足够的财政经费。当时称为“九式”。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为满足这些支出需要,西周王朝主要通过贡和赋来征集收入。贡来自于各诸侯国,或者建立起朝贡关系的蕃国。这方面的默契是:“一不朝,则贬其爵;二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侯服岁一见,甸服二岁一见,男服三岁一见,采服四岁一见,卫服五岁一见,蛮服六岁一见,蕃国世一见。各以其珍宝为贡。”致邦国之用的九贡包括: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

    赋则主要征之于王畿,有九种名目: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

    这些名目大多是从征收对象所在区划分的。结合纳税人的种类,更方便了解其具体所指。当时的“万民”被粗略地划为九种王事中: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三农即平地、山、泽之农显然是其中的主要纳税人:“任农以耕事,贡九谷”。 郑玄注:“九谷: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

    这其中的农业、手工业、商业、林业、牧业、渔业、纺织业等纳税人的诸般情形,我们可以在《诗经》中寻到注脚。

    最为集中且具体的是西周初年豳地(今陕西旬邑县、邠县)诗歌《国风·豳风·七月》。清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评价这篇作品说:“鸟语、虫鸣、草实、木实,似《月令》。妇子人室,茅掏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触,似库序礼。田官、染织、狩猎、藏冰、祭献执功,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采桑园,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询天下之至文也。”它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毛诗序》认为它的主题是“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领略农民、农妇们所要承担的多重王事。(诗略)

    妇女不仅要采桑织布“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还有许多适合于女子从事的活动。《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毛诗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左传·隐公三年》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因而,诸多与祭祀有关的采集活动,都要由她们承担。

    比如《采蘩》,比如《采蘋》,比如《芣苡》。

    不仅农业方面有自耕农,商业方面也有自由商贩、贩夫贩妇。《诗经·卫风·氓》就是一个佐证。

     

    三、初世里的征纳关系确立

    周人是一个精于农业耕作的民族。《史记·周本纪》有载:“周后稷,名弃……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孟子·梁惠王下》谓:“昔者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豳,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这在诗经中都有反映。

    《生民》陈述了陈述始祖后稷诞生经过及播种五谷的成就。诗略。

    《绵》则记载了祖先古公亶父迁国开基的功业,从迁歧、授田、筑室直写到驱逐混夷。(诗略)

    恰是讲究礼乐刑政相须为用的周人把农业耕作发展到了“礼”的高度,即历朝相传的藉田之礼。它是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王大藉农于諆田”。每逢春耕前,天子﹑诸侯躬耕藉田,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如潘岳《藉田赋》所谓:“正月丁未,皇帝亲率群后藉于千亩之甸,礼也。” 在周人的重农理念下,其农事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为国君完成的“藉田”;一是为自己的“私田”。“藉田”完成以后,私田的耕种便足以维持生计,农人相对独立。 在“籍田”的“千耦其耘”的集体劳动,也是利于恢复农业秩序和税收征纳关系的。

    在藉田和私田的合理搭配中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之上谋求“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家园之乐,诗经中颇有反映。

    比如《臣工》: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趋尔成,来咨来茹。

    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

    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这是表现早春时节“王耕籍田”的典型篇章。作为最高等级的地主,周王自己有据说千亩的一片土地,叫做藉田,由农奴耕种。周王为了表示重视农业,在春季里率领王朝的群臣百官,去耕籍田,每人都扶犁推几下,就算耕田了,目的很明显就是鼓励农民们努力劳作,以能带来更好的丰收。如史书所载:“是月(指孟春)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

    再如《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这又是一篇反映藉田之礼的宫庭颂诗。“藉田之谷,众神皆用,独言帝藉者,举尊言之”,它具体地反映了周初的农业生产和典礼实况,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另如《载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不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这篇诗是《周颂》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几篇有韵诗中用韵较密的一篇。它记述了西周前期农业生产的一些情况,也是历来被历史学家重视的篇章。它为研究西周社会形态,了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可信的资料。龙起涛《诗经本事》论之:“此篇春耕夏耘,备言田家之苦;秋获冬藏,极言田家之勤。至于烝祖妣,洽百礼,供宾客,养耆老,于慰劳休息之中,有坚强不息之神焉,有合众齐力之道焉,有蟠结不解之势焉。是以起于陇亩之中,蔚开邦家之基;以一隅而取天下,其本固也,此之谓农战。”

    还有《良耜》:

    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莒,其饟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此篇与《载芟》是姊妹篇。《毛诗序》云:“《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

    伴着“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的一系列努力,“小邦周”迅速转变成“赫赫宗周”,完成了“其命惟新”的制度架构。其后,“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从周初诗作中看,税收征纳关系是融洽和谐的。

    例如《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桑园晚归图,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与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跃然纸上。

    还有两首赞美文王德化的诗作,也能透出这样的和谐相处。

    一是《兔罝》(略),朱熹《诗集传》认为诗的主旨是讲“文王德化之盛”。

    另一首是《汝坟》(略),《毛诗序》认为此诗是赞美“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

    周公制礼也经历了一个以“税收”号召力观民心的过程。《尚书大传·康诰传》言:“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見隋。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況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诗经中反映周公制礼作乐的篇章是《四牡》。毛传谓:“文王率诸侯,抚叛国,而朝聘乎纣。故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它宣示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如果天下有道,即便税役等王事,也理应获得忠诚遵从。

    《四牡》唱道: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四牡騑騑,啴々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诚然,灭商之战以及之后连年的平乱,也给人民带来了许多的烦恼。其中就包括征及军赋所造成的负担。《大东》一诗可以认为是周初社会下的一缕不谐和符: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潸焉出涕。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无浸获薪。契契寤叹,哀我惮人。薪是获薪,尚可载也。哀我惮人,亦可息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或以其酒,不以其浆。鞙鞙佩璲,不以其长。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此诗的背景是:西周初年,“三监”叛乱,殷商后裔武庚联合东方旧属国奄(今山东曲阜)、蒲姑(今山东博兴)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周公东征,经过三年战争,诛武庚,黜“三监”,攻灭奄等十七国。继而,迁殷顽,封建姬姓大国(鲁、齐、卫、燕)监视东方各小国,实行分区经营。距镐京较近各小国统称小东,较远的各小国统称大东。为加强控制,从镐京到东方各国修筑一条战略公路,据《逸周书》:“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即所谓“周道”,或称“周行”,从西方向东方运输军队和军用物资,运回西方贡赋和征敛的财富。对东方各小国来说,这如同一条吸血管。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西周统治者通过这条“周道”给被征服的东方人民带来的压榨、劳役、困苦、怨愤和沉痛的叹息。《毛诗序》曰:“《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认为是被征服的东方诸侯国臣民怨刺周王朝统治的诗歌作品。

     

    四、盛世下的税收征纳融合

    在文王、武王、周公各项基础性建设的推动下,太平盛世如约登临。成康之治,这启动在古都镐京里的第一场天下大治,也是中华民族有史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是西周国势最强盛的景气,是中国古代最美妙的时期之一,在公元前1042年——前996年赫然上演。《史记》中,司马迁用肯定的语气记述之: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后来的一些评价,更是具体地说:“昔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特别令后人兴奋的是,在1976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史墙盘中,甚至给了成王和康王以“宪圣”和“渊哲”的称谓,可知发生在当年的“颂美成王为天下法式”确实非虚。

    成康之治符合关于盛世的所有定位。它排在首位的盛世标志,是一国领域内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愿意接受的共通诉求:详和、安宁、稳定。当灭商之战和定周之战的刀光剑影渐渐淡去,人们都渴望着一个以万物所出颐养天年、享受凡世乐趣的环境。而周公与成康二王,便适时地给了人民这样的和平。“成康阜其俗,而礼让兴行。”“案土息民,以待其敝。”

    周公之后的贤臣一如既往地推动着治世的运行。一首《泂酌》,就被认为是召康王诫成王息民的诗篇: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岂弟君子,民之攸塈。

    程俊英《诗经译注》论定:“这是歌颂统治者能得民心的诗。”高亨《诗经今注》也说“这是一首为周王或诸侯颂德的诗,集中歌颂他能爱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

    征纳关系的融洽每每反映在纳税人对于征税当局的认同。颂美天子可以比附这样的认同。

    《蓼萧》就是这样的颂词:

    蓼彼萧斯,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蓼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

    蓼彼萧斯,零露浓浓。既见君子,鞗革忡忡。和鸾雍雍,万福攸同。

    《彤弓》一诗则反映出王室与诸侯的友好相处: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

    彤弓弨兮,受言载之。我有嘉宾,中心喜之。钟鼓既设,一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宾,中心好之。钟鼓既设,一朝酬之。

    据古代的铜器铭文(如《宣侯矢簋》)及《左传》等书的记载,周天子用弓矢等物赏赐有功的诸侯,是西周到春秋时代的一种礼仪制度。《彤弓》这首诗就是对这种礼仪制度的形象反映。《毛诗序》说:“《彤弓》,天子赐有功诸侯也。”

    《鱼丽》与《南有嘉鱼》也表现着这样的天地详和。前者谓:

    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

    鱼丽于罶,鲂鳢。君子有酒,多且旨。

    鱼丽于罶,鰋鲤。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

    维其嘉矣!物其旨矣,维其偕矣!物其有矣,维其时矣!

    中盛赞宴享时酒肴之甘美盛多,以见丰年多稼,主人待客殷勤,宾主共同欢乐的情景。

    后者写道: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

    南有嘉鱼,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

    翩翩者鵻,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

    《毛诗序》云:“《南有嘉鱼》,乐与贤也,大平之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

    当盛世来临,一些大的诸侯国也铺陈出一派君民相得的景象。做为诗经中享受天子规格的《鲁颂》的周公长子封地,鲁国作为诸侯中第一等大国,其安宁与否与关乎王朝命脉。

    《駉》便反映出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的景象。据诗意,此篇系鲁人歌颂鲁君注重牧业,国以富强之作。朱谋玮说:“鲁政多矣,独举考牧一事,军国之所重也。”

    该诗如此颂扬僖公(略)。

    周室的衣钵,鲁国与之。《礼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另一份资料也说:“(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另外,因为土地与实力均强,在诸侯中罕有所匹,故伯禽时,曾有过赫赫武功。《史记·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肹,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鲁。”所以,作为更为坚决地贯彻周公之礼的鲁国,又获得了效帝成礼的资格,自是可以想见后来晋国韩宣子到了鲁国看到了“易象”和“春秋”而发出的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诗经中的《閟宫》,就是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的记录(略)。

    《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它也从另一个方面,反衬出西周王朝的盛世全景。

    如果把盛世再加细分为“治世”与“极盛”,西周王朝的极盛当在昭穆之时。可极盛每每意味着盛极而衰,一如汉之武帝、唐之玄宗、清之乾隆时出现的拐点。唐兰先生也是这样看的:“昭穆两代应该是西周文化最发达的时代,拿封建社会来比较,昭穆时代相当于汉代的汉武帝、唐代的唐明皇和清代的乾隆,都是由极盛到衰落的转变时期。”

     

    五、衰世里的征纳关系松动

    如果说开国初期因为资源的枯竭和匮乏反而可能带来共渡时艰的合作,当日子一天天变好,贫富分化的本身也在瓦解着各种曾经双嬴的博弈。在王室与诸侯之间、大国和小国之间、君子和小人之间,出自对安逸生活的追求每每激生更大界面下的羡慕嫉妒恨。诸多的矛盾就是在这样的好日子里慢慢聚拢。税收征纳关系也日益松动。

    《何彼襛矣》已经透露出贵族们的生活水准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略)。

    近现代学者大都认为该诗是讥刺王姬出嫁车服奢侈。全诗三章,每章四句,极力铺写王姬出嫁时车服的豪华奢侈和结婚场面的气派、排场。首章以唐棣花儿起兴,铺陈出嫁车辆的骄奢,“曷不肃雝”二句俨然是路人旁观、交相赞叹称美的生动写照。次章以桃李为比,点出新郎、新娘,刻画他们的光彩照人。

    而士人及百姓的负担似乎反而更重了。如《式微》(略)。

    余冠英认为“这是苦于劳役的人所发的怨声”。诗凡二章,都以“式微,式微,胡不归”起调: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诗人紧接着便交待了原因:“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意思是说,为了君主的事情,为了养活他们的贵体,才不得不终年累月、昼夜不辍地在露水和泥浆中奔波劳作。短短二章,寥寥几句,受奴役者的非人处境以及他们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懑,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北山》一诗更是抒发着对于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的愤懑不平(略)。

    该诗描述一个日夜忙于王事的士子对社会劳逸不均表达了怨恨。诗主要采取对比的手法,将劳逸两方作了细致多面的比较,突出了诗的主题。而连用十二“或”字,构成排比,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将一腔愤慨倾泻而出,不可阻遏,正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强烈写照和自然涌出,同时又戛然而止,奇趣顿生。

    《殷其靁》则严肃地表达着“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的情绪:

    殷其靁,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这样的反差下,就可以理解《鸱鸮》《鸨羽》这样“刺征役苦民“的诗篇了。

    当王朝或诸侯国政治黑暗,没完没了的徭役使农民终年在外疲于奔命,根本无法安居乐业,赡养父母妻子,税收征纳关系便不能不松动了。

     

    六、厉王朝的征纳关系破裂

    西周的衰落从昭穆时期已见端倪,发展到厉王时已经病入膏肓。这一时期,鲜明的刺王之作比比皆是。

    《板》反映着“上帝”的昏乱违背常道和“下民”的辛苦劳累多灾多难;《荡》居然被认为是召穆公伤周室大坏而斥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的诗作。孟子也曾以《荡》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告诫国君不可“暴其民甚”。

    《民劳》也是召穆公刺厉王之作。郑笺云:“厉王,成王七世孙也,时赋敛重数,徭役繁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刺之。”此诗直接指向了税收征纳关系: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桑柔》则是芮伯刺厉王之诗。《史记·周本纪》载厉王事云:“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芮良夫谏,厉王不听,卒用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王出奔彘。”王符《潜夫论·遏利篇》引鲁诗说云:“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遂,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王又不悟,故遂流王于彘。”如此以观,堪为西周时代史诗: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倬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诗谓: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

    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灭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如彼溯风,亦孔之僾。民有肃心,开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穀。维彼不顺,征以中垢。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

    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经中对国人暴动的原因和经过都有反映。这集中反映在《大雅·桑柔》和《小雅·常棣》中。

    从《桑柔》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起义的原因是“专利”。诗中有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左传中解释:是贪故也。诗中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是说人民起而造反。又云:“维此良人,作为式穀。维彼不顺,征以中垢。”是说希望好人行善政,而讨厌恶人作坏事。

    最严重的是下面几句:“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孙作云先生的解释是:在当时的土地制度下,领主收取自营地里的收获物,是由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的。不应该收取的收获物,便是这样的“稼穑”,即私田里的收获物。这便是《国语·周语》中所言“厉始革典”。他以其专利、其贪侵吞私田收获,便是败坏了周公所制的“藉田之法”。如此便导致了“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的结果,“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国人暴动了!

     

    七、国人暴动中的征纳关系贲张

    当国人们选择了暴动,野人们的抱怨、诅咒甚至立意逃亡、愤起反抗的心思也更加强烈。诗经中情绪最为激动的,莫过于这一时期。

    比如刺贪的《伐檀》;再如人民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的《硕鼠》;又如刺在位者无礼仪的《相鼠》,还有咀咒“天下室家离散”的《黄鸟》。

     

    八、宣王朝的征纳关系修复

    厉王被赶跑后,“周召共和”对当年已经难以排解的社会矛盾有所舒缓。宣王即位后又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措施并致力于修复裂痕重重的税收征纳关系,“宣王中兴”带给国人和野人们一种别样的体验。可是毕竟“中兴”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让步,行将就木的政权也不会因为一两个圣君摆摆样子的励精图治而有大改观。尤其是到了宣王后期,秕政再次让人民感觉到了末世的气息。

    天保》是最能反映“宣王中兴”“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的篇章:

    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尔,俾尔戬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对于《无羊》一诗是美宣王还是刺宣王,后人有很大的争论。这是一首歌咏牛羊蕃盛的诗。《毛诗序》指实其当“宣王”中兴之时的“考牧”之作。可又有人认为,此诗与《我行其野》出自同时,是周宣王末年礼崩乐坏、社会风气恶化的表现。事实上,对于是否存在着“宣王中兴”,史界是有争议的。史书上也有歧义。比如《国语·周语》中即有“自我厉宣幽平而食天祸”的说法,韦昭释为“厉暴虐而流,宣不务农而料民,幽昏乱以灭西周,平不能修改”。据说在宣王时就有民谣:月将升,日将浸;檿箕服,实亡周国。

    对于宣王在农业及税收方面所作出的“不藉千亩”、“料民太原”的重大决策,《祈父》一诗隐隐有所揭示: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宣王对土地制度和税制的改革,实际上承袭了厉王将税收目光投向私田的创意。所不同的是,他不再强调征取力役地租,干脆取消了对公田的设置,变“助”法为“彻”法。在《毛公鼎》铭文中,便出现了“再不得剥削农民分地里的收获物”的指令,这实际上是宣布取消力役地租、改征实物地租的正式文件。春秋战国年间的那些私有制及履亩而税式改革,实际上都是一鼎革的延伸。

    从纳税人遵从的角度而论,公田私田的设置并不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因为有了私田者大多

    “不肯尽力于公田”,所以才会出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田在草间”、“公田不治”的场面。《吕氏春狄·审分览》做了如下的分析:“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当“公田藉而不税”一变而为履亩而税,税制也就由“公田什一”、“九一而助”的助法,变为“什一而彻”的彻法。

    古籍中所谓宣王“料民太原”即调查人口以便征兵或征税的作法,便与彻法的普遍实施有关。“领主阶级常常进行战争,要征发大量农奴担任兵役。在劳役地租制度下,农奴去担任兵役,领主的公田就不免有所荒废。改为实物地租,领主便可以强迫农民担任兵役,同时也强迫农民缴纳地租。”

     

    九、幽王朝的征纳关系崩塌

    宣王后期已经出现了国运下行趋势,到了幽王时,因为更加不注重众多关系的平衡,亡国之音已经奏响。一部《诗经》,“刺幽王”诗不胜枚举。有意思的是,不论亡国的主要原因是不是因为开罪了广大百姓,可从百姓的角度来论说原因,却是历史上在在陈说的成例。

    直接谴责政烦赋重的诗有《楚茨》《甫田》等。《毛诗序》对《楚茨》的解读是:“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对《甫田》分析则是:“刺幽王也。君子伤今思古焉。”郑玄笺说:“刺者刺其仓廪空虚,政烦赋重,农人失职。”

    《楚茨》如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

    我仓既盈,我庾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执爨踖踖,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

    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

    我孔戁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

    卜尔百福,如几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时万时亿。

    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

    钟鼓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

    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尔肴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

    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孔惠孔时,维其尽之。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甫田》诗谓: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粱,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明确指斥不能膏泽天下的诗作,有《蓼莪》《黍苗》《苕之华》《瞻卬》等。其中《瞻卬》则将幽王之所以亡国的诸多线索都梳理了出来:周幽王昏愦腐朽,宠幸褒姒,败坏纪纲,任用奸人,斥逐贤良,倒行逆施,招致天怒人怨;北方犬戎趁机入侵,杀周幽王于骊山下,遂导致西周灭亡。诗人忧国悯时嫉恶如仇之色,溢于言表: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

    鞫人忮忒。谮始竞背。岂曰不极?伊胡为慝?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妇无公事,休其蚕织。

    天何以剌?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槛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

    激烈声讨幽王政事荒怠、社会混乱的诗作有《十月之交》《正月》《雨无正》等(略)。

    天象如此,民心如此,甚至官不聊生、兵不聊生,西周不能不亡。西周王朝税制和税收征纳关系,又将在继起的东周“春秋”“战国”的特殊景象下陷入更大的尴尬中。

    (初稿成于2015年4月17日)

    李胜良

    作者
    • 李胜良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
      微信公众号:岦泩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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