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税收人物:曹承宗

今天的国家税务总局，其前身是建国初成立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它的其中两大行政渊源，一是陕甘宁边区的税务总局，一是晋察冀边区税务总局。河北蠡县人曹承宗，便曾经在这两大边区的税务总局，都做过首席主持。在早年的革命经历中较为人所知的，是他曾经在河北高阳、蠡县、清苑一带从事地下斗争，并以县财务局长的身份，给发生在1932年的“高蠡暴动”担当了坚强的后援。

查阅有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一次很有趣的“撞名”：在1941年前后，有两位叫作“曹承宗”的经济界名人。一个是曾任伪满洲国地政总局局长，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税务总局局长。对于这位红色阵营内的曹承宗，一些资料是如此介绍的：曹承宗（1893—1978），河北省蠡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高蠡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税务总局局长、晋察冀边区税务总局局长。建国后，历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交通部党组成员，公路总局副局长，交通建筑总公司经理，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驻交通部监察组监察员，中国人民政协第四、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一、 播火高、蠡、清

1958年2月26日，时任交通部监察局副局长的曹承宗，受邀参加《文艺报》组织的《红旗谱》座谈会。这位被作者梁斌介绍为“当时是县财务局局长，在财务上对党的支持很大，在党内很有威信”的人，联想起当年的经历，真是百感交集。他说：刚刚拿到这本书的那天晚上，我睡在被窝里，才看了第一句——“平地一声雷”，就把我的思想一下子吸引住了。

二、三十年代的河北高阳、蠡县、清苑一带，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虽然缓慢但是顽强的发展，曾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中国近代乡村工业模式”之一。就是在这个三角地带，曹承宗成长为一个坚定而富于智慧的革命者。

1904年，曹承宗自初级小学毕业后便因穷困再也无力求学而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他做过雇员、打过短工、当过店员，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农民、工人、商人等多重身份的小知识分子。1919年，他又通过关系被安排在县收粮所当三等书记员，开始接触到他后来在陕甘宁和晋察冀从事的主业：财政税收。1925年，三十三岁的曹承宗开办了三三针织厂，并在这里结识了地下党员董守仁、于澄波，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他就在宋家庄、林堡、杨马庄等村民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宣传组织群众参加反对黑暗统治的斗争。《红旗谱》里的主角“朱老忠”的原型宋洛曙，便是曹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后来成为蠡县宋家庄的农民协会会长、高蠡暴动后建立的红军游击队主要负责人。

1928年，曹承宗担任了蠡县国民政府财务局长。他利用职权之便，除供给中国蠡县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外，还拨给保属特委1000元银元。他积极配合党的活动，参与了反“计口售盐”、反折租税、反割头税、反成立民团、反辑私队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在1932年上半年那场反对当局名为“验契”、“验照”实为增加农民税赋的斗争中，曹承宗所在的中共博蠡中心县委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

在中共河北省委、保属特委和暴动指挥部的领导下，1932年8月27日凌晨，蠡县宋家庄宋洛曙的家里升起了鲜艳的红旗，轰轰烈烈的高蠡暴动开始了。起义战士项系赤带，手持钢枪、大刀、长矛，由湘农、宋洛曙率领，一路挥戈东进。沿途经博野、奔高阳，辗转数十村庄，逶迤一百余里。所到之处，张贴标语，发动群众，打土豪，砸盐店，打开地主粮仓，分粮分财务给农民。一时间，革命风暴席卷高蠡大地，反动地主阶级威风扫地。正当欢庆胜利之时，起义惨遭国民党镇压。8月31日，驻安国反动军队突然包围北辛庄，起义队伍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缺乏战斗经验，宋洛曙等17人当场壮烈牺牲。继而国民党进行疯狂剿杀，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等惨遭杀害，起义乃告失败，前后共牺牲47人。

暴动失败后，曹承宗先是利用自己还没有暴露的合法身份积极参与营救被捕人员，因而引起反动当局的怀疑。1932年9月，曹被通缉，只好逃离县城。1933年2月，曹承宗与保属特委接上关系，来到清苑县王盘村，先后发展了冯清祥、薛瑞祉、薛瑞雄、李玉吉等入党。以此为基地，他在蠡县、博野、清苑三角地带恢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负责这个区的党务工作，很快恢复了宋家庄、杨马庄、林堡、博野县吴王庄党支部，又在清苑县王盘、杨庄、孟庄、段庄建立党支部，传播革命火种。1936年11月，国民党骑兵包围了王盘村，企图抓捕曹承宗，在众人掩护下，他改扮成小商人逃往西安，并从这里奔赴延安。

二、治税陕甘宁

曹承宗主政陕甘宁税务时，边区的财政困难因为南汉宸、霍维德等忍辱负重的努力已经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这让曹承宗得以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税收民主建设上。在税收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民主评议”制度，就是在曹的主持下得到完善，并很快推向全国各大根据地、解放区。

1941年，曹承宗接替霍维德就任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局长。就在这一年，边区开征了营业税。因为商人及税务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建帐和查帐能力差，致使这一需要对收入、费用、纯收益等做精细计算才可以计征的税种，从一开始就以摊派的方式出现。后来虽然有所改变，开始建立“评议委员会”并以商家的“厘股”和等级为据进行评定。可因为评税是由商会主导进行的，在商会中占据了更大发言权的大商户们难免要徇私把自己的税负摊派到小商户的头上，使得同一行业的税负出现很大的不均。

曹承宗在深入调查和认真筹划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参与+调查研究+纯情收益征收”的民主评议作法。具体步骤是：首先，扩大评议委员会人数。评委会由大、中、小商人和商会的正、副会长组成，积极吸收多数中小商人参加，提高评议委员会的职权和作用，把原来三至五人的评委会增加到二十八人，充分照顾上、中、下三层商人的利益。其次，由评议委电员会组成“调查委员会”。各调查委员在调查之前，先评议自己的商号，各委员自报所得额，集体评议完各委员的纯收益后再评其他商号。第三，发动商人参与调查工作。税务部门只把握原则，给予评议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和商人们充分发挥自己权力的机会。

因为在税收这种向来“不由分说”的领域也真正实现了民主，陕甘宁的营业税得到了很顺畅的贯彻。据1945年1月10日的《解放日报》报道：“经过区署和税务局协同商会入户调查后，才开始布置征收营业税，征收中贯彻民主精神，实现公平合理的负担。因为税收方法得当，商民都很积极。”

“民主评议”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税收征管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我们在对个体工商业实施定期定额征收时，所采取的同规模、同地段、同行业评议，遵循的依然是曹承宗们在陕甘宁边区所发明的民主评议脉络。

诚然，“民主评议”的逻辑主要适用于建帐和查帐能力较低的税收征管环境下。在一些大城市，因企业的会计素质和税务机关的查帐能力都很可观，更符合税收征管规律的作法应该是核实征收。建国初期，在对营业税、所得税等是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延安模式，还是贯彻“依率稽征、专管查帐、职工协税”的上海模式，还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上海市税务局之间，爆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甚至上纲上线的争论。上海市税务局局长顾准坚持认为，在无论商人还是税务人员的“计算”素质都远高于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情况下，仍然采用以估算为主要形式的评议，未免太落后了。已经具备查实征收能力的上海税务部门，完全有可能实施更为精细的征管策略。虽然这一争论因为顾准的免职而不了了之，但两种倾向的征管作法，都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延展到了今天。所不同的只是，上海模式更代表了先进税收文化的方向。而曹承宗所推出的民主评议，则至少在税收的民主化进程中确立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三、缉私晋察冀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下大力气经营东北。他们抽调了大量精英力量陆续赶赴新建立的东北根据地。这时，南汉宸奉命组织财经界骨干，他所选中的税务局长人选便是曹承宗。后来，因为局势变化，他们被滞留在晋察冀边区。1946年的“情人节”，曹承宗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晋察冀边区税务总局局长。同期就职各部、局的同事，还有成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领导人的吴德、姚依林等人。

因为在边区的财政处内设有专门负责农业税征管的税务科，曹承宗领衔的税务总局，实际上承担贸易总局的职责：征收和管理工商税收，主要是货物税。在边区内并无较大的工商企业的情况下，征收货物税的主要途径，是对从国统区进入边区的工商业者，设卡征收。这些卡，又被称为“口岸”、“人造海关”或缉私带。而当时各地税务局的设置，也被明确为“海关”缉私职能。比如在冀中的几个不依行政区划而设的支局，第一支局设于胜芳市，任务对付天津；第二支局设于固安，对付北平；第三支局设于清苑，对付保定；第四支局设于藁城，对付石家庄；第五支局设于建国之崔儿庄和交河之王庄，分别对付沧州、青县和泊镇；第六支局设于献县的臧桥，管理子牙河。

这样的设置决定了，税务干部们势必是要战斗在国共势力的边缘点上，其危险性可以想见。也正因为如此，曹承宗的许多基层同事，一手拿枪，一手收税，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冀东税务局滦西县局老庄子税所稽查员铁人，在回局取税票经过新城子村时，遭遇顽军追击，因负伤被捕，于二十七日被枪决于任各庄据点外。这位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曾任区委书记、之前两次被捕的二十七岁青年，确实象他的名字一样坚强，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后壮烈殉职。

与铁人相比，二支局的毛公寺税务所遭遇的敌情却是有惊无险。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该所缉获一辆满载食粮的走私大车，车夫逃跑并勾结新城十里铺据点一百多国军，于第二天凌晨包围了这个税务所。在只有八人、三支枪和四十颗手榴弹的不利情况下，税务干部们据于高房上与敌对峙了十三个小时，并将其击退，本身却毫发无伤，堪称奇迹。曹承宗等上级部门获悉后，明令向毛公寺所学习，并发给其驳壳枪一支以示奖励。

正因为在犬牙交错的缉私口岸承担的这种半军半税的角色，边区对“优秀税工”的评定讲究了这样的四重标准：一是能够坚持在残酷的环境下工作不怕牺牲，二是面临战斗时英勇果敢，三是品质优良，四是忠于职责。在这方面，获鹿县局和卢龙县局堪为模范。前者在反蚕食斗争中，坚持一昼夜抗击敌人的进攻，直到把伤员掩护退却并带出保安队的一挺机枪；后者则是在民兵的配合下，打破敌人的包围，成功地将税票、税款、公文、印信等抢救出去。

关于缉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曹承宗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专门在边区税务总局所办的《税刊》上发表了就加速建立缉私带给全体税工同志的一封信，指出“晋察冀边区的地理环境情况，是特别的复杂。如从地理上看，内部即掺杂着反动的统治区，外线也有很大一部分被反动派统治区所围绕，并有山川水田平原草地河口海岸等”，而“缉私带的创设详细说来，是为了保证实现边区进行和平建设，保护边区经济，充裕财政收入的税收政策，而防止与打击国民党的经济特务偷税走私的破坏行为，同时也是防止与摧毁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或文化特务潜入边区捣鬼，或暴动行为而建立”，“这是民主政权下实现税收保护政策而避免被反动派摧毁边区经济的一道可以而且必须造成的坚强防线”。他在信中还提出了一些缉私技巧和政策界限。为加强对缉私工作的分析和指导，他还特意就“税用地图”问题发文进行指导。

曹承宗在高、蠡、清参与领导抗税，又到陕甘宁主持管税，后来在晋察冀查税，其中浸淫于税收领域中凡二十年，为共和国的税收前史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写作并发表于2010年，原题《河北税史人物之曹承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