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个逼仄但有炫惑的小众空间里增进对税收的认知

按语：2014年1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了税收文学与宣传研讨会，遴选三十位系统内文宣精英进京论道。在其严格的审查过程中，我也被纳入邀请名单。不过，那一天同时在南京召开中国税务学会历史研讨部学委年会，且通知在前。因而，我只好放弃了与会。可是，之前做的准备却保留下来了。那就是这篇税收文宣经历自述。

从1984年就读大学税务专业到今天，我与“税收”这个专业领域、研究对象、认知目标结缘已经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我有七年时间是在读书（1984年至1988年、1997年至2000年在东北财经大学读大学和研究生）、有九年是在征管部门（1988年至1997年在河北省税务局、河北省地方税务局征管处）、有十四年是在科研部门（2000年至今在河北省地税局科研所）。这样的时间分配结合我的个人偏好决定了，我对税收的认识和写作，都带有相对理性的研究成分和学理色彩，且自我拘泥于冷僻但是诱人的小众话题中，而不尽如诸多税收文学爱好者那样用激情豪迈、意气风发的笔触驰骋在无所不包、横无际涯的文字旷野中。

可这并不影响我们可以在“税收文化”这个较为宽泛的界面上接轨合流。事实上，除了在税收理论、税制设计、税收法律、国际税收、税收征管等方面的例行耕作外，我的精力主要是投诸各有侧重的税收文化话题间。已经出版的七本个人著作，有四本都是在“税收文化”的名义下推出：2004年，《发票撷趣》《税收脉络》归属于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税收文化丛书”；2009年的《大任斯人》和2014年将出版的《税收地理札记》则纳入中国税务出版社的“税收与文化丛书”项下。2006年以来在《中国税务》《中国税务报》发表的文章皆是税收文化方面的内容。2009年以后在各家税务刊物受理的主题约稿、个人专栏也都在这个范围——正是这些约稿和专栏让我的税收类文章发表篇幅数从2009年前的不到100篇一下子增加到2014年底的430多篇：2009年至2012年，在《中国税务》陕西国税专栏连载我的“税收诗话”系列；2010年至2012年，在《宁夏日报》税务周刊“税收文化”版供应系列稿件，在《河北税务》连载《河北税史人物评传》系列；2011年，在《海西税务》开写“大任斯人”专栏；2012年，在《海西税务》承写“税收诗话”专栏，在《大连税务研究》承写“税事纵横”专栏，在《唐山地税》承写“税收史绎”专栏，在《长安税苑》连载“印花百年”专题；2013年，在《广东地方税务》开写“税收史话”专栏，在《海西税务》承写“税海浮沉”专栏，在《河北税务》开写“盛世良言”专栏，在《中国税务》陕西国税专栏撰写“税收时评”，继续在《大连税务研究》《唐山地税》上的专栏；2014年，在《长安税苑》连载“左支右绌民国史”系列，在《海西税务》承写《茶税演义》专栏，继续在《广东地方税务》《大连税务研究》《唐山地税》《河北税务》的专栏。

自忖算不得一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税收研习者，因为从三十年前就读税收专业的第一天起，我就在做着一种貌似不务正业的尝试。我期待着当年远未成为扎实学科如今也未必发育成熟的这一领域，能够在我和同道的建设中成为一门不仅厚重实在也很轻灵丰盈的学问。我个人的趣致，是为它编织一座统合了多重思维和分析理路、点缀了多项边缘学科的斑斓城堡。在对税收学的主流视野葆有起码的兴味之外，我更愿意依了自己的心性对其作外围的、超脱的、广域而精微的检索。其中从天、地、人三维的全角、立体、俯瞰姿态观察和描述这门我始终为之锁定的专业、职业和事业，恰是我的偏好。1986年发表的《系统构建的税收学》、1998年发表的《税收学的边缘化趋势》，分别反映了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时代的臆想成果。与这种构建同步，我不断尝试着在税收史、税收人物、税收心理学、税收诗歌、税收地理、税收书评等方面有所建树。友人曹钦白之于税收政治学、姚轩鸽之于税收伦理学、王磊之于税收社会学的丰厚心得，不时灌注给我心头暖暖的跃动。我坚信甚至迷信学问的意义在于“致广大而尽精微”，只有在一个个特定的局部取得相对自信的发言权，在一个个直观但是深邃的支系里积累起适量的样本，在一个个逼仄但有炫惑的小众空间里收获足够多的心得，才有望强化对税收的总体认知。而且，只有在某项专门的学问间打出一口口的深井，才能够有效避免自己失之偏颇和武断，并寻到在同道中“术业有专攻”各有侧重、互难替代的独立地位。于自己而言，则是一分“冷暖自知”“没事透着乐”的会心之乐。置于税收文学、文化、学术、宣传的大布局中，则是微观但是透彻的有用介质。

在逼仄但有炫惑的小道间穿行，探幽之乐不时滋润我的心胸。在泡制“李记私房菜”的“微观税收史”时，我强调每一篇目都从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税种、一个侧面、一种理念、一种现象、一串关系的具体情态发端，从相对广阔而又具象的界面，品说中国古代税收变迁的外在脉络和内在规律。在驾驭“中国税史人物”系列时，我尝试着多种文本样式：评传、序跋、年谱、税收思想管窥。在“采诗八万首，论税五千年”的枯燥作业中，我尽最大努力去体会每一位税事诗作者的内心隐衷与人生况味。建立在多番踏访基础上的税收地理评说，让我的税收文字加意地向着“轻读物”和文学化靠近，以便让我脚下和笔下的晋察冀、大运河、费阿拉变得灵动而又神峻。我甚至筹划着把那本《大运河里的税收光景》写成一篇篇散文。在对税收心理学的痴迷中，我期望着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模拟现实中人格多样的纳税人心理和行为。醉心于为每一个熟人、学人、古人的涉税著述写下浸有我个人局限和学养的书评，也因而在无形中扩展和延伸了自己的涉猎范围。

我的核心观点是：在税收文化的田园里，既需要知道很多事的狐狸，也需要只知道一件事的刺猬。既需要税收作家等自负“多面手”的通才，也需要税收文化学者、税收历史地理票友、税收专栏写手等“一招鲜”的“专才”。而且，不管是谁，都会在驾驭那些专门话题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毕竟，建立在充分阅读、排比、踏察、钻研基础上的税收作品，总会少一些硬伤，多一些准确。而我自己，则更愿意在一个个逼仄但有炫惑的小众空间里，借助一点一滴的精进，不断增益对税收的认知。

愿每个人都能找到最合适的位置，对税收文化的全面繁荣，尽自己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