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学者的战时责任——读《朱偰财政文丛选编》观感

今天收到了朱偰先生女公子朱元春女士寄来的《朱偰财政文丛选编》辑稿，大快。这说明朱家子女进行的另一项伯商旧著整理工程已接近尾声。据介绍，“父亲朱偰先生的财政文丛电子文档，经我姐弟三人（朱元春、朱元智、朱元曙），历时一年，录入、编制、校勘已初步完成。此文丛收入了父亲从1929年到1948年二十年中发表的146篇论文，约96万字。”“父亲在二十年里发表的财政论文，分别刊登在约26种期刊杂志和7种报纸上，体例各式各样。”“从他在被称为民国第一杂志的《东方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看，从1926年到1946年，他共发表了103篇文章，其中属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58篇，占全部文章的56%。”

翻阅朱家子女提供的《朱偰财政文丛选篇目录》和《朱偰财政文丛选编》，第一感觉就是，如崔敬伯、朱偰等这些民国财税学者，因为遭逢了中日战争这样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其应激而起的一项责任，就是从财税角度去关注、解析、声援、筹策于这场战争，其中的大题目便是战时财政，微观的小课题有“中日经济战”、资源战、财税战。在崔敬伯先生的财政文丛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对策文章，在宋劭文、戎子和的财政经济文集中也能看到许多这方面的实践谋略。在日本军方所编的《华北治安战》中也能读到许多这方面的段落。从中可知，这是当年战争当事方都特别关注的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话题。

从《朱偰财政文丛选篇目录》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许多篇这方面的论述，其中发表的阵地也很显赫，可以想见，这些观点得到了学界与军界的一定呼应。

朱偰关于战时财政的文章及其发表刊物大略如下：

中国战时财政之出路《东方杂志》，1936年4月1日，第33卷第7号；

中国战时财政的一个切实方案1937年《东方杂志》，1月1日，第34卷第1号；

中国战时财政之过去及其展望1937年《东方杂志》，12月16日，第43卷第22、23、24号；

日本战时财政问题《四川营业税周报》，1938年1月24日，第2卷第4期；

推行战时税制与彻底改革财务行政《东方杂志》，1938年4月1日，第35卷第7号；

推行战时所得税建议《新民族周刊》，1938年4月，第1卷第8期；

战时利得税问题《经济动员》（重庆），1938年6月30日，第2卷第2期；

中日战争与通货管理——抗战一年来通货政策之检讨与前瞻《经济动员》（重庆），1938年8月31日，第1卷第6期；

民穷财尽之日本经济《经济动员》（重庆），1938年9月30日，第2卷第8期；

中日经济战争决胜之关键《经济动员》（昆明），1938年12月15日，第2卷第1期；

展开沦陷区域的经济游击战——对抗敌人的经济掠夺《国民公报·星期论文》，1938年12月25日；

如何与敌人争取游击战区的经济资源《国民公报》，1939年1月21日；

日（敌）人统制华北外汇与中英借款《东方杂志》，1939年4月16日，第36卷第8号；

抗战两年来的财政《东方杂志》，1939年7月16日，第36卷第14号；

战时财政筹款方法之比较《东方杂志》，1940年6月1日，第37卷第11号；

田赋改征本色以筹集军粮刍议《中央周刊》1940年9月24日，第3卷第15期；

战时租税极应改进刍议《东方杂志》，1940年10月16日，第37卷第20号；

战时公债与我国财政前途《财政评论》，1941年1月，第5卷第1期；

欧美各国战时国防经济之机构及运用《训练月刊》，1941年2月1日，第2卷第2期；

两个时代之战时财政观念《财政评论》，1943年8月，第8卷第2期；

我重点阅读了《朱偰财政文丛选编》收录的几篇。在《展开沦陷区域的经济游击战》一文中，我可以品咂出朱偰先生相当清醒与动态感觉的税收地理思维。中日战争开始后，许多国内外人士，出于对日本这样一个资源贫乏的“蕞尔岛国”的轻视，不断发布各种“日本财政经济总崩溃不久将临”的美好推论。朱先生用他特有的犀利指出这些论调是“或激于感情，或昧于敌情，遂致推波助澜，人云亦云”，进而用更为辩证的思维指出：“他们一致的错误，在误认日本对华作战，其经济资源只能仰给于其本国及其属地。他们误认为日本仍是未开战前的日本，人力资源依然有限；中国仍是未开战前的中国，地大物博。……殊不知战争演进至今，战区已蔓延察、绥、冀、鲁、晋、豫、苏、浙、皖、赣、鄂、湘、粤十三省。……敌人占领了我国如是大的地方，他们所掠夺的经济资源一天一天增多，我国经济资源一天一天减少，而尚希望敌人财政总崩溃，而尚奢言我国地大物博，人力物力，取之不尽同，用之不竭，真所谓坐井观天，不知大难之将至。”

接着，朱先生罗列了正处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各种战略资源，其中包括“强国所必不可或缺六大原料”之三的煤、铁、棉花，以及羊毛皮革、蚕桑、制造毒气所必需要的盐、制造重兵器必需的钨等。他更具体地介绍了“日本企图独占华北及华中利权”的具体运作。

因为这篇文章发表于1938年12月25日，经济战的话题尚处刚刚开题、发起的状态，如此去苛求朱先生提出的两项经济战“方略”还不是那么深入具象是不必要的。他的两项对策是：敌后游击分子应以破坏敌人在侵占区域内的经济设施作为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派遣秘密工作人员展开对日之经济不合作运动。如果联系之后的“百团大战”和“敌后武工队”执行的恰恰是这样的策略，我们大可以称赞朱先生的先见之明。可从另一方面讲，经济战之繁复复杂，绝对不可能只限于这些较能容易想到的办法。而且，诸多招法秘不可宣存乎一心也不适合着于纸面。不过，朱先生也在不断扩充着他的经济战思维，第二年发表的《如何与敌人争取游击战区的资源》一文中，又提出了利用第三国或私家商号贸易抢购的办法。类似的谋划，在蔡辉主领下的皖江新四军七师对敌经济战对弈中，已是花样翻新如鱼得水。做为一个学者，提出具体的策略未必是他们的擅长，但能够明察秋毫地发现缝隙与漏洞并提出补牢之思，已是他们的功德。

身为财税学者，朱偰先生的战时财政、战时租税认知也相当敏锐，这见诸于他的诸多文字中，并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较醒目的关注。待将来《朱偰财政文丛》付梓，后人将能窥其可能的全豹。

《朱偰财政文丛选编》的打印稿已出，《朱偰财政文丛》还会远么？

2016年8月30日写于收到《朱偰财政文丛选编》的第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