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嘉仓,洛阳城里的税收风景

1969年，面对一座疑为“西周墓”的地下建筑，有关方面的尝试性发掘，让一座唐代官仓露出它神秘的一角。次第深入，史书中曾大书特书的含嘉仓越来越以吻合了传说的伟岸形象，惊艳了人们的心神。盛世首库在“陪都”洛阳而不在京师长安太仓，也因而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经济、政治、漕政与税收话题。

在旧日含嘉仓城发掘中逐步落实的287个仓窖印证了这一巨仓的史载规模，面积可达43万平方米的这座仓城显然至少可以容下400座这样的仓窖。这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史书上所记的某笔数字真实非虚：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全国主要大型官仓统共储粮只有1260万石，仅仅含嘉仓就存了583万多石。结合唐政府“凡都之东，租纳于都之含嘉仓”的规定，联系含嘉仓主要使用于高宗、武后、玄宗诸朝，正是大唐相当鼎盛的时期，称此仓为“盛世首库”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古代计量单位“石”“斗”之类主要是指容积，而古时的“斤”也与今时不同，何况“石”也存在大小之分，所以，就“唐时的一石等于如今的多少斤”这个问题，专家们似也没有形成定论。较为流行的两个说法，分别是唐时一石相当于现在的81斤和59公斤两种。文献中对含嘉仓的这个存储规模，提出了“相当于今天2亿5千万斤”的表达，疑为相应的“公斤”之误。再联系相关史料中有所谓“一个成人每年可消费12石粮食”的说法，这个规模便可以相对直观地理解为50万人一年的口粮。

在税制上实行租庸调辅之以户税、地税的唐代前期，其主要税收成果还是实物，钱只占其中很小部分。以天宝八载为例，“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租粟则七百四十余万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二十余万端匹屯贯石。”

以此而论，含嘉仓可算得一个颇为全面的税收宝库。这是因为，隋代大业年间初建此仓时，仓城内盖起来的是地上的库房，当以存放布帛丝棉为主。后来吸取城外粮仓一旦被人占领便被断了活路的教训，遂将此仓改为粮仓而设置为地下仓窖。附近的子罗仓，则同时存有粮食、盐和钱。这可以算是当时“税收”成果的各种表现形态了。

洛阳地处“中国”，在周公营建洛邑之时就被视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焉”。在这样的地方集中全国各地而来的税粮税银税物并储存之，而后待机转输于有需要的各个地方（主要是位于关中的京城），便顺理成章。

洛阳周遭早有大建官仓的历史。商都朝歌附近的矩桥仓、洛阳城内发现的战国粮仓，还有陈留仓与宛仓等都是佐证。而在秦汉时期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在军事史上写下重重几笔的敖仓。

敖仓位于汉代荥阳县城东北的敖山上。它北临黄河与济水的分流处，南带广武山，西临汜水与著名雄关虎牢关相望。秦始皇时于敖山上置仓，故名之曰敖仓 ，“会天下粟，转输于此”。在这样一个军事重镇设仓，目的不外是供给守军粮草且以重兵护粮，并作为全国租粮的一个集散地，从四方集齐后择机向关中转运。在秦统一天下的背景下设立此仓，则又可以见出以东养西、以西制东的税收地理意蕴。具体说来，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敖仓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绾五州山河于一束的地理价值。从陆地上看来，荥阳以东，便进入空旷辽阔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可任大军纵横驰骋；荥阳以西，自成皋至函谷关，则是峰谷交错的豫西山地，易守难攻。秦师出关而东，“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一片坦途；关东人扣关而西，处处艰险。此所以战国时五国联军对抗秦兵而不胜之由。可以说，荥阳就是秦地的东大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于此驻兵建仓，其虎视天下之味尽出。从水路上来看，借助魏惠王所开的鸿沟运河，荥阳联结黄河、济水、汝水、泗水、淮水而成为一个水运交通中心。依《史记?河渠书》的记述：“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渠济之间。”

有这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汉高祖、汉景帝、汉武帝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故事。楚汉相争时，刘邦“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

景帝时，吴楚之乱发，周亚夫受命东出荥阳，抵达后未受敌阻，不由得喜悦万分：“今我据荥阳，荥阳以东不复忧者！”

汉武帝则坚决不同意其宠妾王夫人为儿子申请在这里置王。他的理由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置王。”

敖仓的规模很大，当年也是秦汉的首库。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关东租粮尽集于此，进的多；二是向西运路不畅，不时处在积压等待之中，出的少。西行漕路不畅的问题，一直困扰了数个建都于关中的王朝，不仅促成了诸多经济社会现象的发生，也最终注定了关中这个“居天下上游”的建都佳地最终成为财政上的死地而为宋代以后舍弃。

荥阳以西的黄河，因有三门天险、砥柱中流、十九险滩等重大地形障碍，以及不同季节下通航能力和流量的差异，给漕船西上造成了很大的束缚。为满足西汉每年四百至六百万石的西供任务，便不得不采取“水通利则随近运转，不通利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生隐盗”的方略，一座巨仓屹立于中州便成为无奈中的必然。到了东汉，此仓虽不必将很大精力用之于西供，其“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的税粮宝库作用，仍继续保持着。这敖仓成为天下首库的历史，一直维持了四百年。

隋唐继续定都长安并以洛阳为陪都、副都、备都，由此让敖仓充当天下首库的故事，可能重演。不过，因为开挖了以洛阳为中心、呈“人”字型的大运河，洛阳成为南引通济渠、北领永济渠、西控广通渠，“沟通江、汉之漕，控引河、淇 之运”的物流中心，此时的三渠汇流之处，已经移到了敖仓以东的洛河入黄河处。由此，洛口仓取代敖仓，成为天下首库。

洛口仓距离敖仓不远，从荥阳县的荥水镇到巩义市的河洛镇，不过数十里处，有人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清朝《说嵩》即说：“洛口仓，即秦敖仓旧址。。。。。。今犹名‘窖粮坑’。”这应该是一种误传，因为洛口仓属于新建，且史书所记位置与敖仓迥然有异。《资治通鉴》载：“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置监官，并镇兵千人。”《施府志》所记可为补充：“兴洛仓，即洛口仓也。隋置仓于巩者，以巩东南原上地高燥，可穿窖久藏，且下通河洛漕运也。”

隋初天下有四大官仓，都是在黄河沿岸，即洛州（今洛阳）的河阳仓，陕州（今三门峡市西旧陕县）的常平仓，华州（今陕西华阴）的广通仓，卫州的黎阳仓（在今浚县）。这些粮仓大都兴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在隋朝初年的漕运和财政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大运河开通并建立起洛口仓后，全仓储米可达二千四百万石，成为隋朝最大的一个粮仓。东南运来的漕米，很大部分都贮藏在这里，由此往西可运往洛阳、长安；而用兵东北时，又可由此运粮渡黄河，经永济渠而运往东北。邹逸麟谓：“洛口仓可以说既是东都洛阳的外围粮仓，又是用兵东北的军粮转运站，在隋地位极为重要。”隋炀帝数度用兵高丽，就是依靠这些粮食和这条运道用于“支前”。《资治通鉴》载：隋大业七年七月，“帝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不过，黎阳、洛口提供的大量仓米，连同动辄上百万的大好府兵，都被隋炀帝葬送在了辽东，成为隋朝亡国的一个重大导因。开挖大运河以及浪战辽东，让隋祚大失民心。有王建《渡辽水》诗为证：渡辽水，此去咸阳五千里。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归咸阳，营家各与题本乡。身在应无回渡日，驻马相看辽水傍。

洛口为天下大仓的历史，甚至延续到了唐初。陈子昂曾谓：“臣又闻太原蓄矩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而且，如此大的储粮规模，也很是可以让人想见隋朝之富“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所言非虚了。试想，如果洛口仓可以储满，那将是200万人可以吃上一年的量，供一个几万人规模的朝廷吃上五六十年，确实不在话下。更何况，隋朝这类大仓有很多：“隋代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十万。”透过这些仓储来认识隋代税收规模，倒真是一个不错的角度。

如果不是建于城外的洛口仓在隋末农民起义风暴中成为瓦岗军夺之以壮大的倚恃，设于洛阳城内的含嘉仓也许就没有转职为粮仓并成为天下首库的必要。可在洛阳这样的“八关都邑”，如遇天下有变，城外实在是太不保险了 。

含嘉仓之成为盛世首库，除了继承敖仓成为天下首库的那些缘由外，又被灌注了更大的必然性。因为唐代长安比之于汉代长安，军民官吏的数量更大，需要关东供养的压力更大。而三门之险历数百年并未有根本的改变。新开辟出的三门陆运和广通渠运都存在相当的瓶颈。陆运的问题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从洛阳到太原仓的陆运分八递场，每场间隔四十里，每递用车八百辆，即便这样，八十万石至一百万石的租米，需时二月方能运毕。加上其中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洛粮入都，价格便要翻倍。隋开又经唐代续开的广通渠，因借用渭水，浅且多沙，更是不能指望有多大运力。后来虽经多次改革，又相继建立起永丰仓、武牢仓、柏崖仓、渭南仓、三门仓、集津仓、河阴仓、龙门仓、临渭仓等递运仓库，毕竟未能彻底改变东粮西运的多年难题。

如此一来，洛阳与长安的物资储备便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洛阳“帑藏积累，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而长安“府库及仓，庶事实缺，皆籍洛京传输”。难怪，唐朝的皇帝每被称为“逐粮天子”，一遇关中粮食吃紧，便有举朝东下就食东都的事体发生。如裴耀卿言：“今用度浸广，运数倍且不支。故数东幸，以就敖粟。”既然这里是东都，是皇帝每每来“东幸”的地方，备足府库以应不时之需，也便成为含嘉仓等洛阳大仓的一个重要使命，同时也巩固了它比之于其他临河储备仓、转运仓更为紧要的首库地位。

有了大运河的强力支撑，本就“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的洛阳，由此赢得了更为便利的漕粮转运效率，同时也让天下赋税迅速地集于“中国”成为可能。从含嘉仓出土的铭砖中，我们可以依稀领略盛世税收的辉煌景观。

第一，税粮来源之广。从出土铭砖上看，含嘉仓所储多为粟、大米、小豆，分别来自光宅、调露、天授、长寿、圣历、开元年间的华北地区和江南地区，共十数州，分别是苏州、楚州、冀州、邢州、德州、濮州、沧州、魏州、徐州、润州、滁州、随州、越州等。显见，大运河流域是其中的主干。无论是河北还是江淮，都构成着当年的税粮重镇。同时也可以看到，大运河作为“税收之河”的供输功能，也是显赫明朗的。而且，含嘉仓有直接通向运河的航道“洛沛新潭”，“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竟成北市一景。

第二，征纳手续之严。含嘉仓将不同地方上贡的税粮分窖储藏，并以铭砖记载储粮位置、编号、税粮来源、品种、数量、入窖年月、管理官吏的姓名、官职等。这也符合了《旧唐书》所载：“凡凿窖置屋，皆铭砖为庾斛之数，与其年月日，受领官吏姓名，又立牌如其铭。”如今看来，铭砖所记甚至可以视为“纳税凭据”和“征税台帐”。比如这些铭砖大致都是这样的格式：“含嘉仓东门从南第二十三行从西第五窖，（含纳）苏州通天二年粗糙米白多一万三十五石耗在内，右圣历二年正月八日，纳了。”

第三，税粮存放之久。含嘉仓采取地下储粮之法。先挖一个口大底小的椭圆型土窖，然后以火烤其底、壁，使其焦燥，再在底、壁上铺以木板、草、谷糠、席，以防潮湿。装入粮食后，再以席、谷糠、土加以密封。此法之科学，从160号窖至今还存有的一窖米，虽然已经炭化，居然还有百分之五十二的有机物含量可知。

可惜，花无百日红。含嘉仓作为盛唐首库，也是昙花一现，便随着王朝的没落而变成甜蜜的回忆。当“安史之乱”的渔阳鼙鼓动地而来并迅速占领洛阳升起大燕国旗，不止是永济渠侧的“天下北库”落入敌手，便是洛阳周边的各大粮仓也都悉数资敌，唐玄宗及其子孙一下子被人卡住了咽喉。尽管后来勉强平定了此乱，但河朔三镇继续把持河北政权、兵权、财权而“不输王赋”，使支撑唐朝财源的三足（河北、扬州、益州）险些成为独角之戏。“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从此，东粮西运的障碍，又生生多出了“藩镇”这个挥之不去的恶根。而且，越到后来，大运河以及洛阳这些王朝命脉，越成为藩镇竞相争夺的利薮。早就是“逐粮天子”的那些唐朝皇帝，更不免其颠沛流离的厄运，直到被已经坐大的强藩抛弃。而含嘉仓担当盛世首库的历史，也从此被尘封到它1969年重见天日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