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成康之治"

周公忍辱负重、殚精竭虑的一番努力终于在他身后绽开了娇艳的盛世之花。成康之治，这启动在古都西安里的第一场天下大治，也是中华民族有史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是西周国势最强盛的景气，是中国古代最美妙的时期之一，在西周代商而后第二三代君王统治时期（公元前1042年——前996年）赫然登临。在《史记》中，司马迁已经用肯定的语气记述之：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后来的一些评价，更是具体地说：昔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特别令后人兴奋的是，在1976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史墙盘中，甚至给了成王和康王以“宪圣”和“渊哲”的称谓，可知发生在当年的“颂美成王为天下法式”确实非虚。

成康之治基本上符合关于盛世的所有定位。可它排在首位的盛世标志，是一国领域内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愿意接受的共通诉求：详和、安宁、稳定。当灭商之战和定周之战的刀光剑影渐渐淡去，人们都渴望着一个以万物所出颐养天年、享受凡世乐趣的环境。而周公与成康二王，便适时地给了人民这样的和平。“成康阜其俗，而礼让兴行。”“案土息民，以待其敝。”在明德慎刑的治国理念下，王城里的囹圄空空，居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进行严厉专政的“坏人”，这将是怎样一个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田园图景呢。

政治的清明肯定是导引成康之治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成康之治的重要标志。周公在制礼作乐中对于天、德和民的充分倚重，将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以和邦国、以谐万民的统治义理，通过诰书和明堂等媒介输入后代帝王的心灵和血液中。成康时代上下同心，小心翼翼，共同开创了这个让当时的人沉醉、让后世的人仰慕的清平世界。《淮南子》中说：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从事焉”。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此地把受命于天视为战战兢兢的神圣之事、虔诚之事、谨慎之事，而行之于敬天保民的低调姿态，君和民的关系必然处于一种相对平等进而相互尊重的状态，有着古典民主基础的开明专制下，人间万物有望获得一种难得的平衡。而这样平衡的外观呈现，便是盛世。

确立中央王朝的大国甚至宗主国地位，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各大统一王朝的内在自觉。也恰是因了这种自觉，滋生在君王以及大臣脑际的一份实在或者虚幻的荣耀，便是声威远振，四夷来朝。成康二王便确实地享受到了这样的荣耀。不仅仅是“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便是远在数千里这样在数千年前可视为极远之境的肃慎部落、越裳部落，分别是今日满族人、越南人的祖先，也来纳贡朝贺。成康君臣的愉悦心情，完全可以从西周文献对这些事的郑重记载中感受得到。而那篇记于《尚书》的《贿肃慎之命》，甚至可以说是记载汉满关系的早期文本。当中央王朝的强大存在得到了万方来朝的呼应，周的世界地位可圈可点。人言此时为周朝的黄金时代，信矣！

成康之治局面的取得，与统治者适时开展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使人民有了暂时的喘息机会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透过并不是很丰厚的文献资料，我们仍然可以想见，成康之治受到合理税收制度的支持同时又呈现为开明税收治理的基本脉络。

周公所力行的分封、井田等，确立了一个丰沛而有张力的税源基础。给诸侯、封君、百姓甚至商代遗民授田，鼓励人们“各度其宅，佃其田”，不仅达成着“分地薄敛，农民归之”的广植税源的效果，也使得“民无悬耜，里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成为一种最终会对王朝有益的善政。

周公策动的周礼，又将税收甚至财政体系完美地建立了起来。它不仅有了以九贡九赋为主干、以任土作贡为前提、以收定支为原则的税制，有了基于井田制的税收关系，还有了与各封建邦国的分税制，有了在九服之间合理分配赋役关系的纳税体系，有了对用税方向的明确规定，有了在灾害状态下的税收救济实践。

成康君臣对于农业资源的极端看重和亲力劝课，使周初的统治基础得到来自于税收上的支撑。这时候，籍田之礼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多为周代作品的《诗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周王亲耕垄亩的画卷。比如周颂中的《噫嘻》，主角就是成王。再如《载芟》、《良耜》、《甫田》与小雅里的《大田》，反映的都是农田里的丰收景象。

成康之治中既承文王、武王、周公的余泽，又有成康二帝自己的耕耘，更有大乱之后理应如约而来的大治的天道使然。可从这之后，王朝的大厦便慢慢地有了裂隙。昭王在远征南方报国时渡于“胶舟”而亡于汉水，显见周王的影响力已有下降，《史记》也说“王道微缺”。远征西方而见“西王母”（塞人部落的首领）的“穆天子”在位时，不仅“王道衰微”，更因兴无名之征而“荒服者不至”——不过，穆王的两次西征，打通了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和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的通道，远在汉代开西域之前就有了丝绸进入中西文化交流序列的记载据有关研究，“中国”一词的外文古译出于“周”（Cina）或“姬”，应早于“秦”（Chin）或“秦尼”说。到了夷王时，甚至不得不“下堂而见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