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在文化边缘——我的著述履历

蓦然想起，我在1986年发表第一篇涉税小品后，还同时蓬勃了著书的野望。四川隆昌县有一位叫做胡发俊的税史爱好者，我们之间有过许多沟通，后来甚至互相打气要合作出版一本《中国税史人物小传》。那书自是没有出成，可我拉开架子要写书的那份感觉，确实萌生于三十年前年方21岁的时候。

1988年大学毕业那年又做势写作《税收决策论》，因了毕业的红尘倥偬，还是没成。1993年准备写作《棋圣黄龙士》、1995年想弄一本《围棋修炼论》，已经写成了四、五十篇草稿，还是放弃了。再一沉吟，便到了2000年。那时候已经研究生毕业，又逢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小师妹约稿，我以图书形态表现的著述处女作，终于落成。那一年，我已经35岁了。

到如今，我的手制著述已经有了十种，却又无不冠以“税”字标识。班澈君在为我的第八本书《税韵书香》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就这样一路“税”将过去，看似枯燥呆板，却在李胜良的笔下妙趣横生，泛滥出万种风情。

十本书上，无一例外地以我的专业“税”为卷标：纳税人行为解析、税收文化丛书之发票撷趣、税收脉络、大任斯人——中国税史人物评传、税道长安、曹钦白评传——一个税刊主编的文化耕耘、税收地理札记、税韵书香、税痛诗骚、晋察冀边区税收踏访记……我的文化生命，一时间为这19岁草率填报的大学专业，锁定了许多年。在一份我并不喜欢的专业、并不开心的职业、并不陶醉的事业中，我居然能够矢志不渝、一成不变、痴心不改、不离不弃地守护了“她”三十年而不言“离婚”，想一想都够“忠贞”的。

回首前尘，出版的前七本书都来自天道自然、贵人天降的巧合，基本上没有经过自己的刻意强求。反倒是我“功利”当头、立意印行的几部书稿，如今还躺在我的电脑或手稿里。玩心大炽、行事消极的我，不免受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左右也未可知。可我同样向往“种树喜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的雅境。每一本书的迎进渥庐，都是我凝神礼敬的大事。著述，那可是高过当官、发财、娶老婆的无上乐事。

2000年，班主任电话告诉我研究生学位、毕业证书已经制发，要给我寄过来。我说慢着，寄丢了怎么办，等我自己去拿。于是5月间我策动了一次去辽沈地区的调研，顺便把我的证书揣了。听闻我读研时认识的一个本科小师妹分配到了出版社，便打了个电话道贺。不想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李大哥你手里有书稿不？我帮你出。我的反应也快，有啊有啊，我正就导师给我的硕士论文后续课题“纳税人行为”做一份研究呢。她说那你回去给我发来一章，我请出版社市场分析部做一下可行性判断。其实我这篇东西并没有具体成形还只是一堆暂时串不起来的灵感链。回到家里我迅速组织资料和创意，一篇万余言的《纳税人身份论》炮制出来并发给师妹。出版社的分析结论也毫不客气毫不犹豫毫不夸张：此选题既难大赚，也不会大赔，只要作者同意包销一部分，可以出。师妹把这个意见告诉我时，我又不假思索：那就出嘛。当时我的指导思想是：只要平生第一本书不让我掏钱，我并不计较是不是赚钱。经过了三个月的刻苦打磨，书稿以硬盘方式寄送。又经过两个月出版社方面极其认真的编辑和校对，我的第一部专书《纳税人行为解析》于2000年当年出版（用的是次年的书号）。该书后来卖得也好，征引率也高，并为我在业内烘托了足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而且，因为刚刚从业务部门调到科研部门，两个系统的哥们一轰而上，加上东北财经大学相当NB的发行能力，此书创造了第一版印刷6000册又很快加印的快心成绩。

2003年，一次去贵州参加研讨会的机会，我十分偶然地认识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就在这一年的11月，刚刚晋升某部副主任的她电话向我征询，有了经济学家茶座、历史学家茶座、社会学家茶座，咱组织个“税收学家茶座”如何？意思表达一致后，一个标签为“税收文化丛书”的意向随即谈成。这便是2004年5月、8月我先后出版《发票撷趣》《税收脉络》的源起。此二书印数都没有超过3000册。按照合同，我一分稿费也没有拿到。可我仍然很高兴：我自是“白”写了，可出版社不也替我“白”出了么？

第四本书出得更寸。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年推出“税收与文化”丛书系列，我的同事老高的一本《漫话老发票》赫然在列。我就这套丛书写了一篇书评，并时常与老高到出版社一坐。闲谈之间，看家专业为地理学的L主任听闻我正在写作关于“税收地理”的一个系列，颇感兴趣，约我也加入这个丛书序列。这便是我2009年出版的《大任斯人》。因为“税收地理”在该书中只是以一种分析工具的形态出现，所以又有了2014年的第7本书《税收地理札记：行者眼中的财税风物》。

第5本书也似阴差阳错。2011年，有关方面要与另一家有关方面合作投拍一部电视纪录片。因为涉及大剂量的税史内容，两个有关方面都颇为敬重的曹钦白先生推荐由我来写该片的脚本。自6月15日领受任务，我经过了二个半月不眠不休手脚并用几欲癫狂的高强度笔耕，到8月31日提交了初稿。因为拍片暂无预期，拟先把它出成图书。这就是2013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税道长安》。

第6部书反映在我个人身上的后期工作量更近“轻闲”。2009年参加曹钦白某书研讨会时我提交了7万余言的《曹钦白评传》；2012年参加曹先生另一本书的研讨会时我又提交了11万言的《曹钦白续传》。会后，陕西传媒学会与我联系将此两篇整合成一本书。这就是2013年出版的《曹钦白评传》。

在学术类、文化类、专业类图书出版颇难、大多要以赞助、资助、补助的方式解决的今天，我完全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法于谈笑间在“贵人之手”那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的运道推动着轻松搞掂。七部书全部列入“正当”选题，且非协议出版、非赞助出书、非自费出书因而无书号费、校对费、封面制作费等一干杂费并时而拿取可观或不可观的稿费，你能说这不是莫须有的缘份？

勤于读、敏于思、习于写、拙于出、怵于卖的一贯风格，居然遭逢一路绿灯，不禁让我疑惑莫名、慨叹莫名、舒心莫名。我曾于酒酣耳热时细细观瞧，那著作者名讳我还是看得清楚的。没错，那就是我的大名，如假包换。非但这7部，我依稀看到了二三十部处于怀胎待产状态的雄图大卷上，都写着那三个应用率高至峰巅的简单汉字架构的简单姓名，行将为我堆出一座“著述等腰”的文化丰碑，威风凛凛，响遏行云。

这顺风顺水的7本书显然在相当程度上膨胀了我好大喜功之心。我忽然发现只凭运气出书就如那不施肥不除草的懒汉农夫。我越来越想通了一件事：为自己的书花点钱也是值得的。既然在发表某些文章时已经收回了必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成本，拿这些稿费再把这些文章整理串连后印出来供以自恋和他便，乃是天经地义。更何况，咱在人间没有混出什么大师、大官、大腕和大忽悠、大骗子、大棒槌一般的空前成色，也没有如李恭那样强悍异常的弟子和子弟，自然不能承想生前身后被整理成煌煌巨制的《渥庐全集》。那么，将合适的篇目自理出书，也正好可以确保未来阴宅里的靠枕可以抬高又抬高。

于是乎，我从2015年开始策划自己的私房书系。书序书评集《税韵书香》与中国古代赋税诗随笔《税痛诗骚》这第8、9本书接踵而出。“私房”者，不卖甚至不送、敝帚自珍之独门密技也。

2015年还有两本书“本版书”签订了合同，但拖到了2016年出版。两本书都不算我的独有产权，《晋察冀边区税收探访记》是我和高献洲的合著，《税坛作家谱》是我策划并参与的。需要指明的是：二者书名中都有“税”字，且选题处于税之为物的文化边缘。

就这样一路“税”将过去，“税”在文化边缘。自以为是，自得其乐。不亢不卑，不遗余力。用几十年的依依不舍、若即若离，祭我大学四年、研究生三年为税而读的丰实青春。

2014年12月26日、2015年1月6日、4月8日、9日、2016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