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在龙门镇

无论仁义礼智信等等道德概念是如何在儒家发扬光大的，这些德行必然已经在民间生根发芽。比如仁，每每仰赖于“大人”的施予，比如义，往往依存于“君子”的奉献。

植于税收，则仁和义的取向也可以寻到落脚处。比如从孟子以来便大力推崇的“仁政”（仁征），实际上是相对于孔子说的“苛政”（苛征），全然就是一种税收意涵。而义之为物也，我在浙江龙门镇的“义门”有所领悟。

天下“义门”多多，比如江西德安的义门陈氏、浙江浦江的义门郑氏、陕西蒲城的义门王氏等，都因超乎常情和常人的义行而得到了某朝皇帝的加恩旌表。既有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则“义”行可以在经济生活方面体现出来总是没有问题的。比如郑义门。樊树志先生就在他的《回望义门》中写道：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郑氏家族在当地担负起和睦乡邻、稳定社会的职责。富甲一方的郑氏，拥有大量田产，但决不以强凌弱。佃户欠租不收利息，不擅自提高地租，不为私利而妨碍乡邻灌溉。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乡邻间扶贫济困。例如：每当青黄不接之际，每月给予贫穷农户六斗谷子，直至秋收。又如：设立义冢，鳏寡孤独者死亡，出资予以埋葬；设立药市一所，乡邻患病，免费施药医治。再如：桥坍路坏，郑氏出资修治；每年六月至八月的酷暑时节，在通衢大道旁设立“汤茗”一二处，为路人解渴歇乏。

而龙门孙家的义行则直接涉及到了税收，就更是让我惊叹之后有了惊喜。我辈税收为业者听惯了“代征”之说，乍一遭遇孙潮先生的“代纳”，感觉的便不止是新鲜而且是敬仰了。据介绍：义门牌楼上漫漶的图案，斑驳的雕饰，演绎出一个鲜活的“义”字，死板的封建族训得以贴近生活的展示，生发出流传至今的动人故事。明朝嘉靖二十三年，龙门的那场大天灾中，义士孙潮倾其家产，救济灾民，他不仅慷慨地代缴全村皇粮，并以积谷一千余石的义举力行救灾。他感人肺腑的义举，让朝廷、官府感佩。义门不光是一座有形的建筑，更是一座无形的丰碑，它使“乐善好施”、“积善行乐”成为镌刻在龙门人心底的操守，使“积善人家庆有余”成为孙氏家族千百年矢志不渝信奉的持家之道。

不管当年的孙潮是不是一个左脚踩金右脚踩银的八县首富，他不仅仅是玩玩施粥的小把戏而是将全镇村民的税负和生死一力担承，却定然给主要以政府为主要的“冤头债主”以及以百姓因“税”和“死”而成为苦主的人际关系插进了大气磅礴大义凛然大爱无疆的一脉和谐音符。因了他的义举，不可抗力下正遭遇考验的尴尬税收征纳关系——大而言之是官民关系一时间被轻松化解的烟消云散。如此的孙潮便不仅仅是百姓的救星，也是政府脱出恶名的恩公了。

我曾经专门思虑过税收作为一种教化在古代民间的渗透机制。税收之化，每每是在一个政府得到了基本的人心而又承诺了对百姓的风俗教化、劝课农桑、安全保障之后，向百姓的自然索取。而百姓也同意在取得政府基本护佑后以税收的形式表现他们的臣服。从这个意义上，开化或者化外、生地或者熟地、统治或者羁縻，都在税收上表现的黑白分明。

可恰恰因为税收是一种有条件的教化和有条件的臣服，它才需要通过某种争端解决机制加以修补。比如在异常贫穷的情况下，百姓的税收义务应该以什么方式履行？如果政府执意地执行不打折的税法，百姓将何去何从？

中国的纳税人从来没有受到一点小小的委屈就揭竿而起的。他们很能领受、承受甚至忍受，不管其有多么的难受。可如果这样的难受累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征纳关系的脆弱之弦终将崩断。而在这样必将面对政府和人民负和博弈的时候，地方士绅的调剂作用便显得异常要紧。而孙潮的代税之举，便是避免弦破的极好的中枢。

这也正是我在龙门义门前盘桓许多并照了许多照片的原因。如果说听决龙门古镇是孙权故里还让我泛泛地产生了一些兴趣，这里居然有一个纳税方面的义门，则让我大大地感了兴趣。

我愿意向孙潮先生，深深的致敬。

201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