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税种

清代中叶以前的中国税制，尽管总有诸如茶税、矿税、盐税等杂税的点缀，但其总体上以田赋为主的格局，一着没有过太大的变化。无论是“初税亩”，还是“租庸调”，继而至于“两税法”、“一条鞭”、“摊丁入亩”，中国的传统税制以土地为主要课税对象的这一规定性，是十分鲜明的。但从晚清开始，中国税制开始逐步“西化”。西式税种的“舶来”如同时期各类西方文明的引进一样，构成着中国经济社会大变局的一个突出特征。

以晚清为酝酿期，北洋政府为启动期，国民政府为操作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继承期，中国税制西化的进程一直没有间断。

对西式税种的接纳和运用，一方面是与政府对税收收入的大量需要有关，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从关节点上看，中国社会的税收收入结构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工商业为课征对象的西式税种逐步引进并占据了较为显赫的地位。1853年开征的“厘金”，几乎是中华本土的最后一个税收原创。可就是这一病商害民的“恶税”，吹响了中国税制从农业直接税到工商业间接税的号角，并迎来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税种的潮流。这一税种在1931年裁撤后，主要以统税的变身继续存在着，以及沿用于大陆和台湾至今的营业税。

管理方式大大不同于“常关税”的协定关税，是半殖民地的中国迎来的第一个西方税种。在赫德等人的主持下，海关以及关税，甚至成为改造晚清税收腐败的一个样板。而西方文官制度、会计统计制度、海班稽查制度等的引进，也让海关不仅成为晚清重要的利源所系，也为西方税种的进一步引进提供了一个桥头堡。

就是在赫德等人的调研、策划和鼓动下，天然良税“印花税”首先进入中国人的眼帘。民国年间，遗产税、所得税也开始在中国软着陆。

起源于1799年英国为筹集对法战争经费而首创的“三部课征捐”的所得税，在十九世纪初成为英国立法设立的稳定税种。美国于1860年应南北战争需要引进此税，并在1913年正式通过立法。此后，法国和德国也相继开征。所得税作为财政收入形式和经济调节工具，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其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较快发展成为公认的良税。在中国，这一税种经过北京政府的酝酿和试办，又经过南京政府的推动，终于在1936年推出，并为抗日战争筹集了可观的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引进最为成功的税种当推增值税。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托马斯·S·亚当斯以及担任政府顾问的商人威尔海姆，还有万·西蒙斯博士，都曾经提出过创立增值税的设想。万·西蒙斯称之为“巧妙的营业税”。便是在中国的台湾省，也曾经把此税称为“加值型营业税”。处于欧洲中心的法国是最早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到1954年，法国进一步完善了改革后的税制，扩大了抵扣范围，对应税的生产经营所用的一切投入物全部实现了抵扣原则，使增值税成为一个完整的税种。为了区别于旧的营业税制，法国正式称这种改革后的新税种为增值税（VAT）。1962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财政和金融委员会建议所有的成员国都实行增值税。1967年，共同体委员会经一致同意，决定所有的成员国必须在1972年1月1日前采用增值税。现在，增值税已经成为西欧各国的重要税种之一。

我国于1979年试行增值税。到1994年，在有注明税额进行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配合下，全新的增值税制度在中国普遍实施，并以其稳定增长的收入份额当仁不让地成为首席税种。

在今后的税种蓝图上，社会保障税和物业税，可能成为另外两个新的舶来税种。

回顾中国税种的“舶来”履历，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税制融入国际大势的清晰脉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税收国际化的加深，税制上的兼容和税种上的趋同，会更加成为税收建设上的一道风景。

2005年11月16日、2010年2月25日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