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生殖力

当今天的俄罗斯人更加严重地表现出他们从很早就已经养成的懒于生育孩子的习惯，人口的锐减也便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忧心忡忡的当权者，忽然忆起了在苏联时期实行的“无子女税”，并试图重启这项以一种道义观干预另一种道义观的税收决策，以挽回急速缩水的人口规模。

2011年，俄罗斯约有4100万个家庭，其中34%的家庭只有1个孩子，有2个孩子的家庭约占15%，只有3%的家庭有3个或3个以上孩子，而没有孩子的家庭，竟达到了近50%。一份由俄科学院雷巴科夫斯基教授主持编纂的《俄罗斯人口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解决之道》的报告称：俄罗斯的出生率只有1.1，远低于维持人口平衡的替代出生率2.1。现有人口约1.42亿，正以每年70万的速度减少，平均每天净减少约2000人。如果俄罗斯人口继续保持目前减幅，再过20年，人口总数将只有1.139亿。到2050年，国家人口数量将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一方面使俄罗斯陷入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使其面临来自邻国的移民压力。人口问题甚至成为困扰俄罗斯保持大国地位并重振超级大国雄风的关键所在，普京因此在其国情咨文中将人口问题定性为“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梅德韦杰夫则签署了一项政令设立“父母荣誉勋章”，授予那些多生孩子的“英雄母亲”并给这些家庭优厚的经济补贴。

以地广人稀的资源配置支撑一个大国的崛起是难以想见的。于是，在情急之下，如中国古代商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那种强悍税收政策，有可能在这个古老而且桀骜的国度制定出来。恢复前苏联实行的所谓“无子女税”的呼声，正甚嚣尘上。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为了动员足够的奖金用于对多子女家庭的帮助，同时意在鼓励多子女的家庭勇于保家卫国，一项针对“无子女”这种“可耻”行为的税种被设计出来。它的全名叫作“未婚、鳏寡及无子女公民税”。到1944年7月，这种税扩大到了对少子女的公民征收，税名由此改为“未婚、鳏寡及少子女公民税”。

此税以未婚、鳏寡和子女不满3人而年满20岁的公民为纳税人。对年满50岁的男子和年满45岁的女子不再征收。对应纳所得税的公民，这种税是按所得征收的；对没有独立收入来源的公民，则按人数征收；对缴纳农业税的公民，从1952年不再征收“未婚、鳏寡及少子女公民税”，而用农业税的附加税来代替。工人、职员以及其他缴纳所得税的公民，每月根据他们的上月收入额，按下列税率征税：无子女的为6%，有一个子女的为1%，有两个子女的为0.5%，但全年税额不得低于对无独立收入来源的公民。无独立收入来源的公民，按定额缴税：无子女者为每年90卢布，有一个子女者为每年30卢布，有两个子女者为每年15个卢布。

对于这项曾被责骂为“不好的法律”的税法，向斯大林建议拟订和颁布此法的赫鲁晓夫做出了他的解释：“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法律。不要从狭隘的眼光看它，要从国家的角度看它。你如果没有孩子，或者只有一两个孩子，那你就要纳税。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每个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那么我国的人口就不会增加，而且会减少，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社会的发展。因此，一个家庭至少应该有三个孩子，并且要好好地把他们培养成人！我们有一些人，或者是根本就不结婚，或者是结婚后没有孩子，我们现在不准备研究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些人生活在社会里，享受着社会的全部福利。然后，人渐渐地老了。试问，当他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是谁去照顾他们呢？还不是那些我们卓越的多子女的母亲们所养育的青年么？就是因为这样，斯大林同志建议对多子女的家庭给予补助。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就是由活着而不想着将来的人负担这种费用。而我们应该想到将来，想到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想到这个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巩固起来，根深蒂固起来，使任何力量也不能拔掉社会主义社会的根。”

这不由分说的国家道义观，配合着赫鲁晓夫的地位和影响力，确保了此一税种不容辩驳的维系。在崇信“人多力量大”的那个时代，这一为保持足够人口规模而采取的强烈的管制措施还曾经向周边蔓延。在“独裁专制”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时代（1965—1989），为实现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的目标，“单身税”（celibacy tax）对25岁以上的无子女者征收，并辅之以“月经警察”严密管控下的离婚、避孕和堕胎禁令。可是，不论政府所宣扬的“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是如何堂而皇之的说辞，这一严重触犯了身体主权的政策还是受到了人们的抵制。

抵制者拥有另一种道义观。在现代社会中，想不想结婚、想不想生孩子，已经隐含地成为一种天赋的人权。西方民主国家一直未曾对人口负增长提出什么管制性的措施，大抵是用对生育的奖励来表达一份政府的意愿。倘若俄罗斯执意要开征这样一项看似比奖励措施有效的税法，则不能不产生一些以税收干预人类行为的嫌疑。在同样面临人口危机甚至“12代以后，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的德国，同样有一些人想出了征税的主意，拟对25岁以上、无子女的公民征收每月收入的1％的“无子女税”。可这一动议一冒头就遭遇了人们的非议。如“每个人都有设计生命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不应该受到惩罚”、“对无孩子的公民进行惩罚，并不能帮助其他有孩子的家庭”、“德国应该更关心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而不是惩罚那些无子女的公民”的这些反驳，居然唤起了各个阶层和派别的空前统一。德国人宁肯接受对有子女家庭减税，也不认同对无子女家庭增税。在这种压力下，1994年倡议开征无子女税的那位家庭事务部长，不得不下台走人。

税收这种强势手段当然会比奖励这种柔性手段产生更大的效力——因为奖励别人通常并不必然让人产生自身收入减少的心理倾向，而税收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心理悸动。可这一定会象中国采取的“计划生育”国策一样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人口已经超多的中国人想多生孩子，与某些人口锐减的国家的人们特别地不想生孩子，都一样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原因。不问情由或不从原因入手而一味地动用税收手段，势必加大政府对税收的期待而强化民众对税收的厌恶继而让特定税收政策成为激发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从技术上讲，也会让税收当局处于一连串的尴尬处境中。

对无子女者征税，次第涉及的是对婚姻导向的干预。理论上讲，合法的子女生产流程都是婚姻这个工厂的职能。可人们对于婚姻、婚姻形式、婚姻标的、婚姻状态的选择，也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相对自由的意向。而且，从长远来看，婚姻的生命力是在不断削弱的一个过程中。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婚姻模式正在因为经济社会文化场的变化而受到强烈的挑战，连婚姻的必要性都在受到一定范围和程度的质疑。从税收筹划的角度而论，如果政府的无子女税是以已婚男女为对象的，大家选择不结婚就免除了这一义务。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否还要开征“不结婚税”呢？而如果“无子女税”本就是对所有符合生育年龄的男女所征，不也同样是对人们婚姻取向的强制干预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又对不想结婚的人们构成一种强制行为。可是，对于那些从各种条件而言暂时寻不到伴侣的“光棍汉”而言，政府难道还要给他们“配发”新娘么？如果不配发，这些本来就因为经济条件等原因找不到老婆的人还要承担婚姻税或无子女税，这种税收还是人道的么？

继续往下想会更加滑稽荒唐。为了免除税收的惩罚而生的孩子，父母们会对他们合乎良心和规矩的“尽地主之谊”么？如果虐待他们，是不是还要出台虐待子女税？如果不能给他们好的教育，是不是还要出台子女教育税？如果出现了生之而后弃之的事，是不是还要出台弃婴税？对于那些生了孩子又离婚的父母，如果出现了什么危及孩子生存利益的事，是不是还要出台离婚税、离婚保证税、离婚析产税、离婚后子女权利保护税？事实上，俄罗斯已经是一个离婚大国：1992年离婚率为60%，2000年69%，2007年54%，2010年50%，2011年为51%。离婚案中，37%在婚后前4年离婚、28%在婚后5－9年内离婚。对些那些连婚姻都愿意轻掷的人们，又征什么税让他们遵从国家的生育指令呢？

每月百分之六的税收交付，意味着只要不生孩子就要持续性地减少自己钱包的容量。这对于收入还未必很充裕的俄罗斯人民而言，不是一个小的负担。有资料说：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福利体系几乎瘫痪，平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生活负担也明显加重。即使政府对孕妇给予高额补贴，但生养小孩的成本还是令不少家庭难以承受。如此应由社会承担的病痛，又岂是强征一项税收所能改变得了的呢？为了对付这百分之六的税收骚扰，他们会做出各种可能的事来努力让自己的心理平复。这“各种可能的事”，极可能会让“无子女税”这一决策，显得是那样的麻烦，甚至愚蠢。

最为难解的理论障碍来自政治。假如结婚与生育都是人民的正当人权，不结婚或不生育也会是他们的自由选择。以税收的方式进行这样的干涉，首先就是“违宪”。其次是对税收手段的滥用。再次就是某种国家意向的倒退——从自由向专制的倒退，从市场体制向计划体制的回归，从柔性管理到刚性管制的转身。

好在普京已经有这样的觉悟：“国家不可能通过这种法律，这种法律是不合乎道德规范的。”从赫鲁晓夫到普京，六十年光阴流转，国家的道义观念终于有了一轮质的突变。俄罗斯人民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