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的杭州记忆
我是沿着运河一路走着寻到北新关旧址的。尽管遗址碑还未树立,我已经从任轩等人的文章中锁定了它的方位。北新关广场跨越运河两相掩映,我还特地三度坐了运河巴士到河的中间去仰视它。
对北新关的这份虔诚足可以在我专门为运河之旅而启动的杭州之行中呈现出来。已经走过运河数大钞关的我,深节地明白这里特具的人文气息。尽管这种气息并不是着落在史籍中的那些税收数字之类而主要反映在当年知识分子加之于它的“偏见”,我仍然想当然地认为,这比之于那些如今不好做感性比量的数字,要真切许多。
从黄仁宇到杜车别都曾经怀疑明代的税收负担是被那些更具有文字话语权和情感穿透力的文人误导了。文人与朱姓皇帝的紧张关系,一直激发他们扮演税收暴政抵制者和税收负面效果夸张者的角色。他们质疑各种情况下的横征暴敛,这样的压力甚至让万历皇帝在逆反心理下选择信任宦官越权搜刮而回避儒臣们的七嘴八舌。他甚至一次次地拒绝上朝以躲避文人们的口若悬河。既然从朱元璋开始就每每动用“廷杖”这种污辱性的手段对待臣属,则那些孔门弟子以“仁政”之说相抗,倒也旗鼓相当平分秋色。
这样的紧张关系体现在钞关尤其是北新关上,便表现为无良关吏的横暴和受过人身凌辱的儒生的腹诽两者相激相长的有趣场面。
关吏的贪婪诛求,可从这样一件事得到印证。后来执笔十六卷《北新钞关志》的荆之琦,在明万历四十六年春受命为北新关关长。他居然力辞三次均被驳回后才勉强上任。在他看来,如钞关这样的肥缺,一定寄居了许多唯利是图的狐鼠之辈。在这样的“奸驵猾侩,簸弄百端。虽明察之长亦受蒙蔽”的是非之地当官,一不留神就会成为千夫所指。更何况,朝廷无虑民生实际而逐年增长的税课,也让他视为畏途。北新关设关之初,税额还不到一万,“迨万历辛亥(1611)增至四万九千赢,而岁以为常,莫可裒损矣。”到清康熙二十五年,此关收税银达十万两之多,更是占到了全国各关税银总额的百分之八点八。作为一个信奉“薄赋敛”的儒生,他怎会愿意趟这混水呢?
好在他没有因为就任钞关而丧失了良心。他甚至在自己修志时坦言北新关利弊。他的记录也得到了清代凌璋琳在其《梓里丛谈》一文的呼应:“湖墅北新关,征税烦苛。关胥巡役等,向来视为利薮,藉端需索,肆意诛求。”
可想而知,这样的北新关,将会遭遇文人们的何等褒贬。我颇有兴致地搜罗了许多关于钞关尤其是北新关的诗文,试图用这一边倒的文献,拼接遥想当年的北新悍吏。
明宣德四年北新设关前,杭州的税关是在北郭和江涨桥。彼时的名声已然不佳。元代布衣诗人叶颙的一首《咏杭之税课》首先倾吐了自己的无奈:水陆精粗俱纳租,课司征敛到樵苏。吟囊仅有诗千首,不识可堪入税无?
明代谭元春的《江行》一诗,是万历税政的一个见证。读书人的尴尬,倾泻无遗:花树空如洗,鸨鹇冻不飞。逢船试相问,半是为冬归。棹转盘塘口,鸦衔片肉斜。愁他征不息,有税到神鸦。盛世宽儒士,褒衣每自如。爪牙来大索,怒是一床书。
到了清朝,杭州的税名又有了新的污点。蒋士铨的《杭州》诗写道:桥影条条压水悬,凤山门外带城偏。一肩书剑残冬路,犹检寒衣索税钱。
最为详尽细腻地为北新关税风书写软文广告的,莫过于舒位《杭州关纪事》了。它简直就是一个颇有喜剧“小品”感觉的段子:
杭州关吏如乞儿,昔闻斯语今见之。果然我船来泊时,开箱倒箧靡不为。
与吏言,呼吏坐。所欲吾肯从,幸勿太琐琐。
吏言君果然,青铜白银无不可。又言君不然,青山白水应笑我。
我转向吏白,百货我无一,即有八斗才,量之不能盈一石。但有万斛愁,卖之未尝逢一客。其余零星诸服物,例所不征君其勿。却有一串飞青蚨,赠君小饮黄公垆。
吏睨视钱摇手呼,手招楼上之豪奴。奴年约有三十余,庸恶陋劣兼有须。
不作南语作北语,所语与吏无差殊。
我且语奴休怒瞋,我非胡椒八百元宰相,亦非牛皮十二郑商人。
且非贩茶去浮梁,更非大贾来瞿塘。况不比西域之胡,珊瑚木难璀璨生辉光。
问我来何国?但作宾客,不作盗贼,身行万里半天下,不记东西与南北。
问我何所有?笛一枝,剑一口,帖十三行诗万首,尔之仇敌我之友。
我闻榷酒税,不闻搜诗囊。又闻报船料,不闻开客箱。
请将班超所投笔,写具陆贾归时装。
看尔意气颇自豪,九牛何惜亡一毛!尔家主人官不小,岂肯悉索容汝曹!
况今尺一除矿税,捐弃黄标复紫标。监察御史开口椒,尔何青天白日鹿覆蕉!
奴闻我言惨不骄,吏取我钱缠在腰。斯时吏去奴欲去,槟榔满口声哜嘈。
彼哜嘈,我欸乃,见奴见吏如见鬼。作歌当经自忏悔,輶轩使者采不采?
封建社会下一向对士绅在税役方面网开一面的优良传统,在税使关吏眼中干脆一文不值。难怪会有这么多的文人望关兴叹。刻板如散原老人,也有过拿税关开涮的诗作。在《寄调伯韬高邮榷舍》中,他写道:闻过津亭傍胜区,唱筹挝鼓捋髭须。露筋祠外千帆尽,税到江头鸥鹭无?
江南久为财赋重镇,税史上的文化印迹自比其他地方要丰实。如北新关的这些花絮,确是我在临清关、漷县关、河西务、淮安关考察时所未曾领教的。这不是也在反衬“钱塘自古繁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