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明清兴替

《诗经》中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也许仅仅是代王者言将百姓视为一种如同土地山川一般沉默被动的资源。无论中国历史上税源类型如何变迁，民、丁、户都是其中必以正视的纳税主体。可这些“子民”，似乎很少取得与封建皇帝所代表的征税当局在人格上平起平座的地位，因而也就很少会有一份口头、书面或潜在的税收和约，着落于征纳之间。更多情势下，古代税收就是我要你交、我征你纳、我强制你服从、我申斥你受过、我追讨你破产、我蠲免你谢恩的控制关系、使动关系、倾斜关系。

可是，这样的关系在特定的时期也会有所改观。当一个王朝走向它的末路，肆意的征敛已经让百姓忍无可忍。一有登高而呼，便致应者云集。百姓们或为饥民、流民、乱民，总是在动摇了统治基础的同时大大缩减了税源基数。在这样天崩地解之时，封建皇帝也许才会恍然大悟那一向误以为无言的税源，刹那间幻成一片明晃晃的刀光。

1644年，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便遭逢了这样的奇变。当辽东、陕西、四川的三股反叛势力裹胁了越来越多当年的编户齐民向他的政权叫板，而他一直力行的三饷加派又不断地逼使更多的百姓成为乱民，他忽然间清楚地感受到了纳税人的力量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孱弱无力举足无谓。当此时，他意识到与自己的子民签署一份税收和约会是如何的必要。这样好不容易让一个高高在上的封建皇帝变得低调一些的想法，集中体现在他的几道“罪已诏”中。

这一年的二月十二日，崇祯的第一道以自我批评唤醒同情的诏书下达。其中说他要“告而天下官民人等”，“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毕竟是第一份“检讨书”，似乎没有什么确切具体的措施表明他的真诚。

这一份诏书显然没有收到唐德宗倚仗陆贽以优美文词和坦诚态度写就的罪己诏一诏出而天下定的效果。附贼者日众与失城数日多的严酷现实逼他在三月初六写下第二纸罪己诏。他鼓励人们“反正”，承诺可以“耕田乐业，永为王民”。继而，他又郑重地“与尔士民约”：“钱粮剿饷，已行蠲免”。

这可真算是穷苦农民可以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时代了，他们终于有了可以无视“圣旨”的资本。反衬着这一道诏书，北京的西北门户大同、宣府被大顺军攻破。在早已经无将可用的尴尬中，崇祯的第三道罪己诏于三月十一日发出，声明完全废除三饷加派。

可惜，已经没有人会将一个迭下诏书尽皆空言的皇帝视为重大存在了。到三月十八日上午，大顺军已经兵临城下。而这位历十七年而用五十相的不幸君王，此时已经不再有多少指望。他也许只是把“罪己”当成了习惯。于是，就是在这一天，他又发出最后一道“罪己诏”，称“罢加派新旧饷”。

对税收问题改过自新的态度和力度都已经无以复加，可他却没有兑现承诺的可能了。城破在即，他只好亲手杀了自己的姬妾公主，到太庙中与祖宗告别。就是在这里，他还向李自成隔空邀约：朕与你留宫殿，你与朕留太庙；朕与你留仓库，你与朕留百姓。

不得不去寻死了。在“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的情况下，崇祯还忘不了再发一道《血书遗诏》，其中的几句话应该是写给李自成的：“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臣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杀文臣的说法自是发泄着明朝皇帝自朱元璋以来一直积聚着的偏见——从事后来看，明朝诸多旧臣毫无廉耻地先做“顺民”后做“清官”的作为也确实当得这样的诅咒，而将“勿伤我百姓一人”和“你与朕留百姓”正式地说与李自成，却未必是公事公办照本宣科。那些纵是承受了自己所加沉重的税负还没有附贼的百姓，曾经给过自己的王权默默的支持，对于他们，“人之将死”的君王也总还是怀了一些歉疚之心的。可惜的是，这些百姓将不再是自己的了。言及“我百姓”，并与已经发过的几道罪己诏相对照，崇祯这样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却终于成为亡国之君，又将是如何的命苦呢。

不管崇祯皇帝如何拿“我百姓”与李自成暗通款曲，出身于百姓的李自成却早就很自然地体恤百姓。与朝廷的屡次增赋截然相反，大顺军的口号是“均田免粮”、“三年不征，一民不杀”。1644年的正月初一，“大顺国”在西安建立，其所采取的主要补给方式是“追赃助饷”。后世的人们论及此节时，曾经认为不用税收方式而一味坚持对旧官员豪绅的打粮方式是大顺军人心尽失的一个原因。其实不然。一则，在税源基础已经虚弱不堪的情况下再用税收方式，不仅效果低微，而且更易毁伤民心；二则，乱世里的图籍无状，据黄册、鱼鳞册征税也不现实；三则，大顺军是农民军而非走上正轨的政权，他们心中的正义还停留在“劫富济贫”的境界，而不忍心对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下手。

更何况，大顺政权在京城里追出的七千万两赃银，相当于大明政权五六年的税收收入。既然财源在官而不在民，刘宗敏们的粗暴便不算无的放矢。可惜了那些大臣，当年对崇祯的“御寇措饷”不冷不热，如今面对“流贼”的追索，竟然俯首帖耳。这又为崇祯皇帝将“可将文臣尽行杀死”的观念传达到李自成的心中，加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不向百姓征粮，这同样是一份税收和约。李自成凭了这一点，赢得了民心，并颠覆了明政权。百姓也用诗歌和民谣的方式，与他签达成了这一和约，并拒绝了崇祯发出的那些和约。龙文彬《三增赋》写道：逋赋蠲，百余万；新赋增，五百万；张布恩，李布怨，四十年间舒惨变。辽东瓜期悬士心，海内菜色见民面。三厘复三厘，刮骨且疗饥。啖石啖矢君不知，转瞬闯王起潢池。托名为《南京碑谶》的民谣预示了李自成占领京城的风光：一小又一了，眼上一刀，丁戊搅平明，骑马入宫门，散在皇极京城扰。

李自成也没能在北京站住脚，就被吴三桂及其请来的满州兵赶回陕西又驱向南国。这也使得1644年的北京三易其主，你方唱罢我登临。多尔衮进得皇城，居然也会无师自通地与百姓签下税收和约。在《大清国摄政王令旨》中，他承诺：“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

因南明政权及张、李农民武装尚待清剿而需要大量军饷，多尔衮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实现。可是，在1644年这样一个天昏地暗、天旋地转、天翻地覆的特殊年头，各方军政势力纷纷拿税收问题说事并与百姓订立“君子协定”以求谋得纳税人的同情，却是耐人寻味。读史至此，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如果人民的力量能够再强大一些，这一年是否会诞生中国版的“大宪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