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绒与她的《沧桑赋税唐帝国》

乾陵脚下有个奉天县——如今叫作乾县，那是王雪绒出生、学习并修炼为作家的地方；浅水原上有一个鹑觚县——如今叫作长武县，那是王雪绒参加税务工作的地方；秦岭和渭河之间有一个帝都长安——如今叫作西安市，那是王雪绒致力于税收科学研究、税收历史研究并成为学者的地方。徜徉在这每一丝空气中都遗有唐风唐韵的环境中，王雪绒与日俱增着一份责任和冲动，期望在自己的手上，将唐代税收史用读者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言说给他们。多少年过去了，一卷《沧桑赋税唐帝国》如约摆上了人们的案头。

王雪绒极可能创造了某项纪录。她选择了以时序演进的写作路向，将一个个唐代皇帝、一个个治税大臣、一个个税收观察者和干预者、一项项涉税措施、一种种税收后果、一次次运河保卫战、一场场纳税人反抗，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在这样一部比之于淡化主观和偶然而主写制度史的那种大家笔法也许更为原生态地还原历史流程的断代税收史、税收治理史、税收思想史、税收关系史、税收策划史、税收社会史中，“税”之为事确实地成为一种可以用来讲故事的形象而非抽象、感性而非理性、流动而非静止、灵动而非单调的叙说主体。配之以半似章回体的结构设计，它有望成为第一部综合了纪传、编年、政书、类书诸体的唐代赋税纪事本末——相形之下，诸多冠以“史”的断代税收制度史，则更象是“论”。诚然，本来应该是最合乎史的脉动的这种写法，恰是探究制度变迁的外在偶然性和内在必然性的学院派学者们所不愿为之的，只好由基于税收实践的历史爱好者来着笔了。可即使是这样，仍然期待着负有足够学养和使命的人来完成使命。二十年磨一剑的王雪绒有幸成为第一个摘取花冠的人。与她的《沧桑赋税唐帝国》相比，何必如的《财税史演义》虽然细致流畅且志在涵盖古今但仍偏于制度揭示，我的《乱世诛求录》也是用章回体写民国税收史，但篇幅既不抵王著，且未及正式发表。其他的各类税收史话，似乎未有串连成如此宏篇的“轻读物”，可以让读者一卷在手，如沐“唐朝那些税”的场景中。

本书的另一大看点，是它采取了“百家讲坛”体的宣讲形式，让一部绘声绘色、迭宕有致的唐代税收治理史，更显得风华绝代、楚楚动人。

“讲坛体”者何？依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制片人卫方所言，有这样五大特点：一是通俗，“我们就是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老百姓做的”；二是淡化学术味，“你要是按照学术论坛的标准要求我们，我们只能是‘对不起’”；三是富于争议性，“有争议的论题、有争议的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引起了争议，争议本身就引发了观众群的扩大”；四是现代感强，比如于丹爱用比喻，易中天喜用当代流行语；五是富于戏剧性、悬念性和节奏性，“这种口播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就得象好莱坞大片一样，要求二三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开始时老师做不到，编导三五分钟就打断他一次，要求他为观众总结”。一句话，百家讲坛就是培训主讲人的编剧能力，把他们的学术成果变成“剧本”。

通俗固然是章回体的内在要求，而本书作者自《税收溯源》、《血铸税魂》就已经习惯的明快笔法在这部书中继续呈现着。甚至于，只有在普及类读物中才有的难字注音的良好作法，在此书中积极地贯彻着。涉及历史流程时，她的叙述定然是化做自己理解、自己看法、自己语言的讲故事。兴之所至，甚至有以时尚观点讲历史、以爱情视角说历史、以文学笔触描历史的嫌疑。比如“乱在中央、杀在上层、安在百姓”的武则天与李治的所谓爱情、“男人中的精品、王八中的极品”李显与韦皇后之间的“爱情”，在书中都有展示。写到李显周围的三个女人——韦皇后、上官婉儿和安乐公主猖狂干预朝政时，确有蒙曼说唐所拟题目“乱世红颜”的迷幻之感。

通俗是一种手段，旨在让更多的偶然读者成为潜在读者，为着让税收文化意识、税收历史意识、税收地理意识未必很上位的税务人员可以较为顺畅而非艰涩地涉猎于税收边缘视野中。作者为着税收史的普及做了一项颇具功德的事，解释那些涉及税收的名词风物，比如“食封”，比如“宽乡、狭乡”，比如“墨敕斜封”，比如“率贷”，比如“宫市”，比如“防秋兵”，比如“亭户”。无论是难字注音还是名词解释，都为严肃的学术作品所不为——因为学术作品对读者的档次要求也很高，自然可以视同知晓。而作者采取这样的低调作法，恰是与她负有的税收宣传使命有一定关系。

与通俗相对应，淡化学术便顺理成章。全书纵是大量引用了《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史料，却从未有一个脚注；书尾虽开列了三十多项参考文献，却大多为通史类、综合类读物，研究唐代税收史最应该投以敬意并积极援引的七大专家中，只有陈寅恪、陈明光列入其中，却无对唐代税收有精深研究的全汉升、杨联陞，无鞠清远、李锦绣这二位著有《唐代财政史》的名家，以及以《唐五代赋役史草》等书扛鼎“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张泽咸。阅唐有年的作者不可能不对其他五人有所涉猎，之所以采取了“无须大驾”的姿态，正是为着确保作品的疏离学术而贴近大众。毕竟，专家们所致力的细节探究、细密考证、精细推导，在某些已经成为知识而不再停留于假说的方面，是可以少加借重的。

然而，该书也并非完全无关学术。在诸多税收物象如租庸调、两税法、户税、地税的揭示中，作者不仅亮明了自己的见解，也在其叙述中预伏了必要的线索，可供产生了深度兴趣的读者继续掘进。于我个人而言，很早就已经开始准备的《猬滥唐朝》，在这部书中寻到了更多可资确证后引用的细节，因为本书在讲述多个帝王的崇佛、兴佛、抑佛、灭佛倾向时，都提供了“六要素”齐全的历史场景。

充满争议相对于平铺直叙而言，是一种更易引发读者兴趣的“表现手法”。因为读者大多只对自己拿不准的事物产生好奇，并愿意对自己产生了质疑的表达奉献出活跃的互动。这是百家讲坛之所以成功引致“收视率”的原因之一，也是《沧桑赋税唐帝国》的“顶层设计”之一。在本书中，有争议因而扩张了读者思考空间的表达方式比比皆是，如“他足以荡平高丽，足以让大运河纵横九州”；如“坐定江山的李渊依然在飞驰的骏马上一手举起利剑收复破裂的山河，一手挥舞长鞭治理破败的经济”；如“李世民的赋税治理几千年后仍被历史和世人所称道”；如“租庸调、地税和户税成为当时的三大主体税种，囊括了必须纳税的各个阶层，从这一点上更加说明了李世民轻徭薄赋，赋役均平的治理理念”；如“常平仓起初叫义仓”；如“日本对大唐帝国的崇拜是崇拜唐的强势和扩张，这是与当时唐王朝强大的国家实力成正比的”，如“两税法开辟了中国古代以货币计税的历史先河”；如“张巡、许远虽死，却粉碎了叛军夺取帝国赖以生存的江淮财赋基地的企图。这是一场争夺和保卫赋税基地的战斗，在中国封建史、中国赋税历史上都具有极大的意义”，不一而足。甚至于，连“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这首诗，也存在着是杨炎所写还是李德裕所写的争议。

本书的现代感，集中表现在对于唐代的税收人事，通过现代理念加以分析，并认定其存在价值和历史意义。作者曾经对许多重大问题，奉献了大篇幅的探讨，以确定它在唐代赋税史上的应有地位。无论是对日本的“大化革新”、对武则天、对第五琦、对刘晏、对唐德宗、对陆贽、对白居易，都设专章，并以高屋建瓴的现代思维预以研判。比如说大化革新“只使用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改革就完成了生产力解放”；说武则天“发扬民主，要求官员们广开言路”；说第五琦“货币制度改革依据是所谓货币名目主义理论”；说刘晏“培养税源、增加人口、鼓励百姓生产的历史贡献被后世深深地认同”。

戏剧性、悬念性和节奏性贯穿全书。在这长达289年的大时段大场面大纵深大变迁中，作者对21个帝王（即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唐德宗李适、唐顺宗李诵、唐宪宗李纯、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唐文宗李昂、唐武宗李炎、唐宣宗李忱、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唐昭宗李晔、唐哀帝李柷)，数以十计的治税大臣（包括一般读者并不熟悉的郑叔清、元载、陈少游、王缙、王涯、独孤及、卢杞、杜佑、李琦、李巽等），对数个长短不一的盛世或治世如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对涉税的多次改革如大历改革、两税之变、永贞革新等，都作了环环紧扣、起承转合的排比解读，其间悬念频生、好戏连台，确实吻合了张宏杰所谓“历史比小说更好看”的见解。在长达二十六章的叙述中，作者有详有略，集中精力对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刘晏、李适、租庸调、两税法等重点人事做了不乏创见的审视。比如写及刘晏的“便时利物，富国安民，足为世法者也”，条分缕析地类举了刘晏这位理财能手在改革漕运、改革盐法、稳定物价平准市场、培养税源、赈济灾民等多方面的功德；在写及陆贽时，又以著名的“八计听吏治”、《均节赋税恤百姓》等论证了他的帝师之才。一部二十万字的“唐代那些税”如行云流水，将帝王束、敛臣束、税治束、税源束妥贴自然地嵌入其间，并穿插了对唐代女祸、党祸、藩祸、胡祸、宦祸的适时解析，在王朝兴衰的大界面下，以具体而微的典型事例突显税收治理的致盛致衰机理，为读者展现出一幅以税收治理为治政要素、观察角度、品评标准的历史画卷。

难能可贵的还在于，作者收放自如，随时就税收治理进程做出归纳和总结。在该书尾章和后记中，她还对整个唐史做出了宏观和整体的裁定，不仅对六组历史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综合评价，又将五大关系（赋税与国家兴亡、赋税与政治经济及社会治理、赋税与战争、赋税与中央地方利益权衡、赋税与王朝兴衰）郑重澄清，并提出了“一个真正的赋税治理者，抵得上千军万马；一个真正的赋税治理者能够带动一个王朝的兴起；一个真正的赋税治理者能够使国泰民安”这样颇肯个性风格的结论。

当《沧桑赋税唐帝国》脱颖而出，“每次登上乾陵时便有一股莫名的激动”的作者，终于可以恬然地面对“向东步行20分钟就能到达钟楼、向南20分钟就能到达大唐西市”这种优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