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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与明朝灭亡

李胜良 / 201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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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税史
  • 税史勾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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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计视野。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辽饷开征的二十六年,它几乎成为以救急的愿望导引明朝灭亡的猛药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一项新税在明朝的每一个子民身上落锤,它的名字叫“辽饷”,专款专用于抚辽、平辽、定辽、征辽、援辽。此税主要征及田亩,在原本税额的基础上每亩课银九厘,又名“九厘银”。此税初征五百二十万两,后来陆续加到九百万两。如果算上崇祯时期陆续开征的“剿饷”和“练饷”,年增新税可达二千一百万两。这在“万历间奏疏天下之所入为一千四百六十一万”的情况下,不能说不是一笔超级沉重的税收负担。在当时土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各类王田、官田、豪民之田严重兼并而田赋时时为权贵强横转嫁于无地、少地农民的情况下,这样的重负无异于雪上加霜。

    萨尔浒1

    在中国古代以土地税为主干且强调履亩而税、土地的增量并不可观且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很缓慢的情况下,各大封建王朝的税收均不具备扩展性。遭遇重大事由而加派新税,倒也顺理成章。面对辽东正蜂拥而起的颠覆势力,集举国之税、调举国之将、征举国之兵予以弹压,也在情理之中。可万历一朝的通盘腐败势必延伸到税收与军事的每一个角落。首先是税收的征缴大大地失了准头,不同的地区因不同的强霸程度而呈现不同的力度,过高的征管成本一定大大地强化了百姓心头的痛感、反感与恶感;配合着天灾而来的税祸,让越来越多百姓在变成流民的第一时间转化为“流贼”;税收的使用效率也因为当事人的雁过拔毛和应征士兵的不堪大用而几乎等于打了水漂;而在税收主要体现在粮草、银锭的情况下,税收的转运都需要一笔大大的费用。这一切使得辽饷的运用只在熊廷弼与袁崇焕主持辽事的短暂时光里显现过熹微的希望,穷辽饷开征的二十六年,它几乎成为以救急的愿望导引明朝灭亡的猛药。

     

    萨尔浒2

    第一年征得的三百万两银子,悉数用于征剿一位叫做努尔哈赤的建州人。这一年,自觉羽毛丰满的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的似是而非的理由向明朝宣战,并直接危及明王朝在辽东和辽西的政治存在。为解除这种肘腋之患,用于征辽的各方兵将集中了九边中的精英。光是总兵一级的人物,便有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綎、秉忠、李光荣等。而且,负责全权规划此次行动的兵部右侍郎、辽东经略杨镐还特意调蓟门、宣州、大同山东等地以及朝鲜军、叶赫军云集辽东,一支实际参战八万余人的拼凑之军竟号称四十七万大军。表面上看来,明廷此番不仅兴师动众郑重其事,而且大有毕其功于一役、孤注一掷、灭此朝食的气象。

    萨尔浒3

     

    可这些辛苦集结的、数目可观的辽饷和将士,终将要在一个叫做“萨尔浒”的地方,灰飞烟灭。在水土不服、地形不利的“地利”和皇上昏庸、主帅平庸、将帅不和、兵无斗志、兵器参差、不知己不知彼等“人和”方面的重大弱项外,杨镐选择在严冬二三月开战,又是一个利于北人而大不利南人的恶劣“天时”。尤其糟糕的更在于,这一年恰是已经十分寒冷的明末“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中极为寒冷的一个冬天。如此的天寒对作战造成的恶劣影响,从这次战争中拥有了重大杀伤性武器的明军反而损失了四万多人而主要依靠骑兵和马刀的后金军仅仅损失了二百多人便可以得知。天寒地冻,任是火炮都被冻掉了炮膛、打湿了炮捻。此一优势一失,便只好依赖于并不擅长的步战与马战了。在萨尔浒山、界凡城、吉林崖、勺琴山、尚间崖、斐芬山、阿布里达岗,后金八旗面对杜松、马林、刘綎在红衣大炮这种高端装备形同废铁后的短兵相接,便无疑于砍瓜切菜般的屠杀。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五四路出兵后,三月初一杜松军全军覆没,“血流成渠”;三月初二、初三马林军“死者漫山遍野”;三月初四刘綎“力竭而死”,明军与朝鲜军或降或灭。就是在这个严冬的五天时间里,大明的诸多百战之将和精锐之师殒命于萨尔浒周遭的山野之间,阴魂久久难散久久难安,终化做“拜刘川”、“磕头松”、“男人树”的一处处景致,诉说着那一个严冬里猝然遭逢的绝命击杀。可这严冬却必将成为后金及清朝历代皇帝沾沾自喜的资本。康熙吟道:“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钺麾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飙。”乾隆更是喜形于色:铁背山头歼杜松,手麾黄钺振军锋。于今四海无征战,留得艰难缔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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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个严冬里,朱明王朝大势将去。当四路大军败北,“京师震动”,朝议纷纭。有人大骂杨镐,说他竭尽四海脂膏和九边精锐,不到一年,耗费军储三百多万。反观后金方面却是金银盈仓,沟满壕平。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命令军卒打扫战场,所得各种武器分作八处,堆积如山,据说可占明军武库兵器的十分之六、七。要知道,其中的大将军炮,每铸一具就需费数百金。明军败绩,便失掉包括大将军炮在内的各类火器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多具,盔甲、器械更是无法统计。战马丢弃四万八千六百多匹,战车损失一千多辆。明之腐朽垂死日薄西山与后金之跃跃欲试如日中天,当即分出了高下。今人岳桦林在游览了萨尔浒古战场后,以一阙《金缕曲?萨尔浒怀古》抒写了他的惊叹:血浸边门雨。想当年、明金争霸,又操刀斧。帅饮长鞭留耻辱,太祖横刀耀武。恨短命、枭雄作古。十万尸横漫山野,更荒唐、正道成狐兔。叹壮烈,遽无语。    崇皇秽史和谁诉?笑谈中、烟云过眼,旧闻成趣。只剩萧萧无味水,留得千年哀绪。纵铁骑、清兵无阻。一统中原称圣主,忽然间、往事追风去。红夕后,梦醒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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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那个刚刚在张居正为首辅的大明王朝成功地进行了“俺答封贡”而终于可以对其北方天敌蒙古人松下一口气来,万历亲政后的“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却足可以激发各种内忧外患一体爆发。在他的“三大征”和矿监税使生生地将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力一步步摧垮后,他和他的辽饷便不得不遭遇始自万历四十七年的一个个严冬。萨尔浒一败,大明的江山势将让位于那个起自白山黑水又经受了铁血历练的满洲族群。从此,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呼号着在萨尔浒的那个严冬里已经习练圆熟的杀声,辗过熊廷弼、洪承畴、袁崇焕、孙承宗、杨嗣昌们的身躯,挺进中原。一个虽被谩骂为“鞑子”但族源深邃而绵延的通古斯部落,在完颜氏“金”国为北宋制造了“靖康之耻”后,再度成为中国文化中只凭偏见和好恶根本抹不去的一道莫名的风景。而那未能救国反致亡国的税项“辽饷”,最终以“九厘银”的名目为清室所继承,继续成为衍就“江南重赋”等历史迷案的基因。

    李胜良

    作者
    • 李胜良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
      微信公众号:岦泩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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