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元朝兴亡

为孟森蔑称为“最无制度”的元朝，是一个在文化上只有解构而无建构、只有统治而无臣服、只有遵从而无响应、只有刀子没有脑子的暗黑王朝。在以汉语思维为中心的文化智商上的孱弱，决定了它纵是认定“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而仍旧徒然坐观“汉地不治”。赵翼有言：元朝“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直到元亡前夕，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仍然“酷好佛法”，自称“李先生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纵是曾经得到过汉化精湛的耶律楚材的百般点化，因为“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而难以感召颇有档次的汉家知识分子的倾心调教，直到再次被打回漠北，其汉语水平也没有达到及格。在这种局面下，诸多文化体制呈现全面倒退便也顺理成章。

经崖山之役，君沉以至陆沉，“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那被国学大师陈寅恪盛赞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全线沦陷。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日本人说得更刻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顾炎武的审视较为中肯：“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相对宋朝已经高度发达的税收制度，蛮荒民族的“小儿科”尽收眼底。反映在税收包括茶税方面的低智商表现不胜枚举，多个“历史之最”足可以让元朝的聚敛之臣们名垂青史。

最无知的那个动议人尽皆知，就是贵为“中使”的别迭居然说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的昏话。一次次的屠城行动，同样反映着其税收思维的浅薄。因为这类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宋金在北方原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到了元初剩下不到700万。大臣不得不上奏：“得地无民，将焉用之？”

最简单的执政路线是故意扩大征纳之间的地位和心理落差，从根本上败坏而非涵养纳税遵从。在从等级上划定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品种差异后，仍然继续明细之：“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谁说给了孔子、孟子等尊崇地位的元文宗就一定优待“儒户”？

最愚蠢的财政运筹就是用度无度、十羊九牧。坐拥一个偌大的帝国，元朝的财政却从来没有宽裕过。资财的去向也让人震撼。文宗时中书省臣说：“近岁帑稟虚空，其费有五，曰赏赐，曰做佛事，曰创置衙门，曰滥冒支请，曰续增卫士鹰坊。”比如：至元29年财政收入为2978300余锭，支出为3638500余锭，亏空66万锭。大德11年，中书省说：近些年来“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至顺2年，经费短缺239万锭。其它年度，亦是国用不足供给。

最下作的理财手法是完全不计后果地滥发纸币。从“中统宝钞”、“至元宝钞”到“至正交钞”，不一而足。通货膨胀之日，自也是从百姓身上敲骨吸髓之时。非税而胜税，连情商都低到了极点。难怪元人有诗谓：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锅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最流氓的取财手法莫过于一味地增税。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税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说茶税增加了240倍，是以至元十三年（1276年）的茶税收入1200锭和天历二年（1330年）的288212锭相较而得出的结论。如此无视税基生长规律的横征，必将造成“竭山谷所产，不能充其半，余皆凿空”的惨况。

最具税柄创意的设计，乃是由言利之臣方世荣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推出的“门摊食茶课程”，这是一项征之于饮茶者的消费税，比之于英国于1660年开征的茶消费税，早出了近四百年。

最缺德的税款征收手段是“扑买”。据杨联陞考证：元朝时，尽管贤明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大力反对，可是由于租税承包者竞价的结果，某些税收遂由1238年（元太宗窝阔台汗十年）的银一百一十万两提高到这个数额的两倍。

大好的一片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神武的一支战无不胜的铁血之师，仅仅因为维生素C摄入稀薄和后脑垂体失衡的器质性原因，便成为史上的大笑话：“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