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得税之父"的悲哀与荣光

也许就是一种宿命，一个人的一生总是和一些特定的日期莫名其妙的结缘。比如毛泽东，有多个九月九日都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日子。而对被后人称为“中国所得税之父”的高秉坊而言，七月一日也是这样的日子。

所得税在中国从酝酿到开征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晚清制定所得税条例、民国三年修订此条例、民国七年设立所得税筹备处、民国九年推行一年并收得一万多元税款，到宋子文主财时期筹划所得税再受挫折，公众对于这样一个肯定会加重百姓们已经不堪重负的税收负担的新税种很不感冒。可高秉坊终于获得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1934年，当战争的阴云已经从东北吹到华北的上空，国人的抗战热情正在空前地高涨着。在这样一力高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背景下出台一种在国际背景下也确实多发于战争状态的新税，可谓生逢其时。

初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正欲大有作为的高秉坊，在全国财政会议上认识了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时任华北四省统税局长的宁恩承。宁氏既有关于税收、会计的系统知识同时又有着丰富的税收实践经验，比之于当时主要是在理论上见长的马寅初、朱偰等人以及主要是在辩才上出众的卫挺生、陈长衡等人，更富于实际操作上的才干。并非财税出身（1919年自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科毕业[1]）的高秉坊如获至宝，终于在后来宁氏退出正处在是非之地的华北而来到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就任一个闲职委员时将其罗入帐下。后来颁行的《所得税暂行条例》，便脱胎于宁氏所拟二十三条大纲[2]。就此而论，真正的“中国直接税之父”似乎应该是宁恩承才是，可一如当年真正的“厘祖”即厘金创议者是钱江，可这称号最终还是被接纳并推动厘金施行的雷以諴所得是一样的道理。在另一份材料中，又称所得税条例草案为王世鼐、关吉玉、张淼所拟定，而后由宁恩承等拟定细则[3]。

自从高秉坊与中国的所得税扯上了关系，七月一日这个日子，就成了高秉坊的“光荣日”。

1936年7月1日，财政部直接税筹备处成立，专司所得税、遗产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高任主任[4]。其中第一组（组长宁恩承）主管营利事业所得税有关征收事宜，第二组（组长张萃）主管薪给报酬所得税和和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事宜[5]。之后成立的直接税署，也以高秉坊为第一任署长，且一当就是十年，直到他被陈果夫集团构陷入狱。

高秉坊之于所得税的推进有声有色。在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新所得稅条例并決议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起施行后，他与宁恩承等人所办的税训班也为这项新税准备了一批干练的新人，他还主张“廉、能、勤、毅”的税务人员风范，强调建立起长官与学员互信、工作人员之间互信的“二信”[6]，要求对立税制税风税训三大基础并重[7]的税务形象，讲究学校之风、军队之风、宗教之风和家庭之风的四风[8]，并设计了稽征税款与经收税款分离的作法，以此体现“新税新人新精神”，努力改变人们心目中“无吏不污”的印象，纠正相关典籍如《大学》、《圣经》中对税收从业者的偏见[9]。高秉坊坊任人唯才的风格，可从因读到地政学院的张淼和南开大学的崔敬伯的文章而迭电相邀的事例中可见一斑[10]。在物色并任命了梁敬錞（上海）、翁之墉（江苏）、张淼（浙江）、区兆荣（广东）、黄钟岳（广西）、唐敢（湖南）、王世鼐（贵州）、张鞠斯（云南）、孙伯琦（西安）、宁恩承（湖北）等一干人马并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录用并培训了三千名35岁以下的经济、财政、会计等专科大学毕业生和六千名25岁以下的高中生[11]后，所得税在中国大地上正式推开。与战后经济和税收形势的严峻相映衬，所得税制度的有效性一经创办就发挥出来。本属贫困地区的西南和西北大后方正是依托所得税等新税为前方战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和财力支持。章士钊在答辩词中谓：“高秉坊手创直接税，十年惨淡经营，为国家迭增收入，由500万增至年75亿元以上。其蔚为国税大宗，并非莫之致而自致”[12]。这便使得高秉坊赢得了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七月一日：直接税节。

为嘉奖所得税署在为抗日战争的生死存亡之秋作出的重大贡献，国民政府做出了一个破天荒之举：规定每年的7月1日为“直接税节”。以一个专业税类命名节日并举办庆祝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这是税收工作的光荣，更是所得税之父高秉坊的尊崇。高秉坊本人也对这个“直接税节”甚是看重，并以“七一老人”自号。即使是在狱中，高秉坊仍然在享受着这个节日给予他的尊崇，“三年来每逢七一节（直接税开办节日），辄承旧友契好，赐函慰问，且捐廉俸，助余生计”[13]。高秉坊恭逢其时，大任系于斯人，成为中国所得税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因此而跃上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高峰。

然则也正是主持所得税期间的一些耿直作为，高秉坊得罪了系并被以“跋扈、舞弊、營商、榨取”等罪名起诉，纵是当时名流章士钊作出“计其时大小官吏靡不贪，独此署长为山东博山人，衣履不整，齐气甚重，而贸贸然以‘税新人新精神新’相标榜，与天下共指目为阴贼险狠之派为敌，号曰不贪，不可能假”[14]的辩护仍然不能阻挡其被投入狱中。直到1949年11月，八一军旗已经迫近重庆，高秉坊才被国民政府释放出狱。正是在这噩梦过后的满天霞光里，高秉坊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个七月一日。

1950年夏，高秉坊应共和国之邀参加新中国的税收工作，到驻武汉的中南税务管理局工作。在该局所编内部公报《中南税务》第一卷创刊号上，他读到了一段让自己悲喜交加的文字：高秉坊先生系中国直接税创办人，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国民党反动派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狱。此次受中南财委特聘，于七月一日来本局襄办税政。与崔敬伯、朱偰、马寅初、丁贵堂等脱胎于旧体制中的财税专业人士一样，所得税之父高秉坊在新的政权中又找到了自己发挥余热的广阔天地。正是因为他们的传递之功，共和国在第一时间里便继承了国民政府在税收领域的一切文化遗产，包括在中国还属于初创期的所得税。而对所得税有缔造之功并在战中将直接税的收入份额占到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抵得上因沿海口岸沦陷的关税损失”[15]的“七一老人”高秉坊，也正因为其在国共两党的税收机构中都有薪火之功，才更加当之无愧其“中国所得税之父”的美誉。

1954年大区撤销后，高秉坊改任湖南省税务局专员，继续奉献对新生政权的税收薪火之功。十六年后的又一个七月一日，他带着对这个日子的特别感悟、特别感伤、特别感触、特别感动，告别了一直投效其间的税收事业，悄然离世。从1936年到1970年，他与“七·一”结下了半生的不解之缘，至死，还把这日子携进了自己的墓志铭。

注释：

1、见于高秉坊《生平自述初稿》，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山东淄博博山区政协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国直接税创办人：高秉坊》，1993年版，第29页。

2、见于盛唐论坛所载宁恩承《中国所得税的演化历史》。

3、谭子鑫、张淼《高秉坊与中国所得税》，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稿资料存稿选编·21·经济》（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8页。

4、王济世《高秉坊与中国直接税》，载于《山东税务纵横》1994年期。

5、胡先传《中国直接税的演递》，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稿资料存稿选编·21·经济》（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6、倪振《旧中国直接税的回顾》，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稿资料存稿选编·21·经济》（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7、钦佩、世壤、济世《中国直接税的创办人高秉坊》，载于1990年1月6日《联合周报》。

8、谭子鑫、张淼《高秉坊与中国所得税》，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稿资料存稿选编·21·经济》（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9、倪镇《旧中国直接税的回顾》，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稿资料存稿选编·21·经济》（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10、谭子鑫、张淼《高秉坊与中国所得税》，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稿资料存稿选编·21·经济》（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4页。

11、高秉坊著《我写给家里的一份正式报告》，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山东淄博博山区政协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国直接税创办人：高秉坊》，1993年版，第39页。

12、倪镇《旧中国直接税的回顾》，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稿资料存稿选编·21·经济》（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13、谭子鑫、张淼《高秉坊与中国所得税》，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稿资料存稿选编·21·经济》（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14、章士钊《高春如冤狱记书后》，载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春如”为高秉坊的字。

15、高秉坊著《中国直接税的生长》，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山东淄博博山区政协文史资料·第五辑·中国直接税创办人：高秉坊》，1993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