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地"风雷——话说1936年红军东征的财政意义

渥庐按：进入2016年，我设计了这样5篇应该写的整十年纪念文章，分别是就契丹建国（916年）、袁世凯称帝（1916年）、北伐战争（1926年）、长征胜利（1936年）、红军东征（1936年）的财税运筹进行一些综合历史、地理与财税的文字演绎。《老哈河的荣光》很早就已经启动。但是，真正写起来才发现，哪一篇文章要想写出足够的个性和通达，不投入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也不可能轻松拿下的。可陷在《民国北京政府税收史》倒计时的我是肯定拿不出这个时间的。于是，只好一次次地将自己的注意力扭转回去。倒也不影响在零散时间里“凑”出一二篇，可总体质量是不敢保证的，充其量算是“玩玩”。这篇就是。期望有人有余力时可以试试。前提是：不要泛泛而言，不要隔靴搔痒，不要牵强附会。2016年3月9日

1935年10月刚刚转战数万里到达陕北的疲惫之师，略作休整后就于1936年2月发动了面对山西方向的“东征”之役。其间的战略、战役与战术目的，被传的沸沸扬扬。可从最为现实与具体的发展脉络来看，说红军东征旨在扩红筹款，如此的财政指向性，更为贴切。

民国年间的山西，因了阎锡山的苦心经营，纵是在战火频仍的军阀混战的背景下，也保留了相对的和平和安宁。“表里山河”的地理态势，加上“阎老西”一次次把战火烧向别处莫入我雷池一步的聪明运筹，让山西成为一个富庶详和的乐园，当地人称为“白地”。与陕北相比，山西地广人密，物力、财力充裕，农牧业发展较快，工商业各业俱兴。红军东入山西，钱粮之筹集，部队之给养，兵员之补充，均有望得到解决，必将大大改善红军的经济状况和提高红军的作战能力。

居于穷乡僻壤的红军自然也会看上这块能够产出足够多军饷兵源的肥沃田园。但是，居于劣势地位却又敢于主动出击敌人的雄厚区位，却是毛泽东们性格与胆略的表现。

当时的背景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纠集所部东北军、西北军及包括山西在内的数省地方军阀约20余万，对陕甘宁苏区形成了合围之势，妄图消灭红军。

苏区的各方面条件都很恶劣。首先，从自然条件来说，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境内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兵匪横行，尤其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还有连年的天灾，使陕北人民更加贫困不堪；而其时王明“左”倾路线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恶果，更使苏区元气大伤。其次，从发展前途来看，总共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40余万。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均被敌人占领，整个根据地被分割包围，切割成几块互不连接的地盘，使根据地本身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再次，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部队仅剩下不足7000人，加上陕北红军，也不过1.3万余人，虽然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北的红军指战员，都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必胜信念，但毕竟数量大为减少，体质和装备都很差，急需扩红休整，筹款补充。而地瘠民贫、交通完全闭塞的陕甘地区，仅能适应小量的红军武装割据，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也无力解决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

并不排除敌方力量“欲擒故纵”般地放任红色力量进入陕甘这样的军事“绝地”是希望将红军困毙。而红色力量也肯定不满足于“偏安”。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当其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华北五省正有成为缓冲区的可能。这样的时机，比之于长征之前和长征之中提出“北上抗日”口号时都更合乎潮流。如果能够成功穿越山西进入河北抵近抗日前线，也将在全国居于相当受鼓舞受支持受拥戴的政治地利。引领抗日风尚，这是红色力量极富政治、军事、经济运筹的深谋远虑。摆脱并和缓主流政权的打击，并取得唤起民众与主流政权做政治竞争的强大资本，这一思路在1936、1937年那两年越来越明晰。关于这一点，红军出师的《东征宣言》就公开宣布“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并准备出师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东征期间，毛泽东指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因此，红军东征既是一次以在山西境内创建根据地为目标的战役行动，也是一次以华北为方向谋求发展的战略行动。红军东征的部队“番号”便确认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可阎锡山却绝对不会领受这样的“大道理”。可他的虽精于算计却出手小气、对外在势力的异物排斥以及看上去并不那么善于打仗的这三点性格，一定也成为红军决策的潜在动力。如果只是单纯的、集中的、先发制人地对付阎老西的部队，以久历长征磨难已成下山猛虎的红军而言，难度未必很大。纵是打不穿山西，就地在贴近陕西的山西某些地区如吕梁山建立根据地也是有相当可能的。毕竟，山西群山环绕，关隘众多，宜于开展游击战争。全省地处黄土高原，山壑相连，丘陵起伏，大小山脉纵横其间，这可以进退自如的特殊地势，敌人无法完全占领，同时又便于红军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存在。任弼时指出：“依据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不仅便利于防阻和迟缓敌人之前进，且有利于我们部分地消灭敌人……便利了我们的防守、持久战争与打击敌人。”

一直到兑九峪会战前，这一策略顺风顺水地进行着。

双方的博弈也证明，这一策略已经清晰的民现在双方的作战地图上。红军指挥部发出《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训令》指出，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而阎锡山的军令同样指向这一地区：“水头、石口、关上三地于晋西孝义、石楼、中阳之东西分水岭，尤为交通辐辏点，若为匪据，匪有抗战之利，我有仰攻之难，而匪可以东西进展自如。”

可硬碰硬的兑九峪会战让双方都认为遽然吃掉对方是不大可能的。红军主动撤出战斗，阎军也不敢再有积极动作。双方进入僵持阶段，这确实方便了红军放开手脚扩红筹款，开粮仓，分官盐，扩红筹款，创立苏维埃政权，把一向号称“白地”的山西闹了个天翻地覆。可阎军终于下定敦请客军增援的无奈决断，却同样让红军的东征功败垂成。当毛泽东发出下面的电报，已经证明东征再无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性：“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

虽然各方资料互有出入，东征的具体意义还是很明显地着落在“财政”方面：“1936年2月至5月，红军东征突破黄河天险，在晋西北和晋南地区，兵分数路，长驱直入，转战山西50余县，击溃晋军30多个团，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来的巨大军事胜利。”因为山西武力回师救援，红二十八军还乘机收复了陕北根据地被占地区，建立了神木、府谷根据地，仅神府苏区就由东征前的六七个区扩展到28个区，并且和吴堡苏区连成了一片。

“重大军事胜利”之谓，一定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宣传口径。如果与红军付出的代价相比，这一“胜利”的实际程度是可以商榷的。在此次东征中，红军牺牲了红28军军长刘志丹、红十五军团第75师参谋长毕士悌、红一军团第2师参谋长钟学高、红30军参谋长杨森、红十五军团第75师225团团长徐行德、红一军团第2师5团政委林龙发、红28军3团团长杨琪、陕北红军独立第3团团长温志恭等一批优秀将领，而刘志丹、杨森、杨琪这三位陕北红军创业时期最重要的将领一役凋零，这样重大的损失，岂是补充8000新兵所能抵充的呢。必须要知道，长征后的红军力量虽然经过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的三方重组，其力量仍然十分薄弱。东征部队下辖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将陕北安定第一纵队、宜川独立营、清涧二支队等地方武装，分别整编、扩充，组建为红28军、红29军及“黄河济南师”（即红30军）再加上，也并不超过2万人。可这些团长以上的重大牺牲，在并不多的团级单位背景下，甚至可以说是伤筋动骨。

相比较而言，财政的意义要更直观明朗一些。

红十一团的浮山功略，可以为红军东征的财政意义提供一份富于传奇色彩的佐证：1936年3月28日至29日，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率领第十一团包围了浮山县城，但县城城墙又高且厚，易守难攻。彭雪枫向第十一团团长罗开柱和政委李志民提出用智取的办法达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的目的。他说：“一方面做好武力攻城的准备，同时大造舆论，主攻其心，使其惊慌，取而胜之。”全团遂按照彭雪枫的要求分头行动：罗开柱带领部队赶挖地道，准备攻破城墙，并扎制云梯，打算登上城墙攻上城楼。彭雪枫拟写布告和标语，李志民和宣传队抄写，分赴城外四周村庄张贴和散发，召开演讲会、群众会，向广大民众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民众支援红军攻克浮山县城，以此大造攻城舆论。他们利用夜深人静时向城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喊话，用弓箭发射给浮山县县长公开信，发出攻城的“最后通牒”。在红军兵临城下的态势和强大政治攻势面前，浮山县县长不得不到城楼上向站在城外的彭雪枫、李志民等人鞠躬作揖，请求红军“莫动干戈，鄙人愿为贵军效劳”。李志民代表红军向其提出筹款大洋5000元，土布300匹的要求。该县长当即满口允诺。不到3天就如数将款项和布匹从城楼上用绳索坠下城外交给红十一团。红十一团不费一枪一弹，胜利完成任务，满载而归。

红军东征是在大敌压境、生存空间明显受到挤压的情况下，抱守各种乐观信念扩大生存空间和军事政治话语权的积极动作。尽管除了财政方面的各方面初衷都没有很好达成，其表现出的昂扬斗志和产生的潜在影响却是不可小视的。事实上，随着反蒋、逼蒋、联蒋口号的变化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寇的大举深入，原本在1936年未曾实现的以山西为支点四向经营战略，在第二年还是得到了顺利且“合法”的实现。八路军进入山西并开拓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南、晋西北并再次辐射出去，迅速向更多地区蔓延，直至成为一只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恰是在1937年，抠抠索索的阎锡山，不但欢迎八路军入晋参与作战，还很是大方地交给了当年曾经东征入晋的这支部队一批又一批的给养，以及可以换来军需的诸项政策，比如“合理负担”。经他首肯并代为报批的晋察冀边区和未经他同意的晋冀鲁豫和晋绥根据地分别在山西的边边角角上建立起来并发展壮大。晋军（除了傅作义等少数部队）不能打硬仗的毛病，比之于东征之役还要清晰地显示出来，十二月事变“逼反”了数支新军，上党战役大败而归。

山西这个地方，从东征的那一天起，再也称不上什么物阜民丰、安居乐业、无虑山外之乱而独自偏安的“白地”了，而越来越为革命的义理染成红色。

2016年3月7日、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