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兄说民国|民国财政史上的“陈锦涛现象”
从晚清到民国，财政与外交这样偏于专业而又拘于“脸熟”的特殊专业中，一直淡化着所谓的阶级性，而不时地出现一些游走于平行甚至敌对政权的“万金油”，比如贾士毅，比如王正廷，比如叶恭绰，最严重的案例是陈锦涛（1870--1939，字澜生，广东南海县西樵镇简村人）。
陈锦涛有许多方面的优势，让他得以受到各个方面的青睐。一是他受过西方的正统政治经济学训练，这在“财政”的主体学问都是来自西方的清末民初，自是一项很硬的阅历；二是他有着西方的博士和清末的进士双重身份，世称“洋状元”；三是来自清政府的主流阵容中，有过治财政、治银行、治银币、治盐政诸方面的经验，在共和之前已经官至度支部副大臣；四是他的家在广东，如此便和来自那个省的多方大腕发生了关联，否则孙中山不会如此说：“财政不能任他派人。我知澜生不敢有异同。且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五是他的党派倾向并不是那么严重，于是多方都不把它视为寇仇；六是他在西方和国内都有一定的人缘基础，这在民国年间财政并不专靠技术有时更加藉于“人缘”的背景下特别吃香。
他一定还有更多的底牌，限于资料我们难以尽知。可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的，是他一次次地被延为财政方面的主脑或骨干——
1911年11月6日袁世凯组阁，授度支部副大臣（财政部副部长），未到任；
1912年元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
1912年8月，政府移于北京，被提名为财政部次长，未就；
1913年9月任北洋政府财政部驻外财政员，赴欧调查财政；
1916年6月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兼任外交总长；
1925年12月3日再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
1935年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任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
1938年3月任中华民国伪维新政府（梁鸿志伪政权）财政部长，兼税则委员会委员长、华兴银行总裁。
如此多次地被多家政权礼聘为财政部主要官员（财政员也是正部级高官），从外表上看似是对陈氏财政能力的倚重，其实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国财政的不伦不类和不规不矩。整个北洋，其“税收国家”属性都没有得到起码的发挥。限于税源的糜烂、顽固、韧性，以及官员和知名纳税人之间的同声相应，以及各大商会的强大反嗜性，税收从来没有成为过主要的财政工具。陈锦涛以及诸多财政官员的拿手把戏，不过是基于与外国相关方面的熟络而大借外债，以及基于对国内银行工具、盐税工具、相关企业做为抵押工具等的运用，而大借内债，或者类于强制举债的各类财政发行。陈锦涛的主要财政事迹也不过如此。
其中两项时为史笔称道、也确实解了临时政府燃眉之急的“款曲”如下：《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在1912年1月5日评论道：“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是现代中国人中最有财政知识的人。据我所知，他在柏林会议上结识的外国银行家，……对他的印象都极好。”美国驻北京代表芮恩施曾经说过：“他是中国官场中熟悉西方银行财政少有的一个有学问的人，言行稳重，认真热心，精细有效，为人信赖。”但在当时情况下，陈总长唯一能做的，就是借款，不仅向江浙沪地区的商业团体、同乡组织筹措，甚至向香港同胞、海外华侨作私人借款，但仍是杯水车薪。危急之际，实在无法可想，孙、黄被迫与日方商谈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日人垂涎汉冶萍多年，用心险恶，张謇紧急致函孙中山等人，坚决反对，但孙、黄鉴于军费开支急如星火，快刀斩乱麻，批准了借款，到2月13日临时政府终筹得200万元。经多方奔走，2月24日陈锦涛又向华比银行借得100万英镑，年息五厘，97折收现，将财政债券打包成100万镑的等值作抵押，期限一年。比国借款勉强解了临时政府燃眉之急。这笔钱除了开支军费、行政费，还有相当部分是用来偿还商界和私人的旧债。
这也成为北洋政府的主要财政惯例。一部北洋财政史，实际上不关税收多少事，权可以收缩为国债史、外债史。多达四十次的内阁变幻，真正且实际的税收原创仅一个印花税而已。陈锦涛等财政官员的更多精力，都是在用最为原始、急迫，有时甚至是荒不择路、荒诞不经的手法，搞钱。相比于直接可以兑现到现钱的这些手法，税收不但周期长、抗力足、截留多、潜力浅，而且来钱缓，何必呢？
如果我们将整个民国的盛时定位为1936年，那么，整个北洋都属于财政上的蒙昧时期。只有当宋子文这位财政奇才脱颖而出，民国才有了稍稍象点样子的财政架构——因为他已经开始较为圆熟地运用税收工具，而非“借钱”这样的急功近利之策了。
诚然，继宋子文而起的孔祥熙遭遇了日本入侵这样的重大税源挫折，他的财政能力又较宋博士差出不知凡几，再次沦入借钱财政，也是无奈。
到了孔祥熙以及后时代，陈锦涛现象再次死灰复燃。能借钱、会发行、靠忽悠的老套路，再次甚嚣尘上矣。美国人写的《民国人物传记》中说他：“他是北京政府中的一个少有的理财专家，他的技能够得上西方的水平。”他们一定掌握着陈锦涛的更多资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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