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方法论之二:大哥手中有只鹅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自己的套路，就有行规，就有黑话，就有春点。

有这样一种语言叫：三八二十一。这是洪帮的春点，三八二十一，组合起来不正好是洪武的洪么（当然也是洪帮的洪）？天地会、洪门，用的都是这个口点。要是有人凑上去，纠正人家，嘿，你算错了，九九乘法表不是这么背的，，这人肯定是个外行。

有这样一种语言叫：大哥手中有只鹅，问我鹅死是鹅活；我说鹅活鹅必死，我说鹅死鹅必活。大哥是鹅的超级administer，对鹅有绝对的控制力，并且这个控制力发挥作用时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就好像，你拿分歧终端仪去跟大哥赌某事，但是大哥有能力影响分歧终端仪在你选择好石头剪刀布之后，他再去改变他自己的选择。神奇吧，你选择鹅死，大哥手一松，鹅跑了；你选择鹅活，大哥手一紧，鹅脖子断了。江湖人物一般是要赌命的，所以这句口点有时候也这么念：大哥手中有只鹅，问我是死还是活；我说鹅活我必死，我说鹅死我难活。形势逼死人，两难了吧？

后来有一个奥地利的老头，听说这个故事，用一个放有剧毒的箱子来代替大哥的手，用一只猫来代替大哥的鹅，最后成功证明世界上存在着这么一只不死不生的猫，这只猫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定谔的猫。其实这个实验可以理解为：一件事情的结果（猫的生死或鹅的生死）取决于另外一件事情的反应（当事人的判断和行为）。这句话似乎没什么出奇之处，但是反过来看，当对一件事情的反馈做出之前（人们对猫或鹅的生死判断），另外一件事处于不确定状态（猫或鹅的生死），这种状态就叫薛定谔的猫态（不死不生态）。用心学大师的语言来说就是：“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再后来，有一个叫冯·诺依曼的小伙子，用两个罪犯替代了鹅，用两个罪犯的刑罚结果替代了鹅的生死结果，用两个罪犯的行为来替代了大哥的那只手（囚徒困境），来重构这种“A选择或行为→B应激反应→B事结果”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多人参与的模型；再后来有个叫做约翰·福布斯·纳什的小伙子融合各家所长，演绎出了一个更伟大的理论——证明并找到了多人博弈的均衡点，还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博弈论和“纳什均衡”理论。

以上，终于为这句春点铺垫完毕，铺垫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说税收博弈论；也不是为了要强调税务机关作为“大哥”时对纳税人可以上下其手，为所欲为；而是要说连外国人都能从偶们大中华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到养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好，我们继续今天的税务方法论。

很多年前，刚刚入行的时候，我感觉税务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模型：

·企业做过的事是已成的事实，是既定的；

·税收法定，税法的固定性、可预测性也要求税法运行的模式也必须是固定的；

·那么用一个既定的事实去套入到另外一个既定的模式中，必然会得出一个既定的结果。

这个用管理学的逻辑来理解就是：如果输入是已知的，过程是可控的，那么得出来的结果，也一定是确定的。在公共会计领域中（审计领域），我们可以用重要性标准，可以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但税法体系中，违法就是违法，哪怕再轻微违法也是违法；遵从就是遵从，哪怕有一个细节做不到位也不算做到遵从，这个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容不得半点沙子。2007年的冬天，我还在北京跟某个较大税务师事务所的所长一起探讨过这种理解，并且相互印证了这种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看到的案例越来越多，也就越有一种感觉：同一笔的业务，如果经过不同方向去引导（重述或解释），在税收判定上往往会存在两种或多种完全冲突的结果，而且独立的看每一种结果都是合理的。

就好像大哥手中的鹅，薛定谔盒子里的猫，在某个时点他们有机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发展，然后衍生出不同的结果。而无论那种结果落地，都存在可能性和合理性，关键是如何去描述、解构、重整具体的案例。如果以鹅的生死状态来类比，那就是：鹅的生死取决于“大哥的手”、“我”无法控制和预测“大哥的手”，但是“大哥的手”如何发力，却可以由“我”施以积极的行为加以影响。

以鹅为例类比的税务问题

（此处当有案例）

譬如，A、B两家公司发生了一笔业务，需要A支付给B1000万元，B也收了这1000万元。但是A、B公司不能公开这笔业务内容，并且税收上要求A、B之间必须有一个恰当的业务关系来申报这1000万元。

在这个节点上，我们来头脑风暴一下A、B公司的做法：

·A接受B提供一项服务；

·A让B承担一项债务；

·A、B合作一个C，先让B在C中挖一个1000万的大坑，然后A过来接盘。

·A、B都装作不知道，等税务机关来了再说。

·……

可行的方案还有很多（结果不唯一）；但任何时候，B只能用一个口径去向主管机关解释这笔业务（落地唯一）。而且A、B交不交税，如何交税，取决于如何定义A、B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税务描述口径），A、B之间构筑的权利义务关系，取决于A、B之间的业务架构（商业模式设计）。

最终，A、B均无法自行决定如何交税，但是A、B可以引导税务机关进行的税务定性——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定性的依据来源于A、B提供的资料（对业务的理解、描述、解释口径等等）

对照前文总结的模型，尽管企业做过的事情是既定的事实；但是向税务机关传递的信息（输入）却是可以有取舍的，或者是有倾向性的；这个时候，虽然税法运行的模式还是固定的，但输出的结果自然也就千差万别的了。

具体业务趋向的税务结果不唯一，那么我们期望得到哪个结果（希望哪个结果落地），同时选择具体的应对措施对业务施加影响，这个施加影响的过程就是税务管理的过程。而期望哪个结果落地的选择，就是税务决策的过程。

税务决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税务方案选择的过程。刚刚过去的房地产行业营改增中，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就是老项目选择简易计税还是选择一般计税。选择的口径千差万别：有的人关心土地/开发成本比；有的人关心土地/销售比；有的人关心未来的政策走向；还有的人竟然关心增值税税负；当然也有人不这么上心，等到大家都作出选择之后，看哪边选择的人多就跟着哪边——这是比较奇葩的一类地产公司了。

关于税务方案的选择方向，大概有两个口径：1、管理层或其他部门的特定需求；2、如果没有特定需求，那么决策的比较就应该立足于企业的经营目的角度——净利润角度或企业价值角度，单一的比较某税税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税务管理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对相关经济业务进行商业模式的税务优化、税务描述、税务解释或税务应对的过程。对于某些事后管理的案例，其实所说的施加税务影响的过程，也就是对具体业务进行商业模式重构，并收集具体证据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说服税务机关予以采信的过程。

因此，税务管理活动应当始于管理层期望（需求或者idea），经过业务架构，商业模式设计；进一步合同控制到会计控制（发票、资金流动、记录资料等），最终支持税务机关的税务判定朝着预定方向进行。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1.所有的经济业务，最终的税务实质都是确定的；

2.税务实质在确定前，存在多个演化的方向，多个潜在的可能结果；

3.实现哪个结果，让那种税务结果落地，取决于税务机关的判断；

4.税务判断依赖于业务的记录。这个记录包括：纳税人的期望、动机、合同记录、资金管理、会计记录等一系列管理痕迹。而这个管理痕迹为税务定性提供了合理性支持，同时这个管理痕迹也是纳税人可以施加影响的；

5.做好痕迹管理，才有可能优化、改变、调整或者引导税务机关的税务判定；

6.部分事后管理的案例，也需要痕迹管理支持来给税务机关一个合理的出口。

税务管理VS痕迹管理之间的关系，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了，如果有机会，以后单独说说。

写到这里，从税务咨询角度而言，这里还隐含着另外一个观点，那就是：所有的税务案例，只要还有陈述的机会，这个案例就还有争取一下的可能。对于某些案例已然木已成舟了，但如果能够争取一个陈述申辩的机会，那么这个案例仍然会有转机。

欲知后事，敬请关注《税务方法论之三：你的立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