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杰会计师审计中国福利基金会
前几天参与YCY组织的统计全国公募慈善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情况(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机构都是哪些会计所审计),没想到为慈善机构提供审计服务的主要是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当然我这里不是说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不如大型知名事务所,何况最近一些知名会计所审计失败案例也不少,但至少说明慈善机构并没有把选择大型知名会计所开展审计服务当做提升自己财务透明度的一个因素,只是把取得一份审计报告作为满足法规要求的要件而已。这个现象应该值得注册会计师行业和各大慈善机构在自我品牌建设方面进行一点反思。
其实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慈善机构进行外部审计是国际通行惯例,对会计师事务所来说开展慈善机构审计也是承担一项社会责任,提供公益审计服务也通常不收取审计费用。我国在民国时期就有很多会计师事务所为慈善机构提供审计服务的案例,今天给跟大家分享一例。
这份英文审计报告是1948年1月由正信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战灾儿童义养会(Foster Parents‘ Plan for War Children)中国分会1947年12月慈善基金收支情况审计报告。报告正文大意为:
致:战灾儿童义养会
谨启者,
兹证明,战灾儿童义养会通过中国分会所提供的1947年12月份资金已分配到儿童生活费用和基金管理费用
兹随函附上贵基金中国分会在上述期间的资金收支情况报表,我们认为,该报表反映了资金的使用情况。
会计师:李文杰
Foster Parents’Plan for War Children 中文名为:战灾儿童义养会,该会成立于1937年,最早是救助因西班牙内战流离失所儿童的国际组织,二战爆发后扩大了救助范围。1947年谭宁邦(Gerald Tannebaum)受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席宋庆龄委派到美国办理公务期间,与战灾儿童义养会总部开展对接合作,中国福利基金会作为该会的中国代理机构,开展对中国儿童收容救助工作。战灾儿童义养会的救助形式是由美国认养人每月提供给被认养中国儿童生活费用,被求助的中国儿童与捐助人之间通过信函交流,汇报学习生活情况,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互动,帮助儿童成长。1950年底因朝鲜战争中美关系恶化,战灾儿童义养会停止了对中国儿童的援助。
从审计报告后附的1947年12月基金收支情况表我们可以看到该基金分为儿童救助基金和管理基金两部分,分别进行核算:
收入部分:儿童基金截至11月30日余额1490美元,其中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存款1250美元,现金240美元。本月收到义养会拨付12月基金240元、1月基金1400元。 管理基金截至11月30日余额余额550美元,本月收到义养会拨付12月基金400美元、1月基金635美元。两项基金余额合计4,715美元。
支出部分:儿童基金每个孩子每月拨付83万法币,折合约10美元,上海育才学校50个孩子,拨付500美元。本月向三家机构和独立救助儿童共拨付1710美元。管理基金支出为薪水、印刷和文具费、办公用品、邮电费、水电费、其他费用等总计5587.65万法币,折合605美元。两项基金折算汇率有一定差异,应该是以法币支付取整的原因。按管理基金测算汇率是1美元折合9.24万法币,可见当时通货膨胀多么严重。
我们先介绍一下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前身是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宋子文出任会长,宋庆龄担任主席。保盟的宗旨是向国际国内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募集医药与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同时进行国际宣传。1941年12月日本侵占香港,宋庆龄同保盟转移到重庆,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开展支援,另一方面进行国内和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宋庆龄把保盟迁到上海并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开展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医学院、制药厂、保育院、托儿所、农场以及儿童文化教育和福利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于1950年8月15日更名为中国福利会。
李文杰(1906—1998),中国近代著名的会计师、律师。祖籍江苏镇江,1906年出生于扬州,1924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进入北京证券交易所任助理。1925年任中法储蓄会哈尔滨总分会会计主任,后调任上海。1930年进入通易信托公司任襄理、副经理,同年6月10日取得国民政府工商部第104号会计师证书并加入上海会计师公会,兼职开展会计师业务。1935年当选为上海会计师公会理事,同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夜校毕业,取得律师证书,加入中国国民党。
1942年上海沦陷时期李文杰会计师出具的身份证明书
1936年,李文杰应潘序伦会计师之邀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代理主任会计师、主任律师。抗战爆发后,1940年潘序伦会计师等前往重庆,李文杰留守上海,担任主任会计师,成立立信商行(后改称:通达企业股份公司)主持立信业务。1942年任太平洋保险公司协理,同时继续负责立信事务。抗战胜利后,潘序伦回沪,李文杰谢绝潘的挽留离开立信,并辞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职务,成立正信会计师律师事务所。
民国时期李文杰还曾担任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案辩护律师,代理郑振铎、许广平进行《鲁迅全集》版权维权工作,担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校董等多项社会职务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文杰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结束会计师业务,调入民建中央工作,任民建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六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改革开放后,李文杰先生作为资深财务、法律专家被荣毅仁聘任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董事,在任职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中信子公司,具备会计师事务所职能)期间取得财政部颁发的第一号注册会计师证书。同时担任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顾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等职。
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很重视审计工作,在香港“保盟”时期就聘请著名会计师陈乙明(今德勤香港关黄陈方会计师事务所中的“陈”即陈乙明)对保盟财务进行审计。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聘请李文杰会计师进行审计工作的情况,李文杰曾在《上海会计》1981年第7期撰文《宋庆龄名誉主席重视会计、审计和捐款征信》进行了回忆:
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福会)成立伊始,会址设在上海苏州路一七五号,工作人员有限,财务会计制度没有建立。宋主席高度关心建立健全的会计、审计制度。为了取信于捐款人,她决定委托公开执行业务的会计师,出具查帐证明书,明示捐款的来源和用途,分送捐款人,以资征信,从而扩大中福会的信誉与影响,增辟捐款来源,特地委请吴大琨同志(抗战初期,他与我在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共事,曾代表上海市各界进步人士去新四军驻地,进行慰间和联络)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写信给我,介绍中福会秘书廖梦醒同志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与我商谈,签立委托书,由我代中福会义务设计会计制度并担任义务常年查帐员,每年年终对中福会帐目作详细审计。我把这项光荣的任务,承担下来,为中福会设计了会计上必需的帐册单据,订立记帐、算帐、核帐、报帐的制度,对主管人员作了必要的辅导。以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由我所派计核员陈柏年、张锡卿、姜新祥同志等去中福会,对帐目进行查核,向宋主席提出查帐报告书。再以我的名义,出具英文查帐证明书若干分,分寄在美国及海外各地的捐款人和捐款团体,作为征信。这项工作我一直做到上海解放前夕,那时中福会的业务已经发展起来,办有托儿所、儿童图书馆、儿童剧团及对外宣传刊物等附属事业单位多所,会所迁至常熟路,有为数众多的中外籍工作人员,由毕云程同志任秘书主任,开展工作,讲究效率与效果,宋主席经常到会主持会务。
我手头存有宋主席1948年2月27日写给我的英文感谢信。(影印件见下页)信的译文如下:
“李文杰会计师:你代本会查帐两年,不受报酬,是这对本会的慷慨帮助”。
李文杰会计师文中谈到每年对中福会进行审计,中福会的1947年财务报告第一段就提示经李文杰(W.J.Lee)会计师审计。根据本人收藏的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基金审计报告,李文杰会计师实际是每月对该基金支出情况出具一份审计报告。当然该基金只是中福会多项基金中的一项,各项基金从中福会1949年5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就可以看出。
中国福利基金会1947年度财务报告
中国福利基金会1949年5月31日资产负债表
正则会计师律师事务所业务台账
《宋庆龄书信集》中共收录有宋庆龄致李文杰的三封感谢信:
根据信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后两封实际应为一封信,虽然翻译文字略有不同,英文原件应为一份,就是上面李文杰文中展示的这封,时间为1948年2月27日。宋庆龄和中福会民国时期办公主要用英文,本人所见相关信件公函、财务报表等均为英文。由于宋氏家族成员从小在美国接受教育,更习惯使用英文,宋子文在担任民国政府财政部长期间处理工作也常用英文。
李文杰会计师一生经历丰富,堪称传奇,参与见证过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老骥伏枥重新出山,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对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会计改革、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做出了很大贡献。
关于对福利机构的审计问题,目前会计师事务所一般遵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福利机构的资产负债情况和财务收支情况发表公允的审计意见。但社会公众比较关心的采购价格是否过高,发放是否及时到位、是否公平等问题,由于报表审计的特点,注册会计师一般不会给予过多关注。而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正是政府审计关注的重点,但由于政府审计资源有限,很难做到对福利机构每年开展一次审计工作,并且公益资金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审计机关也不可能对每一笔支出都进行审计。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只要福利机构真正做到公开、透明,财务支出每笔公示,公示颗粒度细到购买方便面是什么品牌、什么口味、多少克重每包多少钱都上网公示,就自然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会计师事务所、政府审计机关开展审计工作时,同时对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核实就能对福利机构起到较好的监督作用,让捐赠人、社会对福利事业更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