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邮票可以看出由于文化传统观念的不同，各国对国家审计起源追溯标准不一，有的能往前追溯越早越好，有的选择重要标志性节点，有的把殖民者所设审计机构也算作起点，有的则只计算最新政权所设审计机构。

至少在19世纪初，也就是清中期，很多西方人通过一本名为《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中国人的服饰和习俗图鉴》）的画册，见到了中国算盘的样式。

潘序伦会计师诞辰130周年纪念日。特此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件有关潘序伦先生的藏品，以示纪念！

本次展出的延安木刻版画作品中，有多幅作品中表现了算盘的形象，可见算盘在延安是一件比较常用的工具。

梁启超对会计年度的论述从财政预算角度出发，讨论税收、国债等财政收入实际影响，参考外国会计年度的选择等，综合多种因素提出了“我国宜以六月朔至次年五月晦为一会计年度”的观点。

这次《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确实够精炼，加上标题都不到280个字，比1996年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这节字数还少，应该算是字数最少的会计规范文件吧。这与市面上动不动就几百页讨论会计职业道德的书形成了鲜明反差。

人大在中国会计学术江湖有着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如果说其为武林盟主，可能感觉有点过溢，但好像也没有哪家高校敢说自己的会计学科地位一定比人大强。特别是50年代人大的会计研究生班，为中国高校培养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会计师资，很多后来成长为中国会计学泰斗级的人物。用个有点俗但还比较恰当的比喻就是人大会计研究生班可以称为新中国会计教育界的黄埔军校。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人大会计地位肯定不及50年代，但在江湖上肯定是有一号的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