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军中走出的会计名家--余肇池

余肇池（1892—1968），字舞咸，湖北云梦县人，我国著名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曾被评选为20世纪中国十大会计名家之一。最为传奇的是余肇池曾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且是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新军工兵第八营中的一员。

余肇池1909年毕业于湖北陆军小学堂，同年任福建陆军第一镇见习官，1911年武昌起义时列属于工兵第八营右队，后参加讨袁战争。1913年至1914年任南京中央陆军第七师步兵第27团第4连连长，1914年任陆军参谋部交通处收支，同年12月毕业于北京陆军军需讲习班。这时的余肇池已厌倦了军旅生涯，于是他找到了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的费起鹤校长向其表达了弃戎从文的想法，费校长经与余肇池攀谈后，认为余是可造之材，随即招入余肇池进入该校就读。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隶属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校学制四年，第一年主要为英文教育，第三、四年开始学习簿记、会计等课程，主要使用美国原版教材。余肇池在这里从头学起，苦练英文，成绩优异。四年后毕业留校任教。1922年由费校长推荐赴美留学，1924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回国后回到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任教务长、会计学教授。1929年任陆军大学教官。1929年9月2日免试获得国民政府工商部第9号会计师证书。北京财政商业专科学校后分立改组成成立北平财商学院，余肇池任代院长。

1929年至1931年余肇池受聘于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兼任讲师，主讲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生产费会计学。1931年开始任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讲师、教授，主讲高级会计学、成本会计学、审计学、会计制度及记账程序等课程，兼任北京大学讲师、北平市政府社会局会计顾问、国民政府主计处顾问、军需学校北平特别学员班教官（中校衔）等。抗战爆发后，余肇池随清华大学西迁长沙、昆明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主讲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1938年离开西南联大赴重庆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1939年至1944年任陕西省政府会计长，1944年至1945年应潘序伦聘请担任北碚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副校长。抗战胜利后，由翁文灏推荐任上海善后救济总署会计处长等职。1948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建国后被聘为财政部会计制度规章审议委员会委员。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余肇池随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调整到新成立的中央财政经济学院，1953年中央财政经济学院撤销，经济系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余肇池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被聘为三级教授。195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68年病逝于北京。余教授会计学术论著颇丰，早年在《清华大学学报》、《会计季刊》等杂志发表诸多论文。1943年由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出版的《公有营业会计》是我国最早研究政府参与出资的公有、国营企业会计理论著作。建国初期我国会计开始借鉴学习苏联会计理论，1952年余教授出版了《国营企业会计》为后来全国逐渐走向全面公有制企业的会计理论与实践起到了示范作用。

这是一份民国21年（1932年）余肇池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期间的一封介绍信，信的内容主要介绍余肇池教授为了“研究会计学识”想要到对方单位调研“现行会计制度及记账程序”，并特意说明“仅限于办理会计方法及其手续并不注意账面”的职业保密原则，希望对方能给予帮助配合。会计做为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身为会计教育工作者深入企业一线去进行调研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情况才能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会计人才，才能发现会计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才能将会计理论和实践进行结合，培养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会计人才。余教授的这份介绍信采用清华大学公文用笺，并用字码排印而成，这说明当时余肇池教授批量印制了这样的固定格式介绍信，需要时填上对方单位名称即可。可见余教授当时做过很多单位的会计调研，从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严谨的治学风范。

1934年的《清华暑期周刊》上的一篇《教授印象记》这样描绘余肇池教授：“余先生是够和气的，在路上，您跟他招呼，也许他的还礼来得反快，上过他课的人，谁都愿意和他接近。带着一副深度的眼镜，皮包常常在身边。服装呢？那倒不一定，通是一身西服，有时也着马褂长袍。一上堂老是说‘昨天我讲到什么地方’其实，余先生所谓的昨天与前天，甚至前一星期是通用的，实在是上一次的意思。在上课时，余先生是够卖力的，为了天生就一副洪亮的喉咙，说话时，即使坐在后面的人，也打不成瞌睡。他的言辞又是那么诙谐，笑话时常挂在嘴边，所以平均每十分钟必有一哄堂大笑。上余先生的课是不愁时间过得慢的”。这段简单的文字生动的描绘的余教授风采，余教授能将枯燥的会计学讲的如此幽默精彩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可见确实功力深厚。

从这封介绍信的上款我们可以看到本次余教授准备调研的企业是六河沟煤矿总公司。六河沟煤矿位于河南河北交界一带，民国时期属于河南安阳，今属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六河沟煤矿在清末便是一家经农工商部批准注册的股份制有限公司。1932年的六河沟煤矿正处于鼎盛时期，全年产媒75.11 万吨，职工总数五千余人，矿区建有工人住宅、浴池、医院、图书馆、俱乐部、小学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工矿企业是民国时期我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六河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型煤矿，且相关产业较多，会计处理也相对更复杂，自然是余教授选择调研的重点对象。余教授的介绍信于1932年7月26日发出，根据信旁边的公文登记日期可以看出，第二天便已到达了六河沟煤矿总公司。六河沟煤矿当日便进行了回函：“…敝总公司已于前年十二月迁沪办公，敝处系承转机关，相应函达…”。

这封回函告知余教授六河沟煤矿总公司已在前年12月从北京迁到上海，北京现在只是起联络功能的办事处。回函只是很程式化的告知，并没有说拒绝也没有提及帮助联络的事宜。回函的落款盖有时任六河沟煤矿董事长王正廷的手签章。王正廷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曾任中国大学校长、代理国务总理、财政总长、外交部长等职。1922年做为第一位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由于该封回函与介绍信一并归档保存，猜测为当时秘书起草的回函草稿，正式的回函应该交到了清华大学余肇池教授手里。

余教授最后是否成功的到六河沟煤矿调研由于缺少相应的史料，已经无从知晓。但这份珍贵的介绍信有幸能够经历八十余年的风雨留存下来，可以给我们今天从事会计教育工作者一些启示。会计不应是象牙塔里的理论游戏，会计本质是要为社会经济活动服务，因此会计理论研究与教学都要勤于到企事业单位去调研，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与教学更具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