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簿记学》到《军用会计教程》

今年是建军90周年，神州大地各种庆祝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咱也别在重大庆祝活动中落后，蹭个热点，以示祝贺！

一般来说会计的产生是基于一个组织、一个群体的存在。在原始社会中无论是结绳记事还是在树木、石壁上刻画，可以想象最原始的动机不会是搞数字计算游戏也不是为了描绘生物和自然的美景，而主要记录的是获取食物的数量，今天采集了多少野果，猎取了多少野物。为什么要记录这些？食物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知道自己有多少食物储存，才能解决下一步分配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始部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会计的诞生最早就是基于解决人类群体收入与分配的问题，进而推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个人独立生产生活就不需要记录，但这一定属于独立事件，不是会计发展的主流。

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直到今天，会计仍然是服务于某一群体组织的，群体组织越庞大，各种生产关系越复杂，会计作用就越大。在古代社会大型组织主要是统治机构官厅政府，还有就是军队和宗教组织等，这些组织的会计也是当时最先进的。今天社会由于企业类经营组织发展最为迅速，规模不断膨胀，生产关系最为复杂，所以今天企业会计占主导地位。

从古到今，军队主要功能虽然相对单一，但一直是社会组织当中聚集人数最多的群体之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行动的基础是物质保障，维持军队物质保障就需要靠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活动，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会计核算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今天，我们虽然是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但实际上“解放军”这个名称是1945年才确定的，习惯上我们把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统称为“人民军队”。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到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组建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标志着人民军队正式建制的成立。如前所述，军队组织的形成就必然存在会计核算的问题。红四军成立之初军部就下设军需处，第一任军需处处长为范树德。军需处下设有财政科、会计科等，是人民军队最早设立的会计核算机构。

范树德

范树德，黄埔四期经理科毕业，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创始人。黄埔军校的经理科就是军需后勤专业，该专业开设有一般经理学、粮秣经理、簿记学等课程。范树德1926年10月从黄埔毕业后到叶挺独立团任连指导员，辎重队会计、队副，曾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9月，随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集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等部参加秋收起义。范树德所在团在“三湾改编”中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步兵第一团，范树德任团副兼辎重队队长及供给主任。

红军早期会计核算都是采用传统中式簿记记账核算。科班出身的范树德虽然在部队中推行新式簿记，但由于当时军中会计人员多是小店员及工农出身，缺少新式簿记的知识，推行并不顺利。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改编成立的红五军团，沿袭原部队相对规范的后勤管理体系，采用新式复式记账法，会计核算工作相对规范先进。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设有总经理部，范树德任部长。总经理部中设会计科、金柜科；军团（军）设经理处，下设会计科、金柜科；师设军需处，下设会计股、金柜股，部队形成三级核算体系。1932年9月中革军委总经理部改称红军总供给部，1933元1月杨至成任部长。1932年冬在原中革军委总经理部经理训练班基础上组建了红军供给学校，校长最初由杨至成兼任，后选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专业的宋奇峰担任校长，学校设供给队和会计队。

1933年底由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及指挥机关撤销，改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时任红一方面军供给部会计处处长的赵镕从福建建宁来到瑞金进行账务交接，将红一方面军相关账务簿册等资料及货币资产（黄金、毫洋等）移交给总供给部。

赵镕1934年在瑞金

赵镕，云南省宾川县人，1923年从云南法政学校经济专业毕业，后到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陆海军大元帅府拱卫军任编修，少尉参谋。1927年加入朱德创办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副官、书记长，同年5月被派往鄱阳湖东乐平锰矿区做工会工作。在得知南昌起义胜利消息后，赵镕立刻赶往抚州与起义部队汇合，随队南下。1928年1月，赵镕参加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4月28日，赵镕跟随朱德、陈毅带领的一万余人的革命队伍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赵镕最初任红四军军需处军需员，后调任红12军经济处会计科科长、一方面军供给部会计处科长、处长。

赵镕此次来到瑞金交账，在他出版的日记中进行了这样记述：“我将方面军建立以来至11月底止，这半年期间的经费开支决算书附伙食费表、办公费表、擦枪费表、零用费表、现金对照表和出纳科的现金收支表、现金兑换表；军实科的被服、装具收支表以及军械科、粮秣科的各种表册，分别交给军委总供给部会计处、出纳处、军实处，军械处和粮秣处，让他们接收审核。”从该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红军核算已经形成交完善的体系。

在等待军委总供给部各处审核期间，总供给部杨至成部长找到赵镕说正准备办干部会计训练班，对各部司务长和会计轮训，以提高会计理论和实践知识，希望赵镕帮助讲课。这时赵镕虽然已被安排要到九军团去工作，但杨部长还是鼓励他在去报到前写一份讲义出来，这样学员们不但可以用讲义来指导工作，在实践中加以更改和补充，而且有了讲义别的老师也可以按此给学员们上课。赵镕决心承担下这个任务。经过四天的努力，赵镕在1934年1月1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拟好的《红军簿记学》提纲：

我们从这份《红军簿记学》提纲可以看到赵镕的教学思路很清晰，从实际工作出发，先对会计具体工作进行分步解析，再进行借贷记账法理论和实践的介绍，进而讲授账簿体系。这样的教学安排与通常一上来就介绍借贷理论的传统会计教学相比显然更容易让学员们接受。杨部长审阅同意了赵镕的教学提纲并将他介绍给会计训练队的学员们。这批学员共52名，3人为小学毕业，49人有红军中学文化，在工作中都使用传统记账法，数字全用汉子书写，不懂阿拉伯数字。于是，赵镕开始了一边备课写讲义，一边给学员们上课的生活。从1月17日开始，每周一、三、五讲课，每次2小时。在教学过程中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因素，有些问题可能比我们今天的会计处理更为复杂。赵镕在讲到第一篇第二章第六节“认定单位”时讲授了“主币”与“辅币”的关系。我们今天核算记账本位币与外币按外汇牌价折算汇率就好，而当时处于军阀割据时期各地使用货币不同，云南主币为“镍币”，两广、福建为“毫洋”，北方用“袁大头”，还有黄金、白银并且涉及到成色等问题折算非常复杂。粮食计量单位也不统一，云南西部1升等于4斤，一斗为40斤，1石为400斤。而昆明1升为12斤，一斗为120斤，1石为1200斤。江西、湖南地区以“担”计量，1但为100斤。

赵镕的课程一直讲到3月14日，上午讲完课便启程离开瑞金去九军团报道。这时他的《红军簿记学》讲义已经基本写好，只差最后一章“各种表格”没有完成。给学员们的课刚刚讲完“借贷簿记”一章。杨部长临时安排了到瑞金办事的五军团供给部部长傅兰荪接替赵镕，使用赵镕编写的教材给学员们继续上课。

赵镕在九军团担任供给部部长，并随军长征。1936年1月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任供给学校校长。赵镕到四方面军后发现这边会计核算比较落后，在翻阅账目后列出了13条问题：

（1）所记的帐都是中国民间广泛运用的旧式帐

（2）数字全用汉字

（3）记帐全是直书

（4）金、银、大洋、毫洋混在一起

（5）同一页帐上出现几种不同单位

（6）上下页没有联系

（7）每笔帐的单据时有时无，单据没有与帐面互记号码

（8）没有设立单据粘存簿

（9）没有月终总结

（10）上月与下月的帐没有联系

（11）非金银的财政收支，只按物品的实数记载

（12）不能据此作出科学的统一的统计表

（13）经手手续不严等

赵镕虽然担任供给学习校长，由于师资缺乏，仍需像在瑞金一样一边编写《红军簿记学》提纲讲义，一边对学员们进行授课。他发现这里学员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文盲、半文盲占比很高，于是从阿拉伯数字讲起，第一节课只讲了阿拉伯数字1到5，先普及基本知识，再讲授簿记课程。在整个长征途中边行军打仗边学习。

由于红军时期战争环境十分艰苦，物质条件很差，能留存到今天的资料十分稀少，珍贵。赵镕在枪林弹雨中保存下了1933年至1936年的日记，并结合自己和老战友的回忆，搜集相关资料，核实相关史实编著出版了《长征日记》，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窥见到人民军队早期会计工作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赵镕任八路军第120师供给部副部长，冀热察挺进军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部长。抗战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驻涞源办事处主任、兵站部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成立时，聘请了两位老专家担任顾问，一位是潘序伦，另一位就是赵镕。

如前所述，赵镕编写的《红军簿记学》只是手稿讲义，并没有出版成书。从今天党史、军史、出版史学者们搜集整理的苏区出版物信息来看，目前已知苏区出版物书籍小册子约700种，并没有发现会计类出版物，只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暂行财政条例、审计条例等相关财经法规出版。那么苏区是否有国统区会计类书籍供学习参考呢？根据相关资料介绍1932年11月7日《红色中华》中缝上刊登了苏区中央图书馆9、10月收到的赠书情况，其中有一条：“红一军团赠送《簿记学》1册”的信息。由于赵镕是1934年才开始编写《红军簿记学》很显然红一军团赠送的不是赵镕的讲义。在1932年之前国内出版名为《簿记学》的书已知有两种：一种为嵇储英、程云桥编著1931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另一种为赵富华编著1931年11月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出版。此外，1934年7月26日《红色中华》中缝刊登的国家银行技术研究会征书启示中有“为要广泛的研究各种会计和统计，帮助建立与改进苏区内各种系统的会计制度起见”征求与此有的关参考书的信息。

苏区中央图书馆是1932年4月毛泽东指挥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缴获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大批图书、报刊资料并以此为基础组建成立的。目前该馆留存下来的藏书主要收藏在今天的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上世纪80年代曾参与过该批图书整理的曹春荣撰文介绍过该批图书现存1429册，其中有经济类图书71本，提到有《实用商业簿记》一书，根据时间推测可能是余天栋和徐觉世编著，1920年9月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本人由于尚没有看到《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藏书总册目录》，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网站也未看到相关信息，目前还不知道苏区当时还有哪些会计类图书收藏可供学习参考。

从目前本人所见到的资料来看，不但尚未发现土地革命时期的人民军队出版的会计类书籍，抗日战争时期也尚未发现。不过我们可以在下篇重点介绍一下解放战争时期四野出版的《军队会计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