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后时代,财富规划待改变

疫情将很快“过去”。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几十亿人呆在家中，学校、酒店、饭店、商场一概停业。公众翘首盼望的疫苗，还要靠科学家们努力。但居家隔离还能持续吗？在欧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后，复活节期间美好的天气已让众人纷纷外出。让自由惯了的欧洲人民，窝在家里一个月不外出？断无可能。在最近的视频会议时，我看到不少瑞士朋友居家时失魂落魄的表情，不得不感叹在和平和自由的环境中生活惯了的人们已经慢慢丧失了韧性。于是乎，周末的苏黎世湖边草地上，依然躺满了晒太阳的人们。何况疫苗的出现还要数月，经济已经吃不消，世界各地强大的声音已经在喊：人类将与病毒共存，无论如何，都要复工。

这次病毒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事件，全球如何改变未定。无论人们对病毒的名称有多少争议、对病毒的来源如何争吵，都已经改变不了病毒已经成为“世界病毒”的现实。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场全球大流行，对所有国家的综合能力、民众素质都带来重大挑战。大流行之后，财富规划会带来哪些改变？

1、重新审视身份组合

全球化大方向或许很难改变，但大流行的梦魇，会提醒很多国家民众和政府“保持距离”。

大流行期间，各国互相关闭边境，只认护照或居住卡，着实让很多人士惊出一身汗。而某本护照可以通行160个国家等等，在大流行这样一个非正常时代也只能去护照签发国。

比如，申根签证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目前，申根的官方网站上仍然保持如此的介绍“申根签证是指26个欧洲国家共同决定在其相互间的边境消除护照和入境检查。在申根区内，这26个国家的公民都可以像在同一个国家内自由进出各个国家，并享受平等的国际旅行权利。申根区国家的公民有权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出各个国家，这是自由流动的基础，也是基本人权之一。”在大流行来临时，自由流动的人权让位于保护公民生命的最高公共利益。各国互相关闭的边境，申根签证名存实亡。而大流行之后，能够完全恢复如初吗？

最近，欧盟委员会已经呼吁申根成员国要恢复申根成员国之间的正常通行，一些国家如奥地利、丹麦、德国等，或许在复活节之后走向正常。即使申根成员国通行完全恢复正常，未来某个时刻仍然可能会基于特定的原因而关闭。

只要世界存在主权国家，护照或当地居住卡的价值都不会改变。大流行在警醒人们，在能力所及、生活需要的范围内，身份组合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目前我们面对的只是短暂的疫情，未来如果出现其他非正常事件，比如战争呢？

护照和居住卡的身份规划更多是防患于未然。多一个，在关键的时候能用得着，踏实。

2、全球投资须融入

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的祖父是二战时期的德国高级将领，他说“二战后，很多美国人遇到每个德国人都会想到纳粹”。未来的一定时间内，不少国家的民众看到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或许也会想到大流行曾经带来的痛苦，除非从科学上证明大流行不是源于中国。尽管媒体上时不时有对于亚裔人士的歧视，据笔者的亲身经历而言，这只是属于极个别的案例。整体而言，欧洲国家的民众由于自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即使内心有很多意见或者看法，也一般不会表现为一种歧视行为。而且，歧视行为本身是违法的，一般民众也不敢去招惹警察或检察官。

但在企业对外投资领域，所涉及的社会生活之广度和深度超过个人生活。如果一个欧洲人不喜欢亚裔，敬而远之即可，互相没有影响；但对于中国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拒绝购买则会对企业的生存会带来影响。

因此，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或许将面临更多挑战。在走向全球时，中国企业家尤其是私营企业家需要更多淡化自己中国企业的色彩，这可能需要企业进行法律架构的重组，如果企业的总部设立在中国，走向哪里都戴着“中国企业”的帽子。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中已经充分得到体现，如果是中国企业，可能连美国的门都进不去。中国企业对欧洲投资，基本不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而这次大流行，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范围可能是世界性的。

除了法律架构的重组，中国企业在公司治理、价值观和文化上应更多强调自己作为全球企业的特征。中美贸易战虽然暴露了中美价值观上的差异，其影响还更多局限在企业和经营者的层面，其影响也更多限于商业领域，普通民众可能并不关心。而大流行，则使得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面临东道国普通民众在民意上的审视，而民意在很多国家会成为政府的决策基础。因此，中国企业需要更多入乡随俗、符合当地的文化和价值观；融入当地，重视企业作为当地社会公民的贡献和社会责任。

3、“极简主义”和分散风险

大流行给人类带来的启示之一是善待地球、敬畏自然和善待动物。在很多企业都在努力活下来的时候，重温宜家创始人的“极简主义”（frugality）哲学和分散风险的财富规划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18年1月27日，伟大的企业家、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在瑞典南部的寓所离世，享年91岁。毫无疑问，坎普拉德是过去一个世纪中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而其家族是世界上最富裕、但同时也是最隐秘的的家族之一。其家族财富到底有多少？即便是网络时代的今天，媒体和公众都无从知道。除了宜家目前还是非上市公司的原因外，宜家家族的财富筹划架构是主要原因。

试想一下：一位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据媒体报道资产可能为655亿欧元、一度被福布斯列为世界第四大富豪，在2008年告诉媒体，其在荷兰理发花费的22欧元已经超出了其预算。“通常情况下，我一般会争取在去发展中国家出差的机会来理发，上次是在越南”。

这位以“一毛不拔”而出名的超级富豪就是宜家创始人坎普拉德。诸多人士往往太关注所谓税务筹划、资产保护和财富传承领域的技术问题，但常常忘记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企业家自身的人生哲学理念才是所有大厦的根基。坎普拉德于1976年发表了非常有名的《一个家具商的遗嘱》，可以说是宜家过去几十年成功经验之圣经，也是其人生哲学的体现：

*“我们彻底地选择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这对我们的顾客是有益的；同时从长远来看，对我们也是有益的……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在为人口中的少数人过度消费其资源。在我们家具业，太多的设计和方案只是一小撮富裕群体的专利……”

*尽小者大，积微成著。在宜家，浪费资源是一种道德犯罪。对任何问题的昂贵解决方案，是一种平庸主义的表现。

*简洁是一种美德。过度的筹划常常是公司死亡的原因。……

坎普拉德所信奉的极简主义，不仅灌输于宜家的商业运营，更是宜家家族财富架构和税务架构的主线。“极简主义”在公司架构和财富规划上就体现为尽可能地节约税款，并分散风险。坎普拉德不到50岁时，就开始思考宜家的未来，并建立起来自己的宜家王国：绕开瑞典遗产税，使宜家不会被沉重的遗产税摧毁；定居瑞士30多年，将每年个人所得税降到20万瑞郎；将宜家集团股权放入荷兰基金会，以实现公司的永久存续、家族财富传承和资产保护，同时为避免竞争对手对宜家的敌意收购；将作为宜家核心知识产权的宜家概念、商标和系统等装入列支敦士登基金会；系统进行国际税务筹划，实现财富从公司财富到家族财富的合法转变；设置反敌意收购机制，不让资本市场影响或控制宜家的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