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见解】下一阶段国企改革的新局面

《关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已经正式发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已经正式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现实，已经表明我国需要从要素驱动增长的时代，过渡到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但转型升级口号已经喊了很长一段时间，成效却没有预期的好。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其难度要远远大于依靠劳动力、投资等要素驱动手段。效率和创新不是靠增加资本投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制度变革、管理变革、技术变革与文化重构，这些内容本来转变就很难很慢，所以幻想口号一喊就能解决问题也不现实，尤其是有关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往往还涉及到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就更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去努力。通过效率和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这一指标本身也意味着不仅仅关注经济发展总量，而是人均国民财富是否得到本质提高，这与一个国家经济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生产效率、投资回报的提升密切相关，不可能依靠量的积累，而是质的转变。

如果说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我们以往拥有劳动力优势和后发优势的话，目前竞争环境下我们并不占优，甚至有很多劣势。除了法律、文化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制度建设之外，围绕企业自身建设方面，能够促进效率转型和创新驱动的就要属管理和治理两项因素了。管理能力的提升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毫无疑问目前是中国企业特别需要重视的环节之一，以往高速增长和粗放发展、甚至是暴利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严酷竞争环境下节流的能力，是企业优秀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协调适应能力。目前，我国财政部所积极推进的管理会计发展与建设方案无疑也是促进企业提升管理效率和能力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影响企业效率和创新发展的另外一层就是体制因素，譬如国有企业的活力不够，机制不活。这主要就是归结为治理环节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从最初的经理人缺位，发展为股东越位，再到内部机构功能错位，导致国企发展这十几年来已经陷入瓶颈期，大量体制性障碍已经阻挡了企业进一步发展。在我们日常探讨企业发展问题时，往往发现最后讨论问题的焦点都到了一个死胡同，那就是体制问题。一到这个问题大家就噤声了，诚然这不是一两个人或企业能够改变的实施，更需要的是顶层设计与驱动。

翻看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制度不健全不仅仅影响了企业发展，更伤害的是企业经营者，多少国企高管在权力的驱使和利益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最后锒铛入狱；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柳传志那样能够坚守住做人的底线：该拿的积极争取，不该拿的坚决不动。这次《指导意见》高度关注了党委在企业中的领导作用，这与西方现代企业治理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正视图将政府治理的思路引入到国有企业。以往企业还是与政府有很大差异，目前来看则高度趋同。譬如，政府中书记的权力最大，所有行政序列都在党的序列之后，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领导排位中可以表现的异常明显。书记的权力远大于市长，进不进省委常委或市委常委是至关重要。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企业是厂长经理负责人，即使构建了董事会制度体系，有关党委的建设与发展一直相对滞后。随着我国加大对国有企业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可以发现目前国家决定将党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加以重点强调，从党章、党规和党性角度，从灵魂和思想建设方面强调党员干部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至于党委，我之前曾认为应该是居于监事会这样一个地位和角色，从监督和否决权入手，起到制衡作用。可以借鉴会计准则下所提到的保护性权利，即在利益受到影响时被动的表决权，而不是对所有重大事项具有主动的决策控制权。如果过于突出党委，有可能会将现代企业治理中专业胜任能力削弱，党委完全掌控公司所有的大事小情。我们需要重视西方国家的治理经验，那是经历上百年发展的产物。从官方宣传的观点来看，是党委会和董事会双层控制，党委在对所有重要事项负责的同时，还要求董事会独立运行，董事独立履职，从而实现党委和董事会的双重控制欲领导。当然，还有一种结果也可能就是，党委对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完全控制，董事会被彻底架空，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很多官方媒体解读时往往将董事会视作可有可无的机构，拼命突出党在国企中的领导地位，完全无视董事会的特殊角色，无视董事会专业人士的集体决策优势，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明确的强调了重大事项辨析规则，认为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营者之间明确规则，什么事项经理可以决定，什么事项就要上董事会讨论决定，哪些事项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投票表决。但目前《指导意见》对于这些问题还没有给出明示，按照三重一大的说法，党委认为重要的就都要上党委会，还要再上一遍董事会，党委会批准的，董事会可以不一定批准，董事会批准的，党委会也不一定认可。实践中，到底是建立起党委会与董事会携手执政的中国特色治理模式，还是党委会独大、董事会挂空，或者党委会与董事会斗争的局面，只有待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