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会计爆照,血书中加“四大”之异同

作为世界性“特殊”行业，专业服务业正越来越受到中国同学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想要出国、在国外想要回国的吃饱了肚子的朋友们。。

应某群群主要求，老会计特写一短文，以亲身经历简单介绍下中国与加拿大四大的异同。

风格

要说对国内四大（仅以KPMG为例）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啦：“大”。四大真的太大了，大到跨越地域和行业，大到海纳百川，各色各样的人都在这里汇集，你根本没法定义出一种具体的风格来。

从整体上来说，香港人很拼，从此准时下班就是路人了；要找质量最好的工作底稿，上海办公室的file基本上是教科书级的；质量最次的嘛，就去找北京的...文责不负。

 抛开地域“歧视”/“仰视”，老会计的实际体验是这样的：上海人的精明在工作中既可以成为一种“作死”，在没有意义的事项上把junior作死，也把自己作死；也可以化身成为一种专业精神，在工作上精益求精、滴水不漏。平心而论，看上海所的工作底稿经常会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每个傻乎乎的索引和注释里都散发着严密逻辑的光辉。。只是不知这份专业勤勉的背后有着多少人、多少日夜的辛酸。

北京人则是另外一副做派：和北京同事电话会议，他们基本不叫英文名。Cecilia，Edison，Nicholas倒不至于变成阿芝，虎子和二狗，但画风已然突变为以“老”开头，以“总”结尾——“老吴，王总叫你去刷遍底稿上下数字。” 虽说北京办公室的底稿比起上海要稍嫌凌乱，但我对北京同事苦中作乐的“垮垮”（豁达）态度印象深刻。现在回想起来，在KPMG的生涯中最开心日子可能也就是在京的那段时光了。心情好某个中午，携二三小伙伴，穿过协和医院，步行到外交部街的某苍蝇小馆，点一大份麻辣香锅，再每人开一瓶冰镇北冰洋，聊一聊IPO，八一八某某总。

从南到北，不同办公室风格迥异，不同项目间的节奏也不同。故而，我们每每听到有学生朋友探讨不同firm的“企业文化”和自己对其的偏好时，都不免微微一笑。

再后来，老会计到加拿大念书。毕业后加入了德勤Deloitte的多伦多办公室，担纲Senior Associate，继续为客户提供相关的专业服务。由于面Deloitte前已经拿了普华永道PwC多伦多的offer，当时的内心十分纠结，使得对公司稍显轻慢了些。然而，HR和partner却完全包容，这种默默被照顾的感觉使我最终选择了这里。

份额

当然，并非是要故意怠慢Deloitte。只是对于中国candidate来说，PwC在国内的形象与Deloitte截然不同、委实要“高端”不少。。

在中国，Deloitte是最为本土化的一家四大，换言之就是最“土”的一家：大量中小企业客户、员工几乎没有dress de、“狗牌”横挂、四大（银行）皆空等等。

相对的，PwC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跟KPMG一起瓜分了中国市场，在邮电分家、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及国企海外上市等议题上占得不少先机；自安然事件后，PwC合进了安达信AA的中、港成员所，自此成为了中国市场的长期稳定霸主；近几年，PwC又在中国这几轮的央国企的审计轮换中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坐拥建行、农行、中移动、中石化、中信集团等中国最巨无霸级的企业审计客户。

毫无疑问，这种来自国内的刻板印象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在加拿大最初的公司选择。

然而在北美，Deloitte才是这个行业无可撼动的霸主，其几乎在所有service line上都领先于竞争对手。在加拿大，Deloitte的营收约比排名第二位的KPMG高出60%左右，是第四位的EY的将近两倍。*

员工

从第一天开始，这家公司（Deloitte）就给了我一种陌生却又熟悉的微妙体验。

第一次走进办公室，被告知自己即将服务一家保险行业客户。然而，老会计对保险行业毛都不懂，甚至连什么是life insurance, P&C insurance都不懂，遑论作为项目负责人去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

加之，这又是一家新客户，毫无以前年度的工作成果可以借鉴，需要我们从零开始、搭建整个框架。新的国家、新的公司、新的内部系统、新的行业和新的客户，所有东西一下子都倾轧下来，使我陷入了职业生涯以来的第一次“危机”。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learning curve大概要跟黄山天都峰一样陡峭。

幸运的是，team里有两位“资深”同事可以倚重。我的A2大概是他们这个batch里最大的牛：不仅仅是保险行业的专家，人情世故亦得心应手，就连公司内部的八卦轶事同样了如指掌。另外一位A1经过了大半年RBC Insurance的洗礼，也已经熟门熟路，不需要额外的aching了。很高兴看到自己身边的同事依旧那么年轻和专业，充满活力。他们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高质量要求，甚至一度让想要躲懒的老会计感到汗颜。。。

通过和同事的沟通，我慢慢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在加拿大的四大（比如Deloitte），初级员工几乎都是会计专业科班出身的本科毕业生，甚少见到其他专业。而在国内（比如KPMG），四大标榜的却是不拘一格的招人标准——以“不限背景、不限专业”为口号。老会计也得益于此：本科学的是计算机，全靠国内四大的这种招人模式才得以混了进来。前同事们更是什么背景的都有，学新闻的、考古的、外语的、天文的、核物理的，不一而足。国内四大引以为豪的培训体系使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将任何背景的人培养成为一名专业会计师。当然，科班出身仍然是有优势的。只是这种“优势”如果放到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来看，可能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另外，国内四大也并非倾向于招募非会计专业出身的人士。据目测，当时的KPMG上海办公室的会计生比例大约是一半，南京办公室则还要再略高一些。

加拿大的团队非常国际化。在这里，我服务过、或者马上要服务的经理都来自不同国家（以及事务所），有南非（Deloitte）、巴西（Deloitte）、比利时（Deloitte）和中国（PwC）。而在国内，虽然部门里也有少量的外国同事，但他们主要是以借调（sendment）的形式在国内工作，服务于国内的一些外资企业。比如我曾与一位来自韩国的高级经理在同部门共事，他负责我们部门的若干韩国企业项目，并承担韩企的业务开发（BD）任务。

薪酬制度与工作时间

薪酬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部分。废话不写了，一言不合就直接放数字吧。

众所周知，现在国内四大的起步基本工资为人民币8,000元（月薪、硕士），并且会发放至少13个月的工资，折合年薪约为19,000加元（“13薪”约合8%以上bonus）。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加拿大，四大的起薪显得有些缺乏竞争力。据了解，Deloitte审计部门的起薪约为45,000加元（年薪），且头两年的bonus仅为3%，到了Senior Level以后或可达到8%以上。虽然国内四大起薪上在绝对数上要远低于加拿大四大，但综合购买力平价之后的结论却很难说。

其次是薪酬增长，国内四大的基本年薪涨幅平均每年约为30%。工作5年升至经理的员工在国内四大的月薪可以达到人民币30,000元以上（年薪约合80,000加元）。加拿大四大的年薪则不以百分比为基准，每年的涨幅为绝对值的5,000至10,000加元，折合涨幅约为10%~15%。工作5年升至经理的员工年薪约为85,000至95,000加元，仅仅在税前绝对值上略高于国内四大第一年经理的年收入。当然，我们这里探讨的都是税前收入。如果考虑个人所得税的因素，国内四大第一年经理级别员工的到手收入绝对值应该已经超过加拿大四大的经理了。

剩下部分还有其他形式的津贴，比如加班费与出差补贴。近年来，由于几起不幸的过劳死案例，国内四大的工作方式遭到了过度的妖魔化。然而，即使是那样“魔鬼般”的国内四大依旧在为员工支付加班费或者为加班时间调休。就我个人来说，虽然不幸地被派最偏远的地区做最辛苦的项目，但KPMG为我支出了不少的加班费与调休时间，使我得以在每年能有2~3个月的带薪假期。而加拿大四大方面，Deloitte没有任何的加班费，同时于今年取消了加班换休，使得员工的实际收入与福利打了不小折扣。出差补贴（perdiem）方面，KPMG的标准是无论餐饮开支多少，一律每天发放现金人民币210元（约合42加元），但该补贴需计入当月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加拿大Deloitte的标准则是每天报销餐饮费用最高60加元（如果只花了30加元，则只报销30加元）。平心而论，加拿大四大的工作时间并不亚于国内。然而，Deloitte的这种将“津贴”变为“报销”的安排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员工的加班与出差积极性，最终受到影响的恐怕是工作质量吧。

此处稍微总结一下：

国内四大还有一个被批到体无完肤的地方，即国内四大多年来以“拖字诀”，拒不成立员工工会。然而，在左派当道、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加拿大，四大也同样没有工会。甚至连加拿大的劳动法都以特殊条款的形式，拒绝保护CPA行业的从业人员。

不过，综合考虑到加拿大整体社会的收入差距偏小，10%~15%的年薪涨幅已实属难得。在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结构下，这样的薪酬制度安排或许合情合理。这里的每个人对收入和生活方式的追求本就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作为“工薪阶层”，同样是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就必须要接受“平等”与“公正”这一看似相关却又矛盾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