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起开讲:中国会计"六君子"之顾准

注册会计师的精神导师顾准

我常常为注册会计师行业是否有思想大师级的人物而迷惑，及至听到了如下一则故事，始得宽慰与震撼。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有国外学者问及中国大陆思想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称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潜含挑战的问题，一位学界前辈佝偻而起，应声而答：有，他就是顾准！

1927年，先生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无力继续承担学费，不得不停止学业。于是，他由小学教师殷亚华推荐，并经潘序伦的留美同学王志莘介绍，进入潘先生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先生前后工作了14年。从刻蜡纸、印讲义、改课卷，到在夜校讲课、担任夜校部主任、事务所稽核员、撰写会计学著作、担任之江和沪江等几所大学兼职教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时期，是职业向上的时期。注册会计师工作，是先生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是先生砥砺专业的所在；同时也是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从事地下斗争的依托。

1931年，16岁的先生成为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教师。此时，先生稚气未脱，年龄还不如在座的学员。但他已经成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类拔萃的尖子，他以“天资聪颖”、“年少志高”、“才华出众”而被会计界、教育界称颂。上海工商界将他誉为“奇特的天才少年”。会计学家娄尔行后来回忆少年顾准：“30年代初，我在上海商学院求学，曾于暑期到立信事务所实习。实习期间，有几次与顾准一起奔赴客户处查账。他身材硕长，双目炯炯有光，动作敏捷，查账极其熟练……”

1934年，先生编写了他的第一部会计专著——《银行会计》（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以此为教材，应聘到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授课。先生教课深入浅出，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深受同学们欢迎。先生所教授的同学大都是银行界职员、练习生，与先生相处甚欢，先生不以教授自居，成为大家值得信赖的朋友。

先生是会计革新运动的主将和先锋。19岁时，先生投身簿记改革与改良的优雅论争，挥斥方遒，纵横捭阖，开中国会计国际化风气之先。当时，受“实业救国”思潮的积极影响，民族工商业呈现勃兴之势，而作为核算工具的传统簿记，似乎走到它的尽头。那些毛笔楷书的上收下付、项目又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面对日趋繁复的财务资金活动，显得力不从心。会计界涌动一股改革与改良的思潮，而会计革新运动便是这一思潮的直接产物，一场是否以科学的西式会计取代传统的中式簿记的论争开始了。辩论的一方是以徐永祚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派，另一方则是以顾准为主将的引进西方会计的改革派。持平而论，两个学派的目标是一致的，其分歧点在于所选择的道路或方法不尽相同。

先生是先进思想的承继者与捍卫者。上海解放后，先生担任了上海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作为陈毅市长的主要助手掌管这座东方大都市的财税工作。先生专业经验丰富，对如何征收税款、如何恢复工商企业生产经营等问题见解独到。陈毅市长如此夸赞：“顾准确有倚马可待之才，足见平日的积累。”先生谙熟东、西方财税制度，根据解放初期上海的现状，主张应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依法查账征收，“自报实交，轻税重罚”，这与当时税收工作中的通行做法“民主评议”——由税务机关提出税收任务，然后组织评议每个纳税户负担——相违，于是，他遭受了人生第一次劫难。

先生是苏式会计的质疑者与颠覆者。1962年，先生把脉我国沿用的苏式会计，认为“资金会计”只满足于国家财政监督控制企业流动资金的要求，却不能满足企业经济管理和会计实践。甘冒再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政治风险，先生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既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也是成本和利润的计算体系。”“成本——利润体系”，现在听来或许觉得没什么，但在舆论一律、思想禁锢的那个时代，该付出何等的理论勇气与精神气节啊！

先生是终身学习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先生曾说，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我拿三个博士是没有问题的。这三个博士，第一是经济学（会计）博士，第二是历史学博士，第三是数学博士。“文革”期间，先生曾拟订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以10年时间全面彻底研究西方、然后是中国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史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先作一番“漫游”，然后在此基础上，达成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先生沿坡探源，点亮真理，为中国引入市场经济作了理论准备，直到走完虽历尽炼狱却无比绚丽无比悲壮的人生。

我曾经在《愧对顾准》一文中写道：顾准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遥远到连伤心都找不到出口。但在今天，我要说，哪怕小声说一句：我们愧对您，前辈同行！你的价值，既是学术的，也是人格的；既是智识的，更是道德的。你的求学求真，是廓清浮躁、喧嚣与物欲的一股清流，这股清流，必将成为重塑中国注册会计师灵魂的澎湃主流。

先生之思，激荡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