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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虚开15亿产业链曝光,数字化营销亦藏虚开风险

刘天永 /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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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医药行业
  • 涉税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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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计视野。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涉案企业通过上述虚开方式,获取的资金,大部分流向药代并向医院、采购人员支付高额商业回扣。

    近期,安徽、广东等地公安机关接连报道医药企业虚开大案,行为人通过设立、购买空壳公司的方式,为医药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为弥补开具发票带来的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税负,一种方式为通过设立的个独、小规模企业享受的核定征收政策,根据销售配额统一部署、安排发票开受;一种方式为对外联系低价取得虚开的进项发票。由于税警联合办案的深入及税务机关大数据治税、查处能力的提升,两案查处公安机关均联合税务机关,对开、受票方同步调查,在掌握大量客观证据的基础上,出动警力,同时奔赴涉及的数个开受票方地区、同时收网。涉案企业通过上述虚开方式,获取的资金,大部分流向药代并向医院、采购人员支付高额商业回扣。

    一、案例引入

    合肥:虚开发票2.7亿,设立9空壳公司关联企业30余家

    宋某以5000-7000元不等的价格,从黄牛处购买空壳公司,先后以购买的9家空壳公司为医药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药企通过虚开发票实现成本费用列支,并通过咨询服务公司,实现对医药代表、医院工作人员的利益输送。其中一家咨询服务公司即涉嫌虚开3000万,仅直接与宋某联系的关联受票药企多达30余家,合计对外虚开2.7亿元。为体现咨询服务的真实性,宋某通过举办咨询会等方式,高开发票掩盖咨询服务的虚假。

    新闻来源:中国新闻网-合肥警方破获医药领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

    海珠警方:虚开发票15亿,涉案人员41人,涉及药企数十家

    医药代理公司从正规厂家采购药品,虚增药价后向医院、药店销售,为抵消税负,通过“空壳医药生产企业”虚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获利益由药代拿走近九成,再向医院、药店采购人员支付高额回扣。

    新闻来源:广州日报-虚开增值税发票逃税15亿,海珠警方捣毁医药犯罪产业链

    二、个独→CSO→制药企业的推广服务交易链条存在虚开风险且相互传导

    1.医药代理公司虚开发票套取现金的交易模式

    两票制实施后,大量医药咨询服务公司(指无配送商资格、无药品所有权,仅为制药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简称CSP公司)注册成立,为制药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向制药企业开具发票。CSP公司同时注册成立多家个人独资企业,利用个人独资企业享受的财政返还或核定征收政策,将收取的服务费转至个独账户,以业务分包等名目转至医药代表或分包商账户,最终将上述商业回扣通过医药代表支付给医生。

    2.办案机关查处医药咨询服务公司涉嫌虚开的主要方式及证据

    (1)无实际经营场所、无实际办公人员,无成本费用列支

    实地检查办公场所,要求提供办公场地自有房产证明或租赁服务合同

    实地核查是否有办公人员,要求提供工资付款凭证和医保社保缴纳凭证;

    下述情形将被认定为无经营实质,涉嫌虚开:无办公痕迹、仅有1-2人负责保管印章、开具发票、领取银行对账单、办理注销等,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根本不是实际经营人员,对开立公司不知情,为他人冒用身份证注册设立。

    (2)设立多个个独或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同一人

    在爆发的医药企业虚开咨询服务发票类案件中,医药代理公司还存在一个较为共性的特点,成立1-2家有经营实质的中枢公司——品牌管理公司或咨询服务公司,同时在省内寻找税收洼地,设立多个个独企业或小规模纳税人,根据供应商、医院/药店的货物、发票供需情况,由设立的中枢公司负责调度、统计、综合测算税负及开票额度(个独企业或小规模纳税人是否有年销售配额),该中枢公司有实际经营,有办公场所和员工,众多个独或小规模纳税人办公地点同一,只有挂名法人,无员工。

    (3)制药企业不对服务进行验收,涉案咨询服务合同使用制式合同

    检查方法:合同是否为网站下载模板等,合同项目是否为根据发票的金额、品名等要素配比,制药企业对咨询服务的实质不进行核算,实际收入结算依据为药品销量,与服务的内容不相关。

    要求CSP及个独企业说明具体向药企提供了哪些咨询服务、会议服务、市场推广服务、广告服务;调查上述服务的具体业务流程,各个流程的实际业务负责人,包括负责人的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在公司的任职方式。

    结论:服务费的约定与产品销售挂钩,制药企业不对服务真实性进行核实,药厂不对具体服务进行任何形式的验收,只需要CSP公司提供相应资料。

    (4)制药厂→医药咨询服务公司→医药代表(个独)→医生的资金流向

    检查方法:调取公司、关联个人银行账户,追踪从制药厂开始的资金流向,以发票为依据计算各交易环节涉及发票对应的资金往来,并推算“开票费”等。

    关注:在上述交易模式下,不存在“资金回流”,但办案机关结合前述对咨询服务业务真实性的调查,最终查询资金去向,部分医药企业虚开案件中,办案机关可能掌握到记录有向医药企业、医药代表制定的“处方费”等的日记账等证据,从而牵连出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件。

    (5)发票开具由中枢公司根据设立的众多咨询服务公司或个独是否有销售配额确定,且咨询服务公司开票对象单一,仅为某个药厂开票

    我们关注到,药企上市相关问询函中,也非常关注制药企业推广服务业务的真实性:

    (1)推广服务商的选择标准、管理模式

    (2)推广服务商的基本情况,包括名称、成立时间、主营业务范围、实际控制人及高管人员,与发行人开始合作时间、是否与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3)推广服务商是否存在仅为发行人提供服务的情形;

    (4)发行人推广服务费计费价格的确定依据,取得的推广服务费发票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三、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的行政、刑事违法责任应引起药企关注

    (一)虚开发票罪案件增多,销售人员面临被认定个人犯罪风险

    通过对检索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药企虚开普通发票名目繁杂,为实现多列成本、费用目的,药企通过各种类型公司,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装修费、设计费、广告费、搬运费、电脑耗材等各种名目发票。我们提请企业的销售人员关注,虚开发票如果公司有完善的报销制度,对发票的审核已尽到充分注意义务,销售人员由于费用列支的压力虚开发票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个人犯罪。由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起刑点低、刑事责任重,许多药企为规避风险,通过多家个独或小规模纳税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以降低刑事责任风险。对裁判文书网医药企业虚开发票罪的检索结果也显示,2017年两票制全面推行之后,药企虚开发票罪的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

    (二)虚开普票“情节特别严重”缺乏明确规定,各地判决差异巨大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的规定,虚开发票罪有两个量刑档次:一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二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补充规定》(公通字[2011]47)号规定,虚开发票一百份以上或者虚开金额累计在40万元以上应予立案追诉,但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作出明确的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合理把握。不同的法院对于虚开发票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并不一致。

    我们随机检索24个虚开发票案例,虚开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从64万至1800余万不等,对“情节特别严重”无明确界限。法院在认定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时,结合虚开发票分数、虚开数额与40万相比的倍数进行确定,例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2019)鄂28刑终48号裁判结果:虚开发票金额为16319.9378万元,与虚开发票“情节严重”情节的入罪数额标准人民币40万元相比,相关法律虽未对加重处罚条款的数额具体规定,但本案虚开金额超过入罪标准逾400倍,因此应当适用加重处罚条款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对被告人王某某应当在“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幅度内科以刑罚。在钱某某虚开发票一案中,虚开金额441万,法院认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而在淄博市张店区张某某虚开发票案中,虚开金额共计599万,法院认定属于“情节严重”。

    提示:企业或个人因虚开发票被追究刑事的,应通过提交同地区、同类型案例中有利判决,与法院积极沟通。与其他涉税虚开刑事案件相同,案发后积极主动补缴税款的,有利于取得缓刑结果。

    四、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医商合作,也应关注虚开发票风险

    随着各地陆续将医药咨询服务公司定性为“过票洗钱”,对医药咨询服务公司涉嫌虚开、偷税行为的查处日益严厉,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医药数字化服务交易平台出现。医商合作平台整合“药代”、医院资源,联系医药制造商、供应商加入平台,医药代表的学术拜访、学术会议等服务在平台上能够场景化呈现,辅之以医药代表的打卡记录、学术会议的场景化照片,证明服务真实性;制药企业药品推广费用通过平台完成支付,医药咨询服务平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药企费用列支的难题,但随着布角科技用工平台暴雷,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受发票的涉税风险,企业也应严防严控。

    首先,医商合作平台核心在于建立开、受票方的联系,平台对于医药咨询服务的真实性无法做到实质监控,一旦证实开、受票方串通,无业务实质涉嫌虚开,那么平台本身也面临虚开风险。

    其次,各地区爆发的利用财政返还政策的开票平台虚开案件,也可以看到,开票方面向各地区、各行业开票,甚至跨多省市、多行业开票,一旦开票方暴雷,即使受票方有真实业务代开,也难以避免被“一网打尽”追究刑事责任的虚开风险。医药咨询服务平台也面临同样困境,因服务平台面向全国招商,实现的是药企、医院、医生、药代的全国性资源配置,一旦某个业务链条被查处定性虚开,则通过平台开具发票的其他地区、其他企业、业务也同样面临被调查的风险。

    归根结底,若咨询服务的发生真实存在,则无论是通过平台开票,还是直接受票,企业都有税前列支和抵扣进项税额的权益,税企双方围绕咨询服务的真实性,核心争议焦点在于:①服务的价值如何衡量,税局认为药企支付的咨询服务费明显高于市场价值,那么市场价值如何评定?②服务的真实性如何证明,咨询服务的发生要留存哪些证明资料?③医药咨询服务公司开具发票以后,制药企业支付过来的资金,如何保证最终的支付流向符合业务发生实质?药企、医院等各利益相关方最终要看清的大势,仍然是推动医商合作合规。围绕事前公示、事中监管、事后备案的全流程管理这一合规模式,将学术会议、学术协作、药品推广讲解等活动,实现活动全流程追溯及证据留痕,在合规、合法的前提下,开展医商交往。

    作者
    • 刘天永 北京市华税律师事务所主任,华税税务师事务所(5A)董事长;全国律协财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五届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员;中国侨联法顾委律师委员;国家税务总局首批税务领军人才;律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还兼任:北京市律协税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税务总局党校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等社会职务,先后获得“中国律师杂志封面人物”、“2014年度中国律师行业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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