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强烈批评中国经济学家关于"腐败有理"的胡言乱语!

1、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郭晋龙(信永中和研究院院长)点评---

制度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腐败和贿赂需要从制度上解决与防范!按照张曙光先生的主张，势必形成“路径依赖”，导致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设置更多的权力审批门槛，制造更多的寻租机会，财富向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转移，而由普通公众承担腐败成本，最终导致社会全面危机!

2、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郭晋龙(信永中和研究院院长)点评---

官员索取剩余的法律依据何在？按照张维迎先生的主张，无疑是要让腐败合法化，但是这能调动官员积极性吗？不仅形成掌握不同权力的官员在索取剩余上的不公，而且导致资源配置失去应有的效率，加剧社会分配不公，降低社会效率.因此，腐败只能增加社会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并不能给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带来任何效益。目前是反腐败力度不够的问题，政府出台的反腐败制度与措施，基本上都是“隔靴搔痒”，何谈力度过当？

3、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郭晋龙(信永中和研究院院长)点评---

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讲：防范权力异化为腐败和罪恶的唯一途径是“用权力制约权力”，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实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张五常先生以“资产换特权”的主张，只能导致“资产与特权”相互上交换上的重复游戏，一个特权被换取了，掌握权力的人由于受利益的驱动，又会利用权力设置新的特权；特权复特权，特权何其多？张先生又该如何解决呢？本人不才，特请张先生赐教!!

4、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郭晋龙(信永中和研究院院长)点评---

我很认同杨帆先生权力退出市场的主张，但对杨先生“权力创造市场”的观点保持必要的保留。本人认为：市场只能由参与市场的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培育，并在相互博弈中形成彼此认同的游戏规则，从而规范市场运行.政府权力部门的责任主要是将交易主体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法定化，而不能替代市场主体创造市场。政府没有企业高明，权力并不比市场万能!世界上只有有权力创造"垄断市场"的教训，还没有权力创造"公平市场：的先例!!

5、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

郭晋龙(信永中和研究院院长)点评---

也许我是农家子弟，对改革中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更有切身的感受；也许我脱离农村后有更多机会接触党政官员，对党政官员利用游戏规则制订权和资源配置权，强化自己既得利益，以及在改革中获取腐败增量收益的案例更有耳闻目睹!但，我真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也是农家子弟出身的张维迎先生能得出以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