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起开讲:会计理论的文学应用——潜伏

一向被人们误认为“古板”、“冷漠”、“严肃”的会计人，其实也是一个多棱镜。有关会计形象、会计人物、会计工作的描写，早在中外小说中，就有精细的诠释。

会计理论的文学应用——《潜伏》：从摩斯密码到风险控制

改编自作家龙一的同名短篇小说《潜伏》的电视剧在全国热映，这其中有些片段，充分地体现出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我们仅举一例：

1945年的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特务余则成，正在监听一些人士的谈话。余则成与左蓝相爱，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之时，余送给左一条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漂亮围巾。林怀复家正在准备召开一个群英会，重庆地区的进步团体都要派代表参加，曾家岩50号（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在重庆的住处）也要派出代表。军统已经掌握了这一秘密会议的情况，准备抓捕。余则成等三人走到一辆黑色轿车旁，对着车里的人和轿车旁边的科长吕宗方汇报准备工作、听取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和指示。

余则成：处长、科长，都弄好了。

吕宗方点头。

车里的处长：你带一组，去车行埋伏。你带二组，在车里等着。余则成，你先回阁楼，继续监听，如果听到一个叫孟先生的人到了，你就打开窗帘，我们就行动。

余则成进入阁楼，打开机器，戴上了耳机。左蓝进入会场打招呼的声音让余则成一下子紧张了起来，怎么办？孟先生到场后，余则成没有发出信号，稍许一个找孟先生的神秘电话打入，“快！马上离开，军统特务马上就到”，与会者迅速撤离。余则成在观察到左蓝已经撤离后，又迅速地处理了监听录音（将左蓝参会信息剪切掉），然后才发出行动信号，并参与了现场抓捕。在现场，余则成发现了他送给左蓝的围巾，并悄悄地予以藏匿。这一幕被坐阵现场的吕宗方看在了眼里。

抓捕行动的失败，对于企业加强内部控制至少很深的意义。

利益冲突在企业组织经营管理活动中不可避免。面对利益冲突，组织中个人的行为选择往往十分矛盾和困难，尤其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抱有“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信念者远远多于具有“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品质者。而且，根据冲突的传统观点，组织管理者有责任在组织中清除冲突和抑制冲突。这是因为冲突会破坏组织结构，干扰组织正常运行，导致组织整体功能下降，且冲突产生的内部斗争或外部纷争会直接影响组织效率。因此对于这次抓捕行动中凸显的个人和组织利益的冲突，作为组织成员的余则成和作为组织管理者的吕宗方的行为选择各是什么呢？

天津作家龙一，本名李鹏。河北盐山人。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他的短篇小说《潜伏》改编成3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由孙红雷、姚晨主演。

面对未婚妻的突然出现和被抓的危险，余则成心中十分焦虑，心里斗争十分激烈，短暂的犹豫之后，他选择了违背军统家规的做法。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结果，他加入军统之时也曾信誓旦旦，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如有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即使如此，余则成都不能够大义灭亲。在企业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处理利益冲突事项时利已行为经常发生，企业管理中的控制、处罚无法与军统的控制之严和家法之厉相比，因而，企业中利益冲突管理就更为不易，更具有挑战性。

余则成遭遇了突发的利益冲突事件，他为红颜而冒死枉法。不同的是，吕宗方虽然是抓捕行动的负责人之一，但他本来就是共产党在军统的卧底，人在曹营心在汉，因此他也面临着利益冲突——施救可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施救则得眼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最终，他选择了搅局施救。孟先生进入林怀复家，紧跟着打进来找孟先生的那个神秘电话，很可能就是吕宗方安排的。

在军统，在戴笠，对吕宗方早已产生怀疑，正常情况下是不会让吕宗方知悉并参与此项抓捕行动的。相反，吕宗方却是此次行动的直接领导人之一，这很可能就是一个圈套，目的是对吕宗方的身份进行试探。果然，抓捕失败后，吕宗方在去南京执行暗杀李海丰的任务过程中被军统杀害了。因此，若将这一结果仅仅理解为对抓捕行动领导者失败的惩罚，那肯定是十分肤浅的，要害所在就是通过行动验证了吕宗方的真实身份，进而清除了异已。这种方式值得企业管理者们在防范、查实内鬼时借鉴。

对于这样重要的抓捕行动，现场负责人吕宗方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一定要尽职尽责。小说情节的安排也告诫我们，具体职能部门的领导者，对工作的责任心至关重要，因为控制是企业中每一个领导者的职责。其二，对于重要活动，实施人员牵制是十分有效的控制选择，即至少要安排两个人来完成此项工作。制衡性原则是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内部控制不仅仅需要在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一些具体而重大事项也需要在经办人员方面考虑必要的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如果剧情中有另一位特务与余则成同时监听，不知导演又要如何设计。

抓捕失败，必须要查明原因。比如，对监听记录进行检查，可以发现信息剪切的蛛丝马迹；对整个行动进行全面调查，可以让事情真相水落石出。由于剧情刚刚展开，余则成是不能出问题的。而吕宗方在南京的被杀害，可以视为军统对这一事件及其他情况的一个处理结果。在内部控制中，定期或不定期的内部审计等是有效的内部监督手段，是必须的，是需要强化的。

在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问题很多，有的甚至连董事长、总经理等都扮演了这样不怎么光彩的角色，令企业防不胜防、控不胜控，屡屡遭损，频频受创。加强这方面的控制措施建设，并将相应的措施切实落实到位，对于确保人们选择有利于企业利益的行为有着重要作用，因为企业环境的多变性、企业活动的复杂性、企业的失误，都需要控制来调整、修正。这些片段也映射出，从业人员要在企业章程、会计准则、各类议事规则及工作规则中对利益冲突做出明确规范和要求。有了这种规范，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行为人一旦遇到意想不到的利益冲突，会考虑规范的要求做出权衡。

我们也可以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加以讨论。我们知道，信息不对称的第一种类型是逆向选择，而它的第二种类型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因为交易参与者或者潜在交易者中的一方或多方在整个交易的履行过程中能够观察到他们的行动，而其他方却不行。道德风险的产生源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是今天绝大多数企业所具有的特征。于是，管理人员就有可能偷懒，或将公司状况的恶化归结为他们不可控制的因素。

代理理论是博弈论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委托人（指博弈中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和代理人（指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的利益存在冲突时，如何设计合同激励理性的代理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即如何签订合同来控制道德风险问题。

因此，一般将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净利润看做是衡量管理人员业绩，或者是受托责任的尺度。首先，净利润可以作为雇佣合同的一个因素去激励管理者。其次，证券市场和经理人市场可以从净利润中获取信息，从而使那些工作不努力的管理人员在收入、声誉与市场价值上遭受损失。

同时，公认会计准则和审计可以极大地增强作为合同签订基础的净利润的可信度。公认会计原则是作为一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手段来限制管理人员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影响报告净利润。合同双方都应该知道净利润的计算规则。而审计可以增强报告净利润的可信性。所有者可以合理地确信已审计的作为公司会计系统基础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而且审计师的职业形象也使所有者相信审计人员是独立的且不可能受管理人员的影响。

回到抓捕行动这个案例中，企业的所有者即军统要求管理人员即吕宗方等人负责行动的开展，雇佣合同是要求成功实施抓捕行动。行动的成败成为衡量吕宗方等人的业绩和责任的尺度。行动的过程中余则成和吕宗方均由于利益冲突选择了导致抓捕失败的行为，即出现了道德风险问题。而军统也在事前、事后的内部控制查明了行动失败的原因，证实了吕宗方的卧底身份，最终消除了异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