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减税降费(上)

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己有四十年，四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二百倍，人民均GDP也达到了近一万美元。然而这样的高速增长，近些年却遇到了阻力，增长逐渐放缓，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到去年的6,7％，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经济之所以下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的原因：也有中美贸易摩擦，贸易保护的问题等等。在这众多原因之中，消费需求己经升级而供给侧不能提供满足消费需求升级的商品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改革开放至今，消费从满足温饱开始，经历了家用电器，交通工具，住房等几次的升级，然这些升级对供给侧的企业来说，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要求都不是很高，我国顺利的完成了消费的升级，而此次的消费升级对供给侧企业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学界有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意思是说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在5000美元左右，由于工业到新能力不足，不能及时转型升级、导致经济停滞、失业增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长期动荡，陷入发展的泥淖，至今仍在苦苦挣扎，不能自拔。

在供给与需求之间，过去经济发展中主要矛盾在需求侧，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时，多会从需求侧发力。比如货币政策方面降准降息，给经济输血；财政政策方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刺激需求。当下，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己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消费者的需求提高了，而供给侧跟不上要求，这才出现中国人到世界各去购物、整容、看病、上学等奇怪的现象。

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中央审时度势对经济政策做了调整，将着重解决需求侧问题转向解决供给侧的问题。

具体的做法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个大的原则下，税收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是“降成本”。

企业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商品的价格中，商品价格由原材料人工、税费、利润三部分构成。从价格的构成中看，“降成本”主要体现在减税降费上，但减税降费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的。

众所周知，税收的首要作用是财政职能，即给政府工作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其次才是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以促进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减税降费首先要求财政上有多余的钱；其二税收收入有一定的规模；其三企业税负过高；其四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化。

目前减税降费的条件己具备，按供给侧改革“降成本”的要求，要为企业减税降费。那么企业是否需要减税降费。从宏观方面来看，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税负不算高，但由于我的税收结构与其它国家不一样，企业承担了所有税收的90％左右，也就是说企业的承担税负几乎就是宏观税负，这个税负就明显偏高了。

要企业背负着如此税负去创新，去发展，对企业而言困难很大。

因此，减税降费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从2015年提出供给侧改革，2016年减税规模6000亿左右，2017年减税规模1万亿左右，2018年减税规模1.3万亿左右，预计2019年减税规模在2万亿左右。

如此大的减税规模，对财政肯定会产生压力。财政要达到平衡的方法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发债；一个是节约开支。

在过去关注需求侧问题时，发债是财政政策的必然选择。原因很简单，减税降费的钱到了企业或个人手中，未必会全部用于投资或消费，这样需求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会减少。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把钱收回来，再用于支出，这样就确保支付不少，需求自然也不会减少，但发的国债总是要还的，还要加上利息，而这些钱最终还是要由通过收税来解决决，因此，这种方无助于企业成本的下降。因此，作为财政而言在供给侧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刀刃向内，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只有政府过紧日子，老百姓才能过好日子”，这也是供给侧改革能够持续发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