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者要做实践者 不做旁观者

十九大报告中的“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既是对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又是对迈进“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新时代的明确指引，更是学术界尤其是会计学科需要遵从的治学方略。

人类社会的理论无一例外地来自人类的实践活动，这是理论的实践性；理论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理论的时代性。所以，“实践”和“时代”既是治学的出发点，也是成果的回归处：将来自于“实践”和“时代”的理论，回馈到服务“时代”和“实践”的活动中来，循环往复，如此推动民族兴旺、国家繁荣，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既是重大责任，也是历史使命。

学者做学问的目的，不一定都能达到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境界，但我认为从事治学活动至少要明确两个目标：一个是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智慧；一个是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方法。而且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首先应在本土得到验证；越是本土的，才越是世界的。

但在“坐而论道”的传统治学观念影响下，加之盲从西方——比如西方会计老师给他们的学生讲他们国家“鲜活”的企业实践案例，我们的会计老师却跟着西方老师给咱们的学生讲他们的教案而不是我国企业的“鲜活”实践案例——目前我国应用学科脱离实践活动、“纸上谈兵”或“闭门造车”的学者还为数不少。我想就是一位史学研究者，也应该到古墓或“秦砖汉瓦”那儿扒拉扒拉，寻找一些证明自己观点的考据；法学研究者，更应当跑跑现场去看一看那些证据；我们会计学领域就更不用说了，什么都得用凭据说话，没有凭据，就等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了也没有信服力。

我认为这些考据、证据和凭据才是我们治学的依据，即一手资料，来源于实践且没有变形的资料。在这些实实在在的“依据”上做学问，学问才能踏实，才能反馈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或有效地指导实践活动。

所以我就一直疑虑“查资料写论文”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不解有三：

时代性

一是“所查资料”会不会时过境迁，是否能做到与时俱进？比如我看到的一篇2017年3月刊登在某权威期刊上探讨“独立董事异地任职费用问题”的论文，资料用的都是2013年之前的不说，研究者根本不清楚现在的独立董事是怎么开会的？我做了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比如中粮糖业的董事会大都是视频会议，北京和乌鲁木齐同时开，董事对屏沟通，跟现场一样，不存在飞机票和住宿费用的问题；中工国际开董事会我都是开私家车去的，除了免费提供停车位，八项规定之后连顿饭也不管了，啥费用都没有；在香港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春立医疗，更节俭，董事会都是电话接入参会（也可以去现场），天南地北的董事在家里用电话就开会了，电话还是免费的。这种实践活动，不仅研究者不清楚，杂志的编辑也不清楚；不然这种脱离时代和实践的“研究”文章，给多少版面费也不能发表。卖版面助长了伪学术之风，也到了该治理的时候了。

可靠性

二是“所查资料”的数据质量问题，是否可靠？研究工作离不开数据。我是做实践会计学研究的，我国的民营企业为了避税，财务数据多少都有点水分——这个一线财会人员最有发言权。而国有企业的数据，还有个提前上报的“惯例”，就是企业还没到月底结账，上级单位为了赶进度，让企业上报各项指标，这时企业只能匆匆将偏向自己的“估计数”报上去。这些“估计数”被上级发布后，就是“权威”数据了。比如2016年税收增长率4.8%，就是在2017年1月12日抢先发布的，而我国的增值税征收期到每月15号才结束。征期没结束数据就出来了，肯定是个“估计数”。所以很多清醒的研究者困惑“真实的数据不公开，公开的数据不真实”这个现实问题，所需数据都是自己到实践中去采集。

实践性

三是“所查资料”能不能用？如果存在上述问题之一，那这些资料就不能用了。我一直认为将问题予以量化的“数学模型”是个好东西，但前提条件是数据准确。如果数据不是那个数据，结论肯定就不是那个结论。如此“做学问”就跟玩“游戏机”是一个意思。如果研究都变成了“游戏”，那学术界就变成了一个“游乐场”。现在学术界为什么谁都不服谁？那就是失去了实践这个检验标准，“学问”无法定论了。

因脱离社会实践，当今很多学者还得了个“通病”，那就是“纸上谈兵”的研究无一例外地停留在“提出问题”甚或“分析问题”层面，鲜见“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更无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我有时拜读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说得头头是道，海阔天空，但我最想看的如何“解决问题”，却只字不提；就是提及一些建议也是诸如“锻炼身体有益健康”之类的无关痛痒的“废话”。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当今学者的“最后一公里”，这个距离就是学者跟实践的距离，打通这一公里，唯一的方法就是深入社会的实践活动。

至于社会嘲笑的一些学者的“雷人话语”，也是那些学者因脱离实践而缺乏常识的一种表现。

我很认同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观念，这也是独立学者追求的治学境界，更值得当今学者坚持。但这里的“独立”和“自由”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正和人类的进步，是科研领域的“随心所欲”或“纵马驰骋”，但绝不是偏离时代发展方向的“独立”和“自由”。一些学者坚持“旁观者清”的独立治学观点，我认为是一种托词。因为“旁观者清”也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比如一对泼妇吵架，左邻右舍会“旁观者清”——这正是建立在左邻右舍对俩泼妇长期了解的基础的，不是凭空“清楚”的。你连隔壁家的存折都不知道放在哪儿？能说“旁观者清”吗？

要做出令人信服的学问，达到“不仅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还能解决问题”的治学境界，就应遵循“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的规律，深入实践活动，拿到令人信服的“依据”。董其昌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强调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千古箴言；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学说直接论断“知而不行，实与不知无异”；毛泽东的《实践论》把其中的道理说得更加通俗明白：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教科书中的理大都是道理，实践中的理才是真理。所以，会计学者，不能再做“查资料”的旁观者，要做经常深入“田间地头”的实践者，探求世间真理。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应向袁隆平先生学习，这位老先生的学问是很难质疑的，因为有亩产刻在秤上。

我们人类社会行进的节奏“按周设计”是很有道理的：每七天一个节奏，即让人们一、二、三、四、五日做劳动者，六、七日做旁观者——这既有五天身体力行的实践活动，又有两天深有体会的理论思考。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符合人类发展目标的正确行为——会计学者焉能例外。

文章写作日期：2018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