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化书社的账簿制度设计--兼论毛泽东对会计思想和方法的贡献

摘要：长沙文化书社是毛泽东创办的第一个经济实体，为传播新文化和湖南建党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正是基于超越书店经营本身的历史使命和抱负，毛泽东亲自设计了书社包括会计核算制度在内的经营管理制度，并创新地把结账时点从“年结”提前到“半年算”，率先实行“经济公开”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实质上把文化书社办成了一个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对这些先河之举的探讨，证实毛泽东的会计思想及其方法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期从数字管理方面丰富毛泽东的思想。

关键词：毛泽东 长沙文化书社 营业账簿 半年算 会计思想

Abstract: Changsha Culture Book Club was the first economic entity founded by Mao Zedong that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spread of new culture and party building in Hunan. This mission and ambition transcended the bookstore business itself and fostered Mao's innovation on the book club business management system, including the accounting system. Mao used "semi-annual calculation" instead of "annual calculation ", pioneered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based on "economic disclosure", made the Culture Book Club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r the public good, which were pioneering moves in the history of accounting in China. This paper confirms the important role of Mao Zedong's accounting thoughts and method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an aim to enrich Mao Zedong's thoughts from the aspect of digital management.

Keywords: Mao Zedong, Changsha Culture Club, business book, semi-annual calculation, accounting thought

1920年毛泽东与易礼容等一群志同道合者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是一个文化社团，实质上还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如此众多的经营特征就决定了文化书社的“不同凡响”；众多学者从历史、政治、文化等角度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个组织的先进性。但作为一个投入资本并运营7年的经济组织，其内部组织管理尤其是账簿核算或会计制度方面的率先举措，还亟待探讨，以利于总结并丰富毛泽东的会计思想。

1 书社的经营管理制度

开办一个书社，除了资金、店面、书架等经营“硬件”外，更需要一套“软件”——经营管理制度来支撑书社的运行，这也是决定书店持久经营的关键要素。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长沙文化书社的组织制度等内部管理制度包括账簿制度设计，都是出自毛泽东之手。书社首任经理易礼容曾两次证实毛泽东当年的“大包大揽”。一次是1978年6月10日的回忆：“《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都是毛主席写的，有些材料是我提供给毛主席的。”【1】500再次是1987年6月7日的回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和《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这四篇都是当时真实文件，也全是毛泽东执笔起草的。”【1】539由此证实书社的纲领性文件“组织大纲”包括后来的社务报告及营业报告等管理文案，均由毛泽东亲自操刀完成，而其中的账簿管理方法和思想也应出自毛泽东当时的知识储备。易礼容是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科班出身，专门学过系统的企业管理知识包括会计专业知识，也在1920年毕业，但撰写这些文案都是毛泽东亲自动手，就证实毛泽东当时的知识体系里，具备开办一个书店的系统实用知识，尤其是核心的账簿实践技能，是毛泽东的“童子功”，应比刚毕业的易礼容从书本上学到的专业理论知识管用。因为不通晓账簿实践，是很难写出账簿核算实用文案的，更妄论撰写到位的营业分析报告。由此推断，当时毛泽东和易礼容在会计知识方面的差别就犹如一个“老会计”和一位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之间的差别，这也是毛泽东能“大包大揽”承担书社管理文案拟定的底气和功夫。也由此看出青年毛泽东在同伴中的出类拔萃及其能者多劳。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是书社经营的“宪法”，书社的经营目的、原则甚至品味，都体现其中。其中第二条就明确了书社吸收资本“上不封顶”的规则：“本社资本全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意在大量地吸收志同道合者的资本，做大文化书社，完成“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的文化传播重任——这也是书社创办的根本宗旨。同时限定投资人以及投入资金的起点：“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这条“旨趣相合”的设限体现了毛泽东的交友品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化书社的投资人，必须志趣相同，这应是毛泽东当时交友的基本原则。最具创造性的一个规则是投入的资本“无回报”，即“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1】501准确地说，这种“无回报”的宣言也是对股东的筛选，只有热衷新文化传播事业的志同道合者，才能成为文化书社的股东。这条规则实质上是把文化书社“股本公益化”了。

在《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四条，毛泽东设定了账簿的结账日期和营业状况的报告时间：“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三月、九月），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1】502这就制定出文化书社“日算、月算和半年算”的结账制度，以及半年“报告于议事会”的报告制度。这条规定的先进性在于，“半年算”是“总清结”，即结算总账，这比当时通行的总账“年结”会计制度提前了半年。

在《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毛泽东还“一反常态”地规定了书社经营信息向全社会公开的“披露”制度：“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平时有欲知悉本社情形者，可随时来社或投函询问，当详举奉告。”【1】502 1920年的中国企业，不论是官办还是民营，经营信息都是隐秘的内幕，最多股东知情。把书社的经营信息向社会公开的举措，在当时就犹如打开了一扇“天窗”，照亮了千年账簿的“黑暗”小屋。如若从今天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来看毛泽东当时的行为，就可以看出打开这扇“天窗”的先进性和重要性。

不论是股本无回报，还是“半年算”或经营信息公开，都是毛泽东亲手为长沙文化书社设计的管理制度，准确地说是财务管理制度或会计制度。这些制度在保障书社运行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书社的账簿实践与会计制度创新

毛泽东亲自为长沙文化书社设计的会计制度，在落地运行方面不仅到位，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总结“行”，以期获得新“知”来完善制度。如此盘旋上升的认识，就逐步造就了文化书社先进的账簿核算方法和会计管理思想，也在会计史上留下崭新的一笔。

（一）账簿记录要准确

会计的本质是“通过记录实践数据来反映实践并指导实践”。记准经营过程中的数据，就是系列会计工作的根基；因为经营管理者需要的会计信息，最初来自账簿数据的每一笔记录，也只有每一笔数字都记录准确了，汇总的信息才具有指导作用。毛泽东在父亲的家庭账簿习练8年的记账“童子功”，练就的一个理念就是“记账要准确”——这也是我国账簿文化的精神传承。所以在书社的记账环节，毛泽东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相关文献也多有记载，比如：“直接管理经费的人有时未能按时清理，毛泽东同志必来催促，甚至亲自帮助结算。据在书社工作过的人说，毛泽东同志来了后，把社内仅有的四张桌子拼起来，大家一起算账。如果发现银钱出纳有马虎的地方，他总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来，并立即帮助改正。”【2】157再如：“有一次,他听人说社内账目不清楚,就立即组织店内员工，用4张方桌拼在一起,搬出账本,同大家一起算了一次总账, 直到把账目搞得一清二楚为止。”【3】还有总结性的表述：“毛泽东同志经常督促和亲自参加清账、结算工作。”【4】108毛泽东还在《营业细则》中重述：“记账之户，每月末日结算一次，出月一号将账单送上，三号派人收款。无论何人，每月虚扫数归清。”【5】33在《分社注意》中则强调：“最忌虚张声势，开支过大，账目不清，酿成不能维持之局。”【5】35这些文献资料均展示了毛泽东对待记账的认真态度；而亲自操刀“帮助改正”差错，也证实了毛泽东深厚的记账功底。对待书社账务的务实精神和认真态度所展示的毛泽东的会计思想，就是要记真账，实事求是，确保文化书社账簿记录的准确性，以及用会计信息指导书社运营的正确性。

（二）总账结算提前到“半年算”

账簿是记录一个经济组织运行的“数字日记”，千百年来，也形成了诸多固有的规则。起源于我国“西周王朝的岁计”【6】制度，运行到文化书社开办之前，仍没有迈进“半年结”的时代，可见若没有一种强大力量的驱使，改变传统会计方法一点点都十分困难。

1920年的民国会计，结账方法除“日清月结”外，就是“年结”，即年终算总账。目前笔者在民国的其它相关文献中尚没看到“半年算”或“半年结”的提及。民国20年（1931年）出版的《簿记学》【7】里，通篇不见“半年结”之表述，均为“期末结账”的讲解，且表格注明的结账日期也都是“19年12月31日”，显然都是年结。这就证实文化书社开办11年后，会计教材中尚无“半年结”或“半年算”的概念；同时也证明当时的会计理论跟现在一样落后于会计实践。

再从1934年1月红军总供给部开办的一期干部会计训练班所使用的自编教材《红军簿记学》来看， “分类簿记的结算”章节“包括三项内容：第一部分：日常结算；第二部分：月终结算；第三部分：期末结算。”【8】这“期末结算”应为年终结算。因为会计核算期间是按年计算的，期末就是年末；若是半年结算，应会有“半年结”的特别注明。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队伍里会计核算没有推广“半年算”，原因是当时对长沙文化书社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开始（目前对长沙文化书社的账簿研究也十分鲜见）；毛泽东那时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具体的会计培训事务。

为此笔者比较认同郭道扬依据文献资料的推断:民国的“会计结算有日结、月结和年结三种，一般日记账每天必结，各清账则一月一结，年终时，各账均进行一次总结。” 【9】413

但事实是，在民国9年开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的会计实践中，这条传承几千年的“年结”规则，就被毛泽东改为“每半年总清结一次”即“半年算”了。

结账是会计的重要方法之一，从年结到半年结就是会计方法的重大改进。从这缩短50%时间结算总账的举措，可以窥见当时毛泽东为办好文化书社，想尽早掌握经营信息的迫切心情；也正是这种时不我待的管理心态，促成“半年算”会计方法的改革。

可如此推断，在毛泽东当时的会计管理思想中，账簿数据必须发挥及时性的指导作用。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文化书社总体经营数据即会计信息，是等不到一年一清算的，这就有了“半年算”的创新。毛泽东在1921年4月亲自撰写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也是“半年算”会计方法落地的一个明证。在这篇详实的经营报告中，毛泽东又把账簿的重要作用和结账规则予以强调：“要社务发达，务必要账目清楚。我们社内的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种。‘日算’是每日晚上将营业的账算出结果；‘月算’是每月一号将上月全月内的账算出结果；‘半年算’是将半年的账算出结果。这本社务报告里面所列的‘营业情形’就是‘第一个半年算’的结果。我们有了这一算，手续既到，观念乃明，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这段话强调了“半年算”对书社经营活动所发挥的“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的重要指导作用；同时也验证，是书社经营实践对会计信息的迫切需求，促成了毛泽东“半年算”的创新。

（三）经营信息及时对外披露

在长沙文化书社的账簿制度设计中，向社会“公开经营信息”又是一个超越现实的举措。毛泽东“为文化书社制定了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书社实行经济公开……凡有欲知书社情形、查阅账目者，还可随时去社或投函询问，书社均及时详举奉告。”【10】这段文献证实，文化书社不仅“经济公开”，还可“查阅账目”；而当时的账簿数据对于商家来说都是绝对的秘密。“商家对经营机密是守口如瓶的，而保密的重点则是总清账，查看总清账是商人之大忌，故民间一直有‘看账如抄家’的传说。”【9】564在那个“看账如抄家”的年代，公开账簿秘密，实属“匪夷所思”。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证实毛泽东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外，还跟毛泽东青少年的记账经历和经验有关。毛泽东青少年时期为父亲记录的是家庭账簿，因核算主体“没有外人”，就没有造假的动机，也无假账之说，所以没有不公开的理由，这应是毛泽东对账簿记录的基本认识。他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也充分阐述了账簿公开的理由：“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把账簿不公开定义为“秘密主义”或自私。将书社秘密彻底公开也是毛泽东民主主义思想的直观体现。

毛泽东亲手为书社撰写了两份经营报告并予以披露。一份是“月报”，即1920年10月22日发布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这份出自毛泽东之手的“月报”，在“发起及筹备之情形”披露了书社发起的时间、发起地点、8条组织大纲、投资者27人、募集资本519元以及“与外埠交涉”等进货情况；【1】536在“销售书报杂志之略计”披露了“书计一百六十四种，杂志计四十五种，日报计三种”，并详细列出所售书报的份数，还区分了“最初”销售和“现销”的数字差别；在“消耗及赢利之情形”，披露包括开办器具及杂项、房租、伙食、邮汇、印刷、纸类等6项消耗支出101元，毛利136元，实余35元。【1】538既有投资（股东）、经营情况（图书进出汇总），也有收入、成本和利润的详实数据。以现在的规范看，就是一篇基本要素齐全的月份经营报告。这篇营业报告不论是从结构、逻辑，还是从披露的信息及其分列的详细程度，都能看出写作者深厚的账簿知识功底，尤其是最后“此报告系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至十月二十号止”的时间界定，突显毛泽东披露会计报告的专业水准——外行无法注意这种重要的披露细节。

另一份是“半年报”，即《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这份报告披露了1920年9月书社开业到1921年3月底“第一个半年”里的情形，其实是七个月的经营情况。为此，毛泽东在这篇报告的开头，还特别说明：“拖一个月，这是算账之故多出来的，以后还要按照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没有按时报告，是因为账没有算出来，没有真实的数据，再美好的词语，也不能反映书社真实的营业情况。由此看出毛泽东的认真态度和“实事求是、真实可靠”的账簿核算思想。

在这份“半年报”中，毛泽东着重披露了“几个月间社中可纪的事”。第一件大事就是“议事会临时会”，讨论了“另觅社址”及“添筹股本”两个问题——这类似当今公司披露董事会的动态；而公布530元的资本缺口已由“姜君泳洪乃愿独力筹措”，属于披露“股本”变更情况。第二件大事就是“与商务等书局订约”，并告诉股东们“此外新起的杂志社与本社交涉代销者，在这个期内尚有多家。” 这是书社的经营情况。第三件大事就是“书报畅销”情况通报。“本社所销的书百六十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三种。在去年开幕至本年三月底，除开寒假时一个月外，月余均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并披露了半年的盈利水平：“收付两抵，得‘纯利’壹百零陆元玖角捌分零捌厘叁——七个月间营业上的实在赢余。”【5】21但也有“因为本社资本太少不能向外埠大批买书”的困扰。面对这“可喜的现象”，毛泽东分析了客户的分布，除了学界，就是青年，而青年正是新文化传播的重点对象。第四件大事是通报了“成立分社”情况，已有七处分社和七处“贩卖部”，并解释了分社和“贩卖部”的区别及其让利制度；还特别注明：“截于三月底止，四月一日以后成立的分社及贩卖部未列”。最后，毛泽东还披露了书社的经营人员及其职务，并注明“社设在长沙潮崇街五十六号”。对照当今会计信息“半年报”的披露规范，这份“半年算”报告就是上市公司“半年报”的“雏形”。

毛泽东公开社务，目的之一是吸收公益股本投入，把文化书社做大做强，跟当今上市公司披露会计信息吸引股民购买股票“同根同源”。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此也得把社务公开起来，才可邀大家的同情和注意。”毛泽东的社务公开策略，也确实在社会上产生了声誉。“文化书社实行这种经济民主、营业公开的原则和方法,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4】108这种声誉也是促进各地分社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会计信息披露是会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撰写这两份经营报告尤其是“半年报”，并向社会披露一个民间经营组织的会计信息，从我国会计史上看，是鲜有前例的。所以，不论是“半年算”还是“半年报”，都属于会计制度和方法的优化或创新。

（四）投入资本没有回报

投资入股，分红吃利，是一条古老的商业法则，但在1920年被毛泽东给改了。在他为书社撰写的第一份文案《文化书社缘起》中，就首先明确了股本的性质是“无红无利”：“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1】450这段宣言突显了当时毛泽东的志向及其“股本无回报”的原则。《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二条也明确规定资本投入后即为公有，“亦永远不要利息”；在《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股本的性质及其股东的范围：“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为限”。【1】536

从这些文献来看，长沙文化书社吸收的股本，更像吸收同仁资助，开办的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传播新文化为重任的经营组织。除了股本不分红之外，“非营利组织”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书社在经营方面让利太多或不计成本，也证实了这个特征。比如“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向工农群众推销新书刊。根据他的提议，书社规定:凡来社贩运小册子卖给劳动界的，一律照进价转售，不赚分文，有些书的售价甚至比原价还低。”【2】155“文化书社考虑到穷苦工人买不起价格较高的书刊，特地发卖一种三个铜板一份的新刊物，颇受工人的欢迎。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获得精神食粮，文化书社还主动派出成员直接深入到各厂矿推销书报。” 【11】明显地，学生和工人群众能买得起的刊物，书社是不赚钱的。再如对分社的让利：“分社可以得到全部的优价，就是折扣照原书店全部让与。”总社在中间不赚分社一分钱。又如对“贩卖部”的销售“只能有百分之五的报酬”；如果他们直接销售给“平民及劳动界的”，总社在中间仍是一分钱不赚。

为了保障这个“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就必须获取无私的资助，所以“化缘”就成了“特别交涉员”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任务。《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也记录了毛泽东的一笔“化缘”：“从第一次议事会议决尽本年筹足千元，现尚少五百三十元，大家的零募不是办法，姜君泳洪乃愿独力筹措此五百三十元。”他在这篇报告里也鼓励志同道合者资助文化书社：“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书业资本三千元）”。

毛泽东在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全程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工作重心逐步转移，但为书社“化缘”的重任一直没有卸下，甚至动用家产资助文化书社。据毛家账册《清抵簿》记载，1924年上半年记录的28笔支付条目中，最大的一笔是“付文化书社花边叁佰元。”【12】这300大洋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占了毛家上半年28笔支出总计的45%；这笔账也证实毛泽东用家产支持革命事业的力度。

易礼容也证实毛泽东的多次“化缘”成果：“1924年冬， 他由上海中央机关请假回湘养病，曾主动与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商量，由省委拨款800元为书社清理债务。1926年初，在广州毛主席与我（当时毛主席、夏曦和我三人代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出席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商量，由我出面写信给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请拨款维持书社业务。谭拨了400 毫洋给书社活动。”【5】80 这些“化缘”的资本投入，也在证实长沙文化书社的非营利组织性质。这个组织的公益性远远大于其营利性，也具有适应其时代的强大生命力。尽管文化书社在蓬勃发展的1927年7月被反动派查封，但毛泽东为经营这个组织设计的管理制度及其会计账簿核算方法，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来说，是一笔值得总结的宝贵财富。

会计方法一旦形成，就会确定一整套的固定的运行模式，也很难改变。除非在实践中发现了会计制度的弊端，才能有所突破。毛泽东也是在长沙文化书社的账簿实践中，发现了固有会计制度和方法难以满足书社发展的需求，才从务实的角度创建了“半年算”、信息披露等会计制度。从会计史审视，这都属于开先河的大手笔。

3 毛泽东对会计思想和方法的贡献

从长沙文化书社的账簿实践可以看出“记准数据、公开信息、服务公益”的会计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毛泽东最初的会计思想，也是至今发挥作用的指导思想。

思想产生于行为并指导行为。书社在推广新文化和革命事业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但对我国会计思想和方法的贡献还有待挖掘。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用“开创了三个先河”归纳如下：

（一）开创了总账“半年结”的先河

记账、结账（算账）、报账是最基本的会计方法，这种基本方法一旦形成，没有先进的思想或适合的环境，就很难改变。而结账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对前要把记账数字结算清楚，对后要把会计信息提供准确，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及时性也决定着整个会计工作的质量。尽管1920年我国的会计工作者已经开始吸收日本等国家的会计理论，但总账结算方法尚处于“年结”的阶段，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年结”提前到“半年算”，缩短了企业会计的结账时点，这个重要的举措无疑是当今企业“季度结账”的一座桥梁。先有“半年算”，才有“季度结账”及其报告的出现，目的是要更及时地掌握会计信息，以支撑企业的决策。从这个排序中可以看出在会计结账时点或方法上，毛泽东的“半年算”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个创新现在看起来好像简单，那是因为你看到的是结果而不是问题，很多问题在未解决或结果呈现之前，都属于未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行中，发现未知是很难的，也是需要深厚的专业功底和历史使命的。

当今时代，一些企业的数据管理，都到了旬报、周报的密集程度，这也是高速发展的社会对会计信息的“高速”需求所致。但第一次缩短一半结账时间的，是毛泽东。也只有他肩负使命做企业，不拘会计核算的小节，才会有这打破传统的举措，并开创了我国会计总账“半年结”的先河。

（二）开创了我国企业信息披露的先河

1920年，尽管股票已经出现——比如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就发行过“毛义顺堂”股票，但账簿信息仍是处于“看账如抄家”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向社会公布。毛泽东却打破了这种固步自封的秘密主义，把书社的经营信息公开，这个举措受三个方面要素的影响：一是当时的十月革命思想和“天下为公”的思潮；二是书社“不退股不分红不给利息”的股权设计宗旨；三是传播新文化的使命和毛泽东光明磊落的性格——这也是最主要的。

在《文化书社缘起》中，毛泽东就界定了文化书社的使命：“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里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在《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再次强调了这个使命：“大家晓得现时的任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从中可以体会到毛泽东传播新文化的使命感及其时不我待的激情。也正是这种使命感和激情，促使他不遗余力地经管文化书社，并将“不合时令”的账簿“年结”制度改为“半年算”和“半年报”。道理很简单，会计核算是为书社经营服务的，为了尽早掌握经营信息，提前半年结账并披露信息肯定利于书社“经营得法”；也肯定利于吸收公益资本。这个告知天下的行为，对毛泽东来说，是当时做好文化书社的重要举措，但也无意间开创了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半年报”的先河。“将一切业务往来、明细账目彻底公诸于世，这样的‘商业’机关，在旧社会当然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商业‘社务报告’实际上也是向旧社会宣告，这就是将来理想的社会主义商业。”【5】97后来的社会发展也证实：社会主义商业的报表制度源头就是毛泽东的“本社营业公开”制度，即长沙文化书社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三）开创了“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的先河

长沙文化书社运行了7年之久。从书社的经营实践看，不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不是以挣钱为主，因为传播新文化是第一位的。书社的管理制度也反复强调股本“无回报”，股东也是一群不求回报的人，由此可以认定书社的股本更具公益性质。基于这种性质，把长沙文化书社定性为“非营利组织”更为恰当。

从目前文献看，非营利组织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效”催生的一个公益“产品”。美国学者列维特（Levitt）1973年发表了非营利组织的基本观点：非营利组织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责任，具有持续更新社会价值、信念和规范的活力，洞察社会的道德取向、预测社会的趋势，并能开发新的社会服务方式来满足民众需求。他认为这类组织的特征在于组织使命，并且是公共使命。

也正是基于这种组织使命和公共使命，毛泽东在1920年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就办成了一家“非营利组织”。这群启蒙者、引领者或改天换地的革命者，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也开创了“非营利组织”模式的先河；同时也开创了“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的先河。

尽管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但从目前掌握的文献看，长沙文化书社的账簿制度设计，不论是会计结账时点的提前，还是会计信息的率先披露，或是非营利组织账簿核算方法的萌生，都既是会计制度和方法的改进，也是会计先进思想的呈现，并都构成了当今会计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沙文化书社开创的三个“先河”及其账簿实践所孕育出的会计思想，作为毛泽东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对我国会计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世界会计的奉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2]《新湘评论》编辑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

[3]龙正才，马继善.毛泽东早期创办的一个经济实体——文化书社[J].长沙：湖南档案，1993（06）：8

[4]蒋国海、向飞.长沙文化书社的创办及其历史地位[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5）：108

[5]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志编写组.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6] 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135

[7] 嵇储英、程云桥.簿记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20:171

[8] 赵镕.长征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47

[9] 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0] 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青年毛泽东[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119

[11]李万青.文化书社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和活动中的历史地位【J】.长沙：湖南党史，2000（05）:6

[12]龙正才.毛泽东家一本90多年前的老账簿[J].长沙：档案时空，2016(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