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殖民

曾经有外国传教士在华南的一座山上建立教堂，因其败坏了当地的“风水”，人们一怒之下捣毁了这座教堂。可这样的故事却没有能够在青岛复制。德国“租借”者选择了在最能高屋建瓴的信号山上建立起颇具欧式建筑特色的总督府时，当地民众不但没有任何的抵制，反而因为这样一个可以带来谋生利益的机会而纷致援手。解放后成为青岛市迎宾馆并接待过毛泽东主席的这座总督官邸，如今正以“全国重点文物”的洋派姿色迎候着八方游人。一本以总督官邸为内容的精美书册《诺曼龙镜头——解读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老照片》正摊在我的手中，摄影者和解说者都似肯定地阐明着：在围绕青岛村半径二十五公里范围内这个始自1897年11月14日止于1914年11月7日德国人建立的“模范殖民地”上，华洋双方一直和平共处着。

税收关系也在一个“温文而雅”的占领当局的谋划下呈现出足够的珠联璧合浑然天成。在华洋合璧的税制体系建立之前，在胶澳租借地上发生的一则税收故事，已经在为这一税制体系奠基，甚至祭旗。一名叫傅二的前清军士兵在章高元为首的驻军在“德军虎逐，清军鼠窜”、“飘飘乎神鹰飞止，胶澳地隶属大德版籍”的态势下撤出后，主动留下来建立起了他的抗德武装。连清政府都选择退让的颓废气氛中，傅二的举动当然会让热血男儿眼前一亮。而他采取的游击和恐怖策略也确实让德国占领军恼火不已。可是，让傅二最终受俘“授首”的，却是他的同胞。因为向当地的商人百姓征收抗德税款，终于有人不胜其扰而向殖民当局告密，抗德志士傅二的项上人头也因之化为胶澳大地上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琴瑟之好”的一个信物。

谁也没有权力指责青岛人民的疲弱，因为连他们自负“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中华雄据天地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的朝廷和父母官都选择了屈服。可这样的华洋共处似乎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德国殖民者同样有足够的动力，以他们的貌似或疑似“文明”，主导这样一个虽是强行取得毕竟想百年拥有的居留地。德国人在这块土地上选择的税收体系，便也吻合于这一文明。

虽然是蓄谋已久的强行占领，却依然履行了看上去客气详和的租借合约，这让那片原来就有小青岛、青岛村、青岛口等村镇的胶澳地区放射着不中不洋、宜中宜洋、半中半洋、“列国尚尊周版籍，遗民犹见汉衣冠”、“人与膻腥习，兵从蛮触来”、“华夷终莫辩，经纬更谁分”的光彩。《胶澳租界条约》确认了德国强租胶州湾99年、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并在铁路沿线30里享有开矿权、在山东开办各项事业具有优先权。德国殖民者也很会顺水推舟因地制宜，在这区分不同情势分别适用着德国法律、特区法律、大清律的德国保护区里，税收制度也很自然地对应为德国税法、特区税法、大清税法。在大面积圈地、强制性购地、低价购入再高价卖地之后，胶澳的土地因其产权而划分为公用地、公转私用地、民用地等三大类。在这些土地上的税收策略也分别厘定为德国税式的畜犬税、狩猎税、地皮税，胶澳税式的地价税、土地增值税，大清税式的地丁税、盐斗税、鸦片消费税等，以及来历不明的地皮税。设于青岛、以德国人阿里文为首任税务司的中国胶海关的税入，也以二八分的比例为德中分享。

占领之初便从胶州知州和即墨知县手中索来的税册，显然为税收尤其是大清系税种的开征提供了清澈的凭据。可德系税种的楔入作为一种异域税收文化的侵蚀、嫁接、款曲和磨合，却构成了一个颇有看点的税收地理现象。事实上，在胶澳的税收创意，对于德国本土的特定税制建设也充满了先驱和首发意义。

做为在东方的一个特具军事价值的殖民地，德国政府对青岛及周围广大区块充满了期待，并破例投入了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投资。在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中，只有德属西南非和东非超过了对青岛的补贴，比喀麦隆、新几内亚、多哥、萨摩亚等要高出许多。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的样式以供其他同类地区效仿，构成德国人的动力。殖民税种的设计，也符合这一背景。

德租青岛“中华事宜辅政司”的冶税思想是：“租借地经济的繁荣系于私人的发起。一种明智的税务政策在这种地方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对应的立税四原则是：税收有弹性，税率要低于中国沿海其他被租借城市；征收方式简单；税负公平分配于居民各阶层；税法保持相对的稳定，以利商人进驻。

德国人在青岛的税制创新主要体现在两项开创性的新税上：地价税为东亚地区的首家践行者，土地增值税则为举世首发。就土地制度改革并匹配于弹性有度的税收制度，这是可与之前日本明治维新地税改革、之后台湾土地改革相提并论的高效制度安排。此两项税种不仅在后来推行于全德国成为联邦税的重要组成，也对中国税制演进产生了良好影响。从孙中山到顾准都曾垂青地价税，而土地增值税更是从1993年起成为我国调节房地产市场化的一个有效工具。可是，即便是对今天的土地增值税耳熟能详如数家珍的筹划专家们，也未必知道这一税种的胚胎，乃是受孕、着床、诞生、长大在中国本土一个今天仍然洋味十足、被誉为“德国建筑艺术的博览园”的城市里。

在青岛这样一个土地改革的实验场里，凭借在35722方里占领区内先后征购的18500余亩土地，基于不断攀升的地价和地价差，德国殖民当局征集了占青岛全市收入第二位的税收。有人说：“青岛之所以在十几年间臻于繁荣之境，莫不得得益于地租地税等之类收入也。”先在青岛担任华人事务专员、主持了土地和税收兴革、后来在孙中山访问青岛时相见恨晚并在后来纳入广州政府座上客的单威廉（Dr.Wilhelm Schrameier），“对青岛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土地政策吸取了中国近代其它开埠城巾发展的经验教训，对青岛城市平稳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且对孙中山的土地思想、欧洲土地政策的发展，及台湾土地政策的制订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让德国人耿耿于怀的，莫过于他们并没有如期在这样一个从“荆棘丛杂”的“荒而不治之地”惨淡经营而“蔚成大埠”的“德国人建设的城市”里实现“殖民地支出款项只能从殖民收入中来满足”的期望，因为还在他们紧锣密鼓地投资建设期里，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沦入日本人之手。在这之前的十七年中，他们只来得及收入了包括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3649.7万马克，却支出了18379.6万马克。也就是说，有近15000万马克的支出，来自德国政府的拨款。如其所言“我们这里所有的花费全都给了中华民国，带给他们的好处和带给我们自己的同样多。”这也如同渤海那边的大连，俄国人的7000万卢布，都凝结为先为日本人所享又为中国人所用的城建资源和物化财富。在别国的土地上恣意横行颐指气使，便免不了交纳这样的学费。毕竟，殖民的主要功能是掠夺而非赐予。比如著名的青岛洋纱，就与其他纱厂一起，剥夺了数千万土机妇女的生计，如薛福成所言造成了中国岁耗银三四千万两的亏空。更何况，有相当数量的支出也并非青岛人民的所需，比如有占全部财政支出26%的花费，乃是投在了这个“驻军城市”的防务上。

可德系税种在青岛的开局，恰如让德国获利1905万金马克的胶济铁路生硬地贯穿山东大地，在带来当地人们无穷烦恼的同时，也预伏了一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固定资产让渡，以及“如果强奸不可避免何妨静静享受”的诡辩得益，毕竟为中国税制现代化的进程，植下了一粒可能开出恶之花也可能结出善之果的籽种。

选自拙著《税收地理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