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秦朝灭亡
不管秦朝人如何在其遍及关中的宫殿上嵌入那写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的十二字瓦当,并将类如“一家天下,兵不复起”、“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的刻石印向天下名山,它仍然没有能力阻止自己,将“奋六世之余烈”又历嬴政十年运筹十年苦功而取得的一统江山,仅仅经过了秦二世三年的折腾,就落了个江山变色万劫不复。当年秦始皇“祖龙盛气役神鞭”的无上傲岸,一时成了绝响。
如果套用查尔斯·亚当斯在其《善与恶:税收在文明进程中的影响》一书中的习用句式,我们大可以简单、武断而又唯心地祭出这样的结论:税收覆灭了秦帝国。这几乎也是千百年来好多人所持的观点,而且确实有着相当的事实或逻辑依据。“力役三十倍于古;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以及“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这样高到剥夺人民生趣的税负,谁还愿意担当?
可是,考诸中外古今,在繁役重敛和人民暴动、王朝倾覆之间未必有着立竿见影的正相关。即使是在秦国本身,从商鞅时期就已经贯彻的“贵令贫者富,富者贫”的重租政策,不也没有让军国主义、资源高度统制的秦国因为民乱和内讧而减缓其顿足徒裼、昂首东向的步伐么?辩证说来,秦王朝的速亡,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执政技巧上的不思机变。而税收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构成成分和表现形式而已。倨傲而又刚猛地以纳税人为敌而非为友为本,恰是其治国理路上的一贯特征。当税收关系放大为君民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税收治理上的奴役色彩激化了这个典型“所有权者国家”的链条崩解。
强大不意味着稳定。民服不意味着民安。一味的强权是驱民而非安民。原本适用于秦人的政策未必可以在六国尤其是税收地理风尚完全迥异的楚国那样经济比秦国发达、征纳关系也比秦国宽松的新征服地区复制。王朝刻意追求好日子,百姓便只好承受苦日子。
谁也不能指望秦始皇这样一位雄才大略之君会同时是一个慈厚爱国之君。在这个“刚毅戾深,事皆决胜于法,刻消毋仁恩和义”的暴君面前,纵是后来成为秦朝掘幕人的项羽、刘邦、彭越、英布们也选择了避让。他们冷眼旁观着谁会继承始皇的功业。如果是宅心仁厚的扶苏,他们极可能会因为新君的广布恩德越来越少钻空子混水摸鱼的机会而放弃作乱。可当赵高扶持昏君二世成为新皇,能孱德薄的他终于遭遇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逆袭。既然他极不明智地认可了秽乱苍生、激怒百姓、逼反纳税人的败家治术而非“轻赋少事”的王道,秦之亡也就指日可待。每个“瓮牖绳枢之人”都有动力推翻残贼。
秦皇之道,有张无驰。统一前的粮仓与兵营,一变而为统一后的工地与刑场。当年的全民皆兵一时间为全民皆奴的人身紧张、局促和惶恐所笼罩。在楚国这个根本没有忠诚度只有对抗性的殖民地,清一色的堵防而非疏导的策略让百姓的遵从下降至冰点。高强度税役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违法者人群,这同时也是足以将秦朝江山送上西天的火药桶。焚书坑儒的结果,是不再有谁帮助制定出可以怀柔底层民众的亲善之举,让强力博取的天下得到仁爱之光的补偿。国家治理的全盘失策,“让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以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餽,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的秦帝国,终究被超高的税负拖垮。
纵是祖龙盛气如何凌人,他都无从挽救四面楚歌的税收遵从。李大钊作了这样的总结:殿阁嗟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至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