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后说"洪宪"——袁世凯称帝的财税支撑

唐德刚曾经把民国北京政府的十六年分为四个阶段，即袁世凯政权的四年（1912——1916）、皖系军阀执政的四年（1916——1920）、直系军阀执政的四年（1920——1924）、奉系军阀执政的四年（1924——1928）。四个阶段的财政状况和税收制度面貌，以袁世凯时期最富建树。中央威权重新塑造，税制蓝图借势铺展，异己势力逐一清除，全国局面一片大好。可惜，1915年、1916年的洪宪闹剧，不仅叫项城堪堪搭上一条老命，还让国势付之东流。仅仅帝制活动的非正常花费，便让民国北京政府的财政窘困局面雪上加霜。如1914、1915年那样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一、帝制花费

关于洪宪帝制的费用，根据后来护国军开列的媾和条款所列，从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帝制派公开活动到次年3月帝制失败，先后开支的帝制活动经费数目不下6000万元。其中仅筹安会运动费约二三百万，用于收买报馆、收买名士文章，各代表恩给金，杨孙之报酬金等，秘书用出的则不得详数。梁士治等人规定了各省劝进书的统一底稿和要求，1915年10月28口开始由各省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投票之前，给每个国民代表曾给大洋500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所以投票结果，1993名国民代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杨度曾替王闿运拟了一个“劝进电”，据小说家言，王的“劝进”是有代价的，价格是十万现大洋。钱一直未付，袁倒台后，王闿运还派周妈到北京“新华宫”去要账。袁世凯笼络部属更为普遍的是用金钱收买的办法，袁世凯政府在海陆军办事处下设一个军需处，专管特别需用，特别需用中有一项就是政治性的收买费，这一项费用也用于“自己人”，据唐在礼回忆领取过特别费的“自己人”有：朱家宝、朱启铃、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袁乃宽、唐在礼、段芝贵、雷震春、吴炳湘、顾鳌、杨度、陆建章、唐天喜、张士钰。

早在1915年9月，政事堂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未挂招牌的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处长，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等为处员。这个机构直到12月19日才对外公开。袁指定以赤色为新朝的代表色，所以大典筹备处规定宫廷屋顶一律改用红瓦。太和殿更名承运殿，即袁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地方，殿内圆柱改漆红色，当中的八大柱加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体元殿，保和殿改名建极殿。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40万，上披绣龙黄缎，座衣、座褥也是一样。座前设有雕龙御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三座，古炉三座。龙袍以80万元代价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袭，一为登极之用，一为祭天之用，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并嵌以钻石。新朝所用玉玺四寸见方，镌有“延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代价12万；金印五颗代价60万元。御用銮仪打算从清室借用。派郭宝昌去景德镇监制四万件瓷器，花费了一百四十万元。筹安会花了两三百万元；三大殿重新装修花了二百七十万元，登极大典的预算为六百万元。以上费用，连同登极及祀天所用依仗、卤簿，一共报销了2000余万元。

二、经费来源

这笔费用的由来，因为不能列入财政部的正式开支，只好挪用其他经费，有借款，有救国储金，有各种税款及鸦片专卖之类。其主要来源，一、私提中国、交通两银行本金；二、强迫群众认购公债，变卖官产，挪用爱国储金和铁路收入；三、令烟土商报效；四、苛捐杂税。还必须依赖于发行不可兑赎的纸币。

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发起人，当时正任全国税务督办的梁士诒，亲自为帝制筹款，他以禁烟为名，启用蔡乃煌任江苏、江西、广东三省禁烟特派员。蔡与洋商商定除照原约纳税外，再加“报效”。征收港、沪关栈所存印土6000箱，每箱报效4500元，计得巨款2700万元，用作帝制经费，禁烟遂变为烟膏专卖。1913年10月订立的中法实业借款实付额的大部分、1914年1月成立的中法实业银行钦渝铁路借款垫款、1916年杨度出面借的英国三妙尔公司（怡大洋行）建筑汉口商场垫款，都被挪做了帝制活动费用。其中1913年中法实业借款的实收额，勉强可以称之为用于建设事业者仅占百分之四十，而由贴政部移用的竟占百分之六十，其中大部分作了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经费。

三、关键人物

1、梁士诒（1869——1933）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光绪甲午年进士，曾授职翰林院编修。他与袁世凯之间的私交实非浅鲜。早在1903年，他参加清廷经济特科考试，因姓名系“梁头康尾”，被诽语中伤后，即由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介绍，入袁世凯幕府，任北洋编书局总办，主持北洋兵书编撰事宜。迨日俄战争结束，梁又佐袁与日本交涉东三省问题，为袁所重。此后,他供职于铁路交通部门，得到袁的关护，一步步播升，累迁铁路总文案，京汉、沪宁等五路提调处提调,铁路总局局长等职，终握全国路政大权。1907年，清廷创设交通银行，藉以绾合航、路、邮、电四政用款事权。梁士诒出任帮理。由于交行所有组织条例均由梁手订，存款主要也来自他所掌握的各条铁路，所以该行大权实操于他之手。正是在长年经营铁路交通和交通银行的过程中，梁士诒汲引亲故，广结党羽，在袁世凯的屏蔽、卵翼之下，隐然自结一系，即民国以后的交通系，崛起于政坛。《民国野史》中记载：“辛亥革命时期，真正称得上袁世凯左右手的不过是下列这几个人：第一名，赵秉钧；第二名，杨士琦；第三名，杨度；第四名，梁士治。而赵秉钧是佐贰出身的，虽诡计多端，但弄文笔却非所宜；梁士治则善弄文墨，因此，他就成为袁氏身边的最得力助手。”

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梁士诒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综揽中枢机要。在民初的二三年里，梁士诒之所以受宠于袁世凯，不仅在于他足智多谋，手段灵敏，能够妥善地为袁处理政坛上各种棘手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精于罗掘，能随时为袁筹措款项，调度财政。当时，梁“名义上虽只任总统府秘书长，然袁氏恒以财政事相属”，先后委之以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财政部次长、代理财长等要职。而梁向以“财神”著称，自诩为理财高手，“能运用财”，又握有交通部和交通银行，确也竭力“替袁世凯管理财政上一切事务”。因此，在民国初年，梁士诒实绾袁世凯政权财政之枢，成为财界“最有势力之第一人”。当时的舆论曾形象地比喻说：“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乃为其后路粮台。”又说：“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一些外论甚至称他为“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Perpont Mogran)”，而袁世凯身边的僚属也说：“总统幸得有这个财神。”总之，在民初的数年里，梁士治身居要职，掌握中枢，赞襄密勿，实际充当了袁世凯的左膀右臂，成为北京政府文官系统的主脑，权势之显，声望之隆，令公府内外侧目而视。时人因以送之“二总统”名号。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记载：“洪宪”股肱梁士治，最初原不赞成帝制，后经威胁利诱，蟠然变计，并且做得格外讨好。……当梁士治受到大力压迫之后，曾召集朱启铃、周自齐、赵庆华等开秘密会议。会议结果，因为要保全交通系势力，只有顺从袁世凯意旨，泼出一干，并且决定不干则己，干起来则不必遮遮掩掩，一定要大权独揽，有声有色。”徐世昌则说：“克定欲利用梁，又知梁为功利中人，遂以三次长参案、五路参案胁之。梁不敢持异议，回寓后当夜召集交通一派人员开会。谓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结果大家要头，一时传为笑谈。”

正因为梁士治在变更国体事件中事事争先，所以当时的舆论就认为“将来新君主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非梁莫属。徐世昌日后比较杨度与梁士治两人在帝制运动中的作用时也指出，“克定之倚重梁，远过于杨”，原因在于“杨是言论家，又无党派为后援，而梁系实行家，手下有交通系之健将，自决定参加帝制活动后，立即积极进行。”所以,梁实际上是帝制派的“台柱”。“其实袁氏之所以重梁者，不在奔走后先之劳绩，而在活动金融之机关”。也就是说，梁士治的作用，绝非仅仅限于能够运用各种手段操纵舆论、控制推戴程序与方式，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长袖善舞，能够随时为袁世凯筹措财用。

帝制运动期间，开支激增。据1916年9月16日《申报》载，财政部调查帝制耗款，达6000万元有奇。仅设立“大典筹备处”一项，即耗资2000万元以上。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除了一部分取自各种苛捐杂税和对外借款外，主要就是依靠梁士治为之罗掘。而梁的筹款渠道,除了惯用的挪用铁路收入之外，还有以下两条：一是发行内债。1914年8月，梁士治出任内国公债局总理，此后他相继主持发行民三、民四、民五内国公债。除民五公债因受帝制运动失败的影响而行销不畅外，民三、民四公债都超额完成了预定债额，合计达5000多万元。这对保障帝制用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梁士治首先决定发行2400万元，名曰“民三公债”，这次公债共募得2543万元，超过了预算定额，这就使梁捞到了大肆吹嘘的机会。后来，他又主办发行过三次内国公债，仅仅两年多时间，他先后主办发行的三次内国公债的总额近6000万元，梁士诒控制下的交通银行，每次募得债款均居各银行之首位。前两次交行共募得946万元，占实募总额的20%；第三次发行公债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已彻底败露，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迅速展开，因而，仅募得原额的三分之一，已不足以弥补北洋政府庞大的开支漏洞。二是挪用交通银行的营业收入和存款。民国后，梁士治任交行总理，凭恃其政治地位，不断扩大交行的权力与业务。至1914年，交行取得了分理国家金库、发行兑换券、经办国内外各种汇兑等特权，实际上获得了与中国银行同等的国家银行地位。由于拥有种种特权，加之经办获利丰厚的铁路等交通事业用款的借贷业务，交行的营业收入相当可观。仅1913年，就获利160余万元，“为全国各银行之冠”。交行收入丰盈，又有大量存款，自然成为梁士治筹款的重要来源。据统计，到1915年止交行先后为财政部垫款3115万余元，占该行全部存款的80%以上。进而造成国库空虚，行资枯竭，进而引发了该行历史上第一次停兑风潮。正因为梁士治敛财有方，“于是新华宫之土木、大典筹备之制作，代表请愿运动费，以及洪宪宫闹之种种奢侈铺张之用，无不仰给于梁财神”。据当时人记载，袁世凯登极大典预算经费590余万元，这笔巨款除了大肆搜刮民财外，主要依赖梁士治及其交通系，袁世凯可以随时批条子到交通部控制下的交行取款，而不必说明用途。所以，交行有“袁家金库”之称。

综观整个帝制运动期间，梁士诒多方筹划，全力施为，对帝制运动的实施起到了推波助澜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刘厚生日后比较梁与杨士琦、杨度在帝制运动中的罪责时引用孟子的话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认为二杨乃“逢君之恶”，梁系“长君之恶”。

2、周自齐（1871——1923）

周自齐，字子廙，祖籍山东成武，出身于鲁西南的名门望族，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曾历任清朝驻美公使馆领事、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农商总长、署理国务总理兼教育总长，并一度摄行大总统职务。他在近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任职种类之多、职级之高，在整个民国时期很少能有出其右者。从1912年3月至1927年6月，北洋政府在短短的15年之内先后更换了35届财政总长和7届代理财政总长，在如此众多的财政大员中间，周自齐被公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理财高手。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筹集复辟帝制所需要的大量经费，亟待革新财政，

建立新的财政管理体系。他在1914年2月6日发给各省都督、民政长、巡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和国税厅的电令中明确表示：“民国缔造，基础方成，将来之存亡生死问题，厥推财政。”为尽快实现整理财政之目的，袁世凯在电令发布三日后的2月9日，将亲信周自齐由交通总长调为财政总长，周氏自此得以插足财政、交通两界，成为北洋政府中炙手可热的重量级人物。周自齐在一年零两个月的财政总长任期内，不遗余力地帮助袁世凯政府整理财政，广开财源。有数据显示，周自齐第一次担任财政总长的1914——1915年期间，是北洋政府时期少有的财政状况较好的年份，中央的财政收入出现了极为少见的盈余局面。这固然与此时袁世凯的集权统治已进入稳定状态有关，但周自齐在其中的贡献显然不容小觑。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指出：“财政部在周自齐领导下，部务办得有了显著改进。”当时的《时报》也载文指出：“数月以来，财政大有起色，周君介于上下之间，以总长之荣名博干能之美誉。”

1912年12月，北洋政府财政部颁布的《整理财政总计划书》提出，要克服财政困难，既要借鉴西方经验，又要广开税源。但我国现有税目，“其课税物件非集注于生产机关，即集注于消费物品，此等经济思想犹是欧洲十九世纪上半期之时代。”因此，该计划书提出“今欲更新税制，非采用最新之思想及最近之学说，不足以剂租税之平”。按照这一思路，周自齐接任财政总长后，首先致力于整理由前清沿用至今的一系列旧税，并成立“整顿旧税所”作为专设机构，直辖于财政部。其主要职责，一是调查现有旧税的种类及收入总数并分析其积弊原因；二是规范管理办法，杜绝各种不法行为；三是协助各省长官解决征税困难，并负责各省征税官吏的考核。该所成立后即开始着手整理旧税，因“我国旧有之税，向推田赋、厘金、常税三种为大宗”，所以整理旧税也是以三大税为主。据民国时期财政专家贾士毅所著《民国财政史》统计：1914年，周自齐通过整理田赋增加收入562万元，通过整理厘金增加收入3865万元，通过整理常关税增加收入627万元。

在整理旧税之余，周自齐也积极开征新税，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与“整顿旧税所”相并列的“筹办新税所”，在充分“调查各种课税物件及将来征收之难易和多寡”的基础上，将印花税、营业税和通行税作为新增税种。在三种新税中，周自齐对于开征印花税最为重视，为确保该税的正常征收，他于1914年12月21日专门颁布《稽核印花税办法大纲》，决定在财政部设总稽核员一人，股员六人，将全国27省区以及各地的盐务机关、海关、常关征收局分隶于三股稽核。1915年1月周自齐又以保障印花税罚金的执行为由，咨文内务总长朱启钤，专门制定执行规则，要求转饬京师警察厅和各省警察官厅遵照办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周自齐通过施行新税，为北洋政府累计增加收入逾6000万元之多。

3、杨度(1874—1931)

杨度，原名承瓒，字晳子，后改名度，号虎公、虎禅、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省湘潭县石塘乡姜畲村人。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以问答式的对话体，阐述了“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核心观点。他大讲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他强调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正合袁世凯的心思。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经夏寿田秘密转呈给袁世凯，袁阅后极为欣赏，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并把它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而且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匾额赐赠杨度。后来，杨度为了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想，出马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杨度自己，总共六人，建立筹安会，被时人称为“洪宪六君子”。杨度接连发表文章，掀起了所谓讨论国体推行帝制的轩然大波。为袁世凯帝制出了大力的杨度，坚信自己将是“中华帝国”的首任宰相，相传曾派人到法国巴黎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

6月6日上午10点40分，一代枭雄袁世凯在忧愤中死去，终年57岁。据传，袁世凯在弥留之际，咬牙切齿，怪声高叫：“杨度误我！”次日，杨度赴府吊唁，激于此种传闻，有感而发，挥笔写就一副挽联，挂在袁大总统出丧灵棚中，明是吊唁，实则申辩：“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因为袁世凯在洪宪告败的第一时间销毁了大量帝制文件，且他又有神秘支配“特支费”的习惯，而且，帝制行径做为一种突发事件并不载入财政部预算和帐目中，所以，对于帝制活动的具体花费和具体来历，仍然难以明细罗列。坊间的一些推断，总有夸张与估测不实之嫌。不过，正是因为这类难以预估和预算的偶发支出，让民国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预算表增添了许多的不可信。糊涂帐项的北洋政府，正与光导陆离的北洋政局一般，充溢着乱糟糟看似清楚又迷糊的不可知性。研究这一段的历史，也便不得不受到那许多似是而非、习非成是的史料的忽悠，而必须凛然提高自己的警惕。

譬如这袁世凯称帝，便远没有坊间七嘴八舌所言及的那么简单、单线条、毁誉清澈。袁后诸君，是否真的比他更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明察秋毫治术高超，却也成疑。睹共和后的诸般乱象，也确实不能断然否定老袁头的三二遐思。

我曾于某年到过袁林，慨叹过这位洹水钓叟的奇诡人生。当此洪宪闹剧上演一百年、同时也是一代总统袁世凯君逝世一百年之际，特编组相关材料，纪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