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里的税收美政

农业社会下中国历代的每一次所谓“盛世”，总有一些税收美政的影子在其间荡漾着。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情况下，终于可以有余裕在一定的条件下“还税于民”。毕竟，因为涉及到对本来就很贫乏的耕织资源进行主要是由政府说了算的强制分配，税收几乎成了联系朝廷与百姓、官方与个体、公卿和寒室最为敏感的一个方面。而比之于轻徭薄赋更大力度的蠲免钱粮，足以让以农民为主的纳税人群体为之大大地雀跃一阵。因了这一点，历代的蠲政，总会被人们目以“美政”而投以莫大期许。

清朝是中国历代蠲免政策执行最为彻底、数量和力度都达到历史高峰的朝代，其蠲免项目主要有普免、灾蠲、欠免、恩免等形式。从蠲免对象看，又有免逋欠、免缓征、带征、免加征、免本年钱粮、免来年钱粮的区别。其中普免即在特定时段里免除所有特定税种相对人的纳税义务的作法，当为蠲免“恩政”之极。而恰恰是这样的普免，在康乾盛世就进行了九次，其中自康熙五十年起分三年轮免一周，共计免去各地当年额征赋税银27854169两，历年积欠银4210582两，两项合计“共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乾隆朝则进行了五次大的钱粮普免和三次漕粮普免，共计蠲免钱粮超过1.2亿两，粮1200万石。嘉庆元年（1796年）还有过一次普免，因彼时乾隆禅位为“太上皇”，仍可算作康乾盛世的余声。如此痛快淋漓的税收蠲政，足可以让康熙的诏谕“朕宵旰孜孜，勤求民瘼。承惟惠下新政，无如除赋蠲租”在百姓的眼中，不亚于范仲淹的美文“至若春和景明”了。

普免钱粮的作法不仅仅是盛世才有，它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盛世，呈现了盛世。作为一种友善爱民的信息表示，会让“民以食为天”的纳税义务人大大地缓和对政府因税收问题而积累起来的怨恨并有一些好感甚至感恩情绪油然而生。这也使得并不十分稳固的满汉联盟得到维系，使根深蒂固着的国家、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分配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淡化，从而确保了异族统治下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因蠲政的恩惠而暂时抑制、舒缓甚至消融、化解。人民安居乐业的表面图景，会让他们暂时忘却自己是任君王宰割的牛羊这一根本规定性。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逻辑下，蠲政也似一种“税式支出”或即时“补贴”，给当时的“三农”产生加油打气之功，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充实和巩固了王朝的农业经济基础。

康乾税收美政的原动力，得自于盛世帝王所特有的那种理性体尝。对于王朝兴衰之于税收的相互作用，康乾二帝洞若观火：“当民之初，取民有制，休养生息。至万历年间，海内殷实，家给人足。及乎天启、崇祯之际，加派繁兴，民不堪命，国祚随失”。基于这一认知，他们认为“蠲租为爱民要务”，“欲思民生乐业，比屋丰盈，惟当己责蠲租，百姓得沾实惠”，“藏富于民，经久不匮，洵国家之要务也”。作为对前朝具有“以省靡费”、“以杜虚冒”、“以省民累”、“以苏灾困”之功的蠲政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康熙和乾隆二君的亲民用心昭然可见，也让税收这种总以板着面孔的“公事”，欣欣然呈现“与民休息”的美景良辰。

税收蠲政密集于康乾盛世而不是其他时代，也是因为大清的政治肌体确实在这个时候发育到了最为成熟和健壮的中年。不论建有内惩鳌拜、外消三藩、北制俄罗斯、南降台湾郑氏集团的康熙帝，还是号称“十全老人”、自负建有“西师”和“南巡”两大事功的乾隆，都曾极富远见、智慧和运气地致力于大清江山的夯实和加固，并推出了一系列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有效举措，这使得他们最有条件和能力推行蠲政。仅从这多达九次的普蠲大手笔，康乾盛世便不是表面文章、虚假繁荣或花架子，而是实打实、响当当、不折不扣的硬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