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盛世之美

税收与盛世之美——以“文景之治”比附

长安城中，一轮太平盛世悄然登临。梳理着当年的材料和物证，便是史家班固也不由得喜形于色：“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先于他考究文景时代的司马迁，虽极力保持着严肃的情态，仍然不能无视此一时期在社会经济生活上的重大变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

尽管谥法中将文景二帝说得十分了得，所谓“经纬天地曰文”、“由义而济曰景”，从历代皇帝的诸项秉赋而言，二位都算不得上佳之主。好在刘邦在其死前就已经基本上确立了“无为而治”的立国思路，在“黄老之术”一度成为国教的气氛下，文帝只需“宽忍”，景帝尽管“遵业”，萧规大可曹随，正处稳定期和上升期的国祚便似乎可以在“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民之心”的状态下取得“因前王盈成而守”的“天治”。可恰恰是这样的无为而治，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市场经济和第一套自由经济理论。由于文景之治是自由放任，而汉代中国空间巨大，以致出现了市场均衡。又因政府任务小、支出少，赋税也便很轻。治与税的关系，在这里演绎得十分充分：无为所以轻税，轻税所以得治。

相对于那个自称“无赖”的开国祖先而言，文帝与景帝及之前的惠帝在继承了刘邦足够的幸运之后，都多出了许多的宽厚、仁爱、涵养和风度。而纵使是“妇人之仁”对于和平时期的君主也是优点，汉朝的天空下，因而出现了如后来亚当·斯密所推崇的由“看不见的手”发生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肥沃土壤。其实，远在刘邦初丧，那个心地狭窄且阴暗的吕后当朝之时，纵使祭出过要杀尽功臣以保小皇帝平衡过渡的尖刻想法，她的诸多念头在既定制度的框架下仍然难出宫门，刘邦时所订立的诸多禁忌已经放松甚至开禁。诸如不得衣丝乘车的商人，正被开放了山泽之禁，越来越发达起来。西汉的人口，也在刘邦时期就实行的“民产子，复勿事二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等税收奖惩措施下得到了长足的增加。

君王之仁体现在经济上，便是仁政。汉代初建，百废待兴。江山之残破惨不忍睹。田园荒芜着，户口减少着，人民流离着。一石米值五千钱的物价，足可以展示当时社会财富的衰竭之况。饥荒所至，人吃人的景象已经让人失去了最基本的廉耻和尊严。连皇帝也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文景富其仁，盗贼屏息。”正是在文景诸帝与民休息、刻意重农的努力下，民生逐渐改善，达成了“故建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的可喜结果。一首在白渠修竣后流传的民谣，很能反映人们在获得较好生产生活环境后的欣喜。该谣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可以通过物价体现出来：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

君王之仁体现在政治上，便是清明。文景时的清明，从恢复古典时代的征取狂人之言的亲策之道可知。文帝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异就移过于臣下。文帝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始有举贤良方正之政，其标准是：一、明于国家之大体，二、通于人事终始；三、能极言善谏者。其中文帝亲策求言的重点课题旗帜鲜明：朕之不德、史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宁。就是在这样的礼贤下士和不耻下问中，崇信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甚至“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等理念的底层知识分子如贾谊、晁错等脱颖而出。尽管这二人后来都不得善终，最终证明了专制下的清明总是打了折扣，但是毕竟，二人都以其符合古意的诤臣言行，成为文景之治的一个政治上的标志性风景：盛世诤臣，这是与衰世敛臣遥相对峙的两座文化品牌。盛世呼唤着诤臣，而诤臣也监护着盛世；衰世期待着敛臣，敛臣也强化着衰世。前者是佳话，后者是无奈。可是，不管君王的清明是不是彻底，他毕竟是古代社会中人人得而见之、敬之、膜拜之的最高楷模，他的一举一动必将产生足够绵延强烈的乘数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帝们的开明通达，便肯定地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晴雨表。

汉兴后“尽废秦之苛法”和“汉承秦制”这两种说法并行不悖地流传着，要求后人必须加以分析地予以置信。对于前者，相对于秦朝的严刑重敛，即李斯已经看到的“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以及陆贾所分析的“举措太众、刑罚太极”，西汉政府改弦更张，“反秦之弊”，变之于与其正好处于两极的“轻徭薄赋”、“约法省禁”，而这样的放松，必然会让当年已经处在紧绷绷状态的社会生产力，一下子挣脱缰索而自由驰骋开来。轻税之下的税源，反而因为税基的拓展和纳税人的心情愉快，不降反增。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能够为后来的“拉弗曲线”张目作证的典型事例。当税源残破到需要重新洗牌，一纸轻税的律令甚至直接地疏导了盛世局面的到来，这是不算上佳之主的文、景因其上佳之政足可以引致上佳之效的根本原因。

盛世之美，集中的体现在绾毂、纠结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利益分配的税收问题上。催生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轻徭薄赋，这盛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可喜看点也是轻徭薄赋。恰恰是轻徭薄赋而不是急征暴敛，在确保了初汉和平安定的同时，也缓慢但是扎实地为政府和人民积累起了可观的财富，这一些财富有望支撑着一个英明之主追求更高更强的盛世境界。也许就是从文景之治开始，税收之与盛世的这种逻辑和现实关系，就这样看似肤浅却又深刻地演绎着。

文景之治广为读史者所称道的美政之一，便是历代皇帝的一次次降低赋役负担，“蠲除苛烦”。如果说文帝二年（前178年）和十二年（前168年）分别两次的“除田租税之半”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已经让时人和后人颇为惊叹的话，始自文帝十三年、连续十二年之久的全免田租之令便简直可以让人拍案叫绝。已经十分节俭的文帝们，宁肯采取贵粟、卖爵、入谷补官、赎罪、募民入奴婢等方式汲取并不需要很多的治国经费，而要给百姓减轻那些已经足够减轻的税收负担，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需要或亲民姿态，而焕然而成一种具有道德教化意涵的明君形象。在西汉税制的其他方面，赋役负担也在次第地降低着。算赋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80钱并在特定时候到过40钱，徭役则由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1个月）。景帝二年（前155年）则又把秦时17岁始“傅”即给公家服徭役的年龄要求改为20岁。

东西大国相映成趣：汉文帝十二年即前168年这一年，西汉政府免租税之半。大胜马其顿的罗马也宣布免除市民直接税。

赐民爵的恩宠也时时地加于百姓，这是秦汉最常用的“惠民”工具。可这种待遇真正要发挥出纵深效果还有赖于买爵。因为秦汉都规定“吏民爵不得过公乘”。而只有过了这一级才会享受免役待遇。

对各项生产要素进行的鼓励措施，也属于税收支持经济发展的范畴，因为每一项受到税收政策激励的经济事业，都构成着税源的外延。在农业方面，文景之治中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在工商业方面，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占据一定收入比重，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为了积累以后可与北胡抗争的实力，文帝时就有了“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的税收优惠措施。

一批前朝故吏的加入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汉承秦制”成为可能。比如萧何，比如张苍。二人都来自前朝体制内，凭着从跨越两朝而得的特别机缘，他们分别在不同的位置上为西汉税收的继往开来，奉献了具体而且到位的贡献。曾任秦沛县狱吏的萧何，是辅佐刘邦起义的第一波成员，并在后来纵论“元功十八人”时奉为首功。攻克咸阳后，他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确定国家财经政策大有益处。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数战数败的刘邦居然战胜七十余战无败绩的项羽，充当了坚实的后盾。萧何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制定了律法共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使法令更为明简。张苍曾为秦时计相，又作汉时丞相，其援引取舍不可小视。二人承上启下，滤优汰劣，完成了秦汉帝国这第一轮中国大一统的制度兴革。而文景之治的成功，美誉流于千载，成为历代治国守成的典范。

然则文景之治依然让许多读史者感觉不过瘾、不到位甚至不舒服，则何也？盖一国之生存诉求，其最基本的是王朝的安和政府的富，而这一些，文景时代都做到了。可安和富如果是在十分局促甚至内忧外患的状态下实现的，它充其量是“偏安”和“窘富”。在有着四夷尤其是北方强悍民族虎视眈眈而境内各类豪民不佐县官之急的情势下，汉朝的安和富每每是在特别不牢靠甚至特别丧失尊严和国格的情况下实现的，如此低境界的盛世，又怎么可能是一个大国满足的呢？恐怕，即使是在文景时代本身，已经有着许多人（比如李广）跃跃欲试着，期望在国力丰盈之时，向着国家的更高诉求挺进。而这样的诉求则包括：相对于国内各大利益集团而建立起来的“贵”、相对于粗疏质朴的社会风俗及典章制度而言的“化”、相对于四向万国的“强”。在这五大诉求中，“安”和“富”可能是静态的、保守的、偏于儒家的；“贵”、“化”、“强”则是动态的、激进的、偏于法家的。静态与儒家主张的盛世讲究的是内敛式的小富即安、小国寡民的“安”和“富”；动态与法家推崇的盛世则强调在开疆拓土、万方来朝的“贵”、“化”、“强”。二者都有着各自的致命伤。无论是以岁币求和平的王国还是以征伐求广域的帝国，都表现为明显的税收关系。儒家眼中的盛世貌似很道德但很局限，稍有领土扩张即被称为穷兵黩武，略有建设项目即被称作大兴土木，在理财上有所建树就贬之为横征暴敛、头会箕敛，在花费上有所逾制即被认为是穷奢极欲。而法家则又过分注重君的感受而忽略民的感受，其为着实现国家大政而对国家资源的掠夺和浪费都是空前的。前者如文景之治，是以屈辱求和为代价的；后者如汉武盛世，则是以国内资源搜刮殆尽为后果的。毕竟，“殖民”作为一种税收边界的扩张行为，并不必然带来税基和税源的扩大。一是劳民伤财，二是羁縻怀远，都可能体现为财政上的得不偿失，而且操作不当就会因为对社会财富的过分集中和侵犯而“重蹈覆辙”。这也是文景之世虽称盛世却有几多小气、而汉武当国虽称“极盛”却每每难以为继甚至盛极而衰的原因。以此考量中国农业社会下的所谓“盛世”，它也是一个变化着的梯次过程：从有限的繁荣到极度的繁荣再到由盛转衰，亦如白云苍狗，紫衣罗裳尽浮华。

由此而论，文景之治仅仅是奠定了西汉的盛世之基，其全盛之时，却是在十六岁登基、君临天下五十四年、因追求强国之梦并手绘了强国之图而名垂青史的汉武帝时期。而文景之治这个“体”也只有经历了汉武帝的“用”之后，大汉天下实质意义上的盛世，才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文景至于武帝，近百年的绵延盛世，从此成为中国历史、西安建都史的一个标志性形象。当其时，“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