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税务筹划最终失败的另一大原因是没有构建完善的税务筹划的“证据链”，当面对税务机关的调查了解时，提供不出相关的证据材料，或者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缺少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最终面临纳税调整，甚至引发行政、刑事责任。

税款滞纳金的加收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还是应适用《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税企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议，学界为此也讨论颇多。

一年年终，对于企业涉税事项的处理是一个重要的时点，需要处理好一些特殊的税务风险。

本期华税以股权交易主体为基点，对不同主体股权转让所得纳税地点进行梳理，以飨读者。

由于“变名销售”的行为无法充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对行为人不应以本罪论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变名销售”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对于“走出去”企业而言，华税建议，应当合理安排企业的各项交易行为，构建合理的组织架构使其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增强纳税遵从度，以减少企业的税收风险。

对于同一个违法行为，当税务机关移送公安机关并立案，司法程序启动后，税务机关还能否就该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本期华税律师与您分享一则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发布的指导案例，共同探讨上述问题。

本案二审法院将没有预测到政策的变化归咎于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有失妥当。尽管契税补贴政策稳定性低，且还存在与税收法定原则相冲突的情况，但作为一项抽象行政行为，应受到行政法原则的规制，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和信赖保护原则。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税总发〔2017〕101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主要任务和要求，本期华税律师就其中的重点内容进行解读，以飨读者。

由于地方政府在作出违法税收承诺行为的事实中存在一定的过错，对于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纳税人在享受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时务必关注其合法性风险，以免产生不利后果。

企业在熟悉相应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对省级土地增值税清算的操作标准及相应的操作细则认真研究，解决清算实践中的现实问题，避免涉税风险。

实施股权激励后，除了企业经营、市场等因素引发股价的变化外，最受关注的就是股权激励中个人所得税的处理，高额的个税势必抵消激励的效果，因此，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应该充分关注其中涉税事项的处理。

《税收征管法》很明确的规定了偷税的客观手段和行为后果两个构成要件，但是对于构成偷税是否以“主观故意”为要件，却未能予以明确。

多数法院及税务机关的观点认为，《税务检查通知书》、《调取账簿通知书》等税务稽查程序的开始即可认为税务机关已经发现，以该时间节点距未缴或少缴税款之间的期限判断是否超过三年或五年。

在纳税争议案件中，纳税人逾期未缴清税款并不直接产生丧失复议救济权利的后果，如果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但仍然能够缴清税款、滞纳金，且其所提请复议没有超过申请时限的，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税法意义上的计税基础指的是资产在计算所得税时的价值。计税成本并无标准的定义，税收文件中多侧重从税收核算角度，似有意与会计成本相区别。

对于该部分内容应当予以规范，明确通知中存在纳税争议时的救济方法与途径，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确保法律系统内部的协调统一。

本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未对拍卖公告中的税费承担条款发表实质审查意见。实务中，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均出现大量因税费承担约定产生的纠纷。因此，买卖双方均应当审慎考量税费承担条款带来的风险并合理应对。

在实施股权交易前，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内部的税务部门，另一方面可以借组外部的税务律师的力量，通过改变投资主体、企业架构、交易形式等方式，结合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件中涉税条款的筹划，在提高交易税务成本确定性的同时，争取最大的税收利益。

为了降低和避免不必要的税务风险，个人股东应该高度重视股权交易中的涉税问题，同时，在进行股权投资时，即应就投资形式、投资主体、设立地点等开展相关的税收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