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金融监管——我们学到了什么?

编者语：

我在2009年写的这篇文章，主要从监管角度对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度反思，在当前我国重塑监管机制的背景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金融行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中，我国需考虑建设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保障监管体系适合国际金融的发展变化；落实监管要求时，针对不同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组合，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来加强资产负债表的管理；鼓励金融创新，但更需鼓励发展金融产业的基础设施；坚持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同时要求金融企业重视风险信息披露。

第一次写文章不敢下笔。这个题目，想了很久，在脑里写了好几次，但都需要推倒重来。金融业最近这段时间的发展让我感到思考的辛苦。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对金融市场和市场的风险进行重新分析和评价。我们学到的也需要重新评估。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金融业发展，国际金融形势迫使我们在这一阶段上停下来，思考规划我们的战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是非常有益的。而且，我们没有在美国、英国为首的金融大国所犯的过错中走得太近、跟得太远，我们的损失还是可以控制和承受的。因此，我相信这场危机给予我们的机会多过产生的危险。

没有先后顺序，我在下列几个方面，谈谈我在伦敦所学到的和我的看法。

监管架构与“铁三角”关系

监管的两大主题就是规范业务行为和落实审慎监管原则。在当今金融体系中，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虽然处于不同的金融分部，但它们和监管主题的联系是一致的。消费者无论是与银行、保险公司还是和证券公司进行的每一笔交易，它们的经济影响和社会效果是一样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分业监管(将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分离)的监管模式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包括被监管者可能钻监管分离的空子，监管力度在各行业并不一致，而且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面对不同的监管者会增加财务和管理成本。美国目前正在反省这种做法，认为英国的统一监管的模式更有利于建设国际金融体系。

我国目前采用分业监管的方式，这在现阶段是适合的。在金融监管方面，我国刚刚起步，监管部门的领导主要来自金融实践部门，通过学习国际经验，我国在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和国际化的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过后，我们必须从他人的过失经过反思后吸取教训，引以自用。我们需要在金融行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和规划中，考虑建设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保障我们的监管体系适合国际金融的发展变化。

在金融监管架构下，还有一个“铁三角”关系必须建立，它们是金融监管部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这一次的危机考验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应急和领导能力。提升“铁三角”关系的协调能力，对出现的危机作出快速和有效的反应有着重要的作用。解决金融体系的问题，仅靠一家政府权力机关是不行的。即使在经济运转正常时期，这三家权力机构也需要协调，为金融体系提供清晰和不重复的指导。我们国家并不是只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才进行权力机构间的协调，而是在平时就保持密切的协调机制。例如，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是“铁三角”力量的推动和实践。今后在金融体系统一领导方面，这种“铁三角”的协调和执行力还要继续提升。

资产负债表管理

金融企业非自然终结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癌症”，即资产质量问题；一个是“突发心脏病”，即流动性问题，金融企业的生命线出问题或“血液”不够。这最终归结为资产负债表管理。资产负债表的三要素是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资产问题是个老问题，主要是资产质量和可变现能力。流动性不仅是单个金融企业的问题，还涉及整个金融体系。所有者权益在金融企业中的体现就是在伤害到公共大众(如存款人)前，股东有多少资本可以垫底。

过去的数十年，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而且有些国家的储蓄率很高(以中国为领先者)。因为汇率及其他政府政策，这些国家的外汇储蓄都偏好投资在定息产品上，特别是投资在美国的国债和国家机构担保的金融债券上。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英国等国家获得了实际利率很低的资金。充裕的资金推动了这些国家的信贷扩张，表现在房产抵押贷款上，金融机构放松了借贷标准，鼓励消费者尽情享用和提前享用。所以，许多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堆积起了不良资产。

另外，金融市场上的可投资资产不多。由于资金追逐较高的回报，这些逐利的投资者往往为了几个点的差异，在市场上寻觅投资回报过程中放弃了风险管理的原则。在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上，金融企业忘记了基本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认为水阀一直会开着。可是，一旦水阀关上了，这些企业没有任何后备的融资渠道，所以不能支持其拥有资产负债表上的“持有至到期”资产或其他没有活跃市场的资产。

还有一点，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的互相不信任也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对很多创新的金融产品的怀疑，金融机构互相也对其资产负债表产生怀疑。银行间的融资成本上涨，突然出现了银行间的“信贷紧缩”。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是产生在金融体系内部的危机，外围的宏观经济不是动因。

在这种情形下，资产负债表的压力直接就落到了所有者权益上。所有者权益，即资本，是金融企业的基石。金融企业依赖资本来投资风险寻求回报。在银行，资本还要保护存款人。审慎监管要落实的就是银行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损失，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根据《巴塞尔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可分为一类核心资本和二类资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指的是做100元风险资产的生意，银行必须有8元资本金作担保，这是12.5倍的杠杆率。一般情况下，一类核心资本充足率要达到4%，这是25倍的杠杆率。在有的情况下，国外银行使用了50%的“复合资本”，即一类核心资本充足率只有2%，达到了50倍的杠杆率。在越来越动荡的金融市场中，如果银行只有2%的资本，又如何能够抵抗资产减值和流动性紧缩对资产负债表的冲击呢？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许多“特殊目的实体”和“特殊投资实体”露出了真面目，人们称之为“隐形银行”。这些“隐形银行”，用发行商业票据等短期融资的手段，吸引资金，投放到长期资产中。在学术上，这是“骑”在利率曲线上，赚取短期融资成本和长期资产回报的利息差，这与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完全相同。但是，当市场不能提供短期融资时，这些机构就必须以清算和破产来偿还借款人。

审慎监管就是要求金融机构有充足的资本准备。美国投资银行改变注册为银行控股公司的根本就是要其在资本管理上接受监管。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非常深刻——资本监管宁可从紧。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我们相信在未来落实监管要求时，针对不同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风险组合，监管者会要求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来加强资产负债表的管理。

鼓励金融创新

在今天的社会，金融产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没有金融行业，人们无法储蓄，无法支付，无法为未来做计划。金融创新，主要是让愿意投资风险的投资者，尽快有效地找到投资的对象和产品。而需要资金的企业家和“最终用家(如消费者)”也可以利用最有效的途径找到资金。金融创新的目的是要在金融体系内减少风险。例如，资产证券化。利用资产证券化，金融企业可以将原来必须放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通过重新打包，将风险进行分类，出售给各类风险偏好的投资者。这样做可以减少原来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集中度风险，而投资者也可以获得多种渠道的风险投资产品。

过去的十年中，一方面，市场上具有充裕的剩余资金在追逐投资产品；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行业中很多资产被证券化。而已经证券化的证券被一次又一次地打包、分类和切割。最后，对这些产品的风险没有人能解释得清楚，因为它们离经济现实越来越远。

我是非常支持金融行业创新的。作为会计师，对最复杂的金融产品我也不害怕，因为最终它们要反映现金流。但是，现在的许多产品，不是反映实际的现金流，而是反映被重新设计的现金流，这种设计中充满了假设。当现实经济条件和这些假设相背离时，这些产品的价值就很难衡量。

我们要认识到，在金融市场上我们是小学生，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我们鼓励创新，但更加需要鼓励发展金融产业的基础设施。

比如，支持银联支付系统建设。外国人笑话中国人没有支票账户。但今天，在银联支付系统的支持下，我们需要支票账户吗？银联支付系统实现了电子划付的功能，可以减少金融犯罪，减少资金在途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对中国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还有，我们国家简单的银行监管原则，在这次危机中也发挥了作用。有国外金融家问我，这次中国金融企业的损失有多大。我说至少我们的银行损失不大。因为我们的银行在业务范围上接受监管，它们一不能买股票，二不能买房地产，它们的资产比较简单，受这次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波动的影响不大。试想，如果允许中国的银行在其业务范围中可以买卖股票，可以买卖房地产，我们的银行能保护好存款人的资金吗？这一条简单的监管原则就为稳定中国金融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专业的监管机构和队伍是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国家必须加强对金融监管的投入，吸引和保留最好的金融人才。

我们要重视信贷文化建设。金融体系中最古老也最难评估的风险是信贷风险。约翰·穆迪说过，信贷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信心)。我国的企业和个人信贷文化建设任重道远。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是公有分配的。企业争的是上级单位划拨，争的是资金计划，资金是免费的，甚至可以不偿还。现在资金是有价格的，借钱是要偿还的。还款不仅要有能力，而且还要有意愿，因此，借贷双方都必须审慎。这种审慎就是信贷文化。支持建设审慎的信贷文化需要资信体系的支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贷款登记系统，将所有的借贷人的信息都集中起来，避免借贷者钻空子，过分杠杆借贷或不愿意偿付贷款，使金融体系中的放款人能惩罚这些不诚实者或允许冒险者失败破产将对中国的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保护消费者公平也是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主题。从投资股票，购买保险到银行储蓄，消费者知悉其涉及的风险吗？加强投资者教育，提升公民的金融知识和他们的财务能力与公民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形成，但他们对财富的认识还很缺乏。我们必须将保护消费者公平列入金融监管的工作目标中。前面所说的中国银联，作为重要的支付系统的承担者，应该纳入银行监管中，接受监管，既可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监督维持支付体系的稳定。

审慎对待市值会计

会计在从收付实现制进步为权责发生制后的最大发展就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即市值会计。在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大部分金融资产和负债依据现在的会计原则，都要按照其市场价值计量。而市场价值反映的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从历史成本包括摊余成本的角度看，会计反映的仅是历史成本，它们计量的是已经发生的流出企业的经济资源。这种计量方法比较容易，至少它的数据是可以确定的。然而，在当今迅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中，这些信息与经济决策者的相关性比较差。它不能反映金融产品未来现金流及其对持有人的价值。

因此，会计准则制定者开始引入反映未来现金流的现值的公允价值概念。但要反映未来，谈何容易？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除了现金流量外还存在的其他价格变动因素，都使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困难。例如，未来是无限期的，折现的利率有许多干扰因素，现金流本身有不确定性，因此，它的价值的变化很大。所以，体现价值变动的利润表的波动性也很大。而现时一个企业利润表的波动又一次形成了另一个企业未来价值变动计量的基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成了金融资产估值下滑旋涡的加速器，是价值减少还是预期悲观，两者很难区分。市场定价变得很不清晰。

另外，仅有公允价值的会计信息显然是不够的。历史成本会计信息是过去的，向后看的，是“倒后镜”。今天的公允价值的信息是向前看的，是“望远镜”，是金融市场天气预报的概率计算。所以，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同时，需要充分的风险信息披露来协助达到信息披露和市场知情的目标。披露风险信息是揭示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风险预报的信息接受着市场和时间的检验。相关风险计量的参数、指标也被检验，因而市场价值和风险信息被校正得更准确，从而在会计上，企业可以积累更多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和信心。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还没有累积这样充分的信息，也没有遇到过这样颠覆的市场，因此，不明真相的观察家把估值的难度带来的困难指定为市场作乱的因素，实在是不明智的。

公允价值的确定需要很多专业判断。判断的起点必须建立在公正的态度上。我们的市场不成熟。市场上缺乏这样的态度和监督这种态度的机制。在公允价值计量上，目前财政部采取的态度是审慎的不允许，例如在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方面，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适用度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从紧许多。我相信这种准则制定者的态度适合我们的市场环境。

市值会计肯定是未来的方向。但在目前，我们需要审慎对待。在支持市值会计的同时，必须要求金融企业重视风险信息披露，通过参与国际金融市场，逐步累积市值会计与风险管理信息。

结语

反思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我的建议是动用人才，重新审阅和制定我国的金融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把金融体系的改革，从继续进行金融企业改革，延伸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加强金融监管的投入和在适当时机建设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鼓励金融创新，坚持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但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宁可保守做简单的有信用的金融生意，宁可从紧遵守稳健的会计原则。我们还需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对一个拥有大量中产阶级群体的国家来说，提升公民的金融知识和他们的财务能力与公民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完）

这篇文章摘编自吴卫军于2017年撰写的《走在会计发展和银行改革的前沿(第二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