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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銮殿上策动的税制兴革

李胜良 / 202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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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税收史
  • 税史勾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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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声明:本文由会说作者撰写,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中国会计视野。文中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感谢原作者。
    改定本2020年9月21日发表于《中国税务报》经济社会专版《故宫六百年》专题

    把一部中国古代税制发展史摊开了,分明就是庙堂与江湖的心理、行为、情仇交互。最高的庙堂在金銮宝殿,最远的江湖在穷乡僻壤。庙堂虽高,率土之滨皆在掌控;江湖虽远,“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和平年景下,庙堂自是居高临下的使动者;乱世纷纭中,江湖又是当仁不让的说“不”者。金銮殿的主人总是努力维持着安民富国、强兵三大诉求的并重,可这三者在很多情况下又是难以兼顾的。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博弈上的均衡,在中国古代王朝的五世循环中,通常只限于初世和盛世。衰世的社会矛盾已经激化,中兴的社会裂痕略作修复,末世的社会肌体已经糜烂,都难再叙旧好。

    金銮殿上,一项项国策钧命在这里发布。举凡漕政、盐政、茶政、马政、榷政、屯政、仓政、矿冶、织造等关乎税制的取弃兴革也自这里策动。反映为中国皇权专制时代同时也是华夏农耕文明的税制架构变奏曲也从这里奏响。基于国家“维正之贡”的321趋简线路款款而至。美轮美奂的唐朝贡献了其中的二个,那就是特具古典意涵的“租庸调制”和颇富权变色彩的“两税法”。因为轻武而致文弱的宋朝和因为睨文进而文衰的元朝只是因袭那操作上甚是灵便的两税法,直到距离唐德宗八百年后的明万历时期,才有了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随着张居正的被清算和明朝的灭亡,此法渐渐破败紊乱。清顺治帝再启一条鞭法,康熙帝强调丁额固化,雍正帝厉行摊丁入亩,可以视作对明一条鞭法的继承和深化。吴慧有诗:“条鞭法立启摊丁。”说的就是二者关系。明清是中国皇权专制的烂熟期,自然也承担起在税制结构上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变轨。

     

    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恰是中国古典税制的终曲。它代表着中国古代税制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赋、役合流。明一条鞭法讲“量地计丁”,清摊丁入亩说“以粮载丁”,一脉相承。从贡助彻开始,中国古代的税制结构便是赋、役并行,很多情势下甚至是役重于赋,役法比赋税、征榷更复杂。小农经济下老百姓未必有很多的剩余产品,可他们的力气、手艺却是现成的。可让一个精壮劳动力一年拿出相当时间去为国家当差,总还是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生产活力。商品经济成熟了许多的明清两代,坚决地贯彻力役征银、随田起丁,吻合于唐宋以来的税制改革倾向。尤其是摊丁入亩,既回避了丁役无着的征管难点,又减免了那些失地农民的税收义务,让他们不至于逃亡。这同时降低征管成本和奉行成本的改革,“民自乐于征输,官不劳于督理”,不能说不是明智之策。可田多富户的税负却提高了,他们和他们在官场、舆论场上的代言人必然极力抵制,改革阻力之大,我们在相关的电视剧上就能体会。历朝历代中后期都会发生的土地兼并狂潮,让几多士绅都成了擅长诡寄逃税的大地主,比如明朝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丈量田亩暴露了他们的实际家底,赋役改制又让他们多担丁税,这割肉锥心之痛如何甘心承受?一条鞭法得遇海瑞、张居正这样的狠茬,摊丁入亩仰赖于雍正这样的铁腕和田文镜、李维钧这样的干臣,便可以理解了。有趣的是,我们在小说和在电视剧中耳熟能详的张居正、田文镜,分别发出过这样苦口婆心的官宣:“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丁、粮同属朝廷正贡,派之于人与摊之于地均属可行,然与其派在人而多贫民之累,孰若摊在地而使赋役之平?”民间也有类似的倾向性说辞,说是“吏无巧法,民鲜危役,阖境帖然,如就衽席”,算是对政府站在小民立场上的欣喜和声援吧。

    明清两朝,是可以比肩西汉的税收美政绽放期。紫禁城里的金銮殿,一次次升腾起绚丽的彩虹。在中国古代,最受纳税人雀跃涕零的税收美政是蠲免,最为登峰造极的蠲免是普免,即全国性就特定时空特定税类无差别地尽数免除,“率土黎庶普被恩膏”。朱元璋曾经有过洪武十三年尽免天下田租和洪武二十八年“永不起科”的豪举,对他奉若圭臬赞之“治隆唐宋”并笃信“蠲租为古今第一仁政”的清康熙帝如法炮制,一面推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皇家承诺,一面自康熙五十年起分三年轮免一周,共计免去各地当年额征赋税银27854169两,历年积欠银4210582两。他的孙子乾隆帝心领神会,在其执政的六十年中先后发起五次大的钱粮普免和三次漕粮普免,合计蠲免钱粮超过1.2亿两,粮1200万石。如此大气磅礴的还税于民,只能产生于海宇清晏、天下平安的盛世,即如西汉的文景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尤其难得的是,清朝这个所谓的征服王朝、异族政权,却是对中国古典税收文明颇具心得的统治者。历史上不过十余次的税收普免,在清朝就践行了九次之多!饶有趣致的还有,汉学精湛的清代诸帝每有憧憬征纳和谐相处的诗句,人们印象中刻板冰冷的雍正帝就写过这样一首:“勤劳临岁暮,入囷及良朝。墉栉宁奢望,储藏幸已饶。赋完农有暇,门静吏无嚣。苫廪牢封固,无虞雨雪飘。”

    与康熙新丁不赋、雍正摊丁入亩的改革解除了对人口的制约有着直接联系,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压抑的人口数在清朝得到大规模、高速率、井喷式、盛况空前的释放。明朝全盛时不过6000万人口,到了康熙年间的1684年突破了1 亿,乾隆年间的1742年跨过1亿5千万,1762年迈入2亿,1790年挺进3亿,道光年间的1834年直上4亿。虽然新增人丁未必直接产生税收,但劳动力总还是富于活力的税源因子,随时在诸多领焕发税收由头。赋役改革刺激了人口增长,虽然也伴生着治理上的隐忧,毕竟在史上传为美谈。

     

    也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值得称道。清史上有所谓“雍正年间无清官”的说法,就与清廷对一项附加税的处置相关。税粮与税银的存储镕铸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的损耗,比如鼠耗、雀耗、火耗等。为确保国家税收足额上解,地方征收时便量加耗羡。为着弥补俸禄微薄、经费不足和上贡所需,加耗这种可以理解的事体越来越不能容忍,有时达到正税的一半,甚至超过正税。康熙时就有人建议把耗羡以较低的比例征收并归入国家,即耗羡归公。康熙认为这是加派行为的合法化,断然否决。到了雍正当朝,他认为与其放任暗取,不如干脆明征;与其迁就地方官员营私中饱,不如交由国家统筹。耗羡归公后划为公费银和养廉银,前者补充办公经费,后者贴补官员俸禄。把基层墨吏未必人道规矩的操作上升到金銮殿御旨,这种号称“无害于苍生、有补于吏治”“上官无勒索之弊,州县无科派之端,小民无重耗之累”的改革,总还是大损清誉。

    国之将亡,必出苛税。而重税从来都是打破庙堂与江湖政治平衡的致乱因素,多少以抗税为直接缘由的“纳税人暴动”都因此而起。一个朴素的理念亘古绵延: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决死。

    明朝末年的矿税之祸、三饷加派和晚清的厘金四出便是这样的亡国之音。一水太监出得宫来,名曰开矿兴税,实则“矿不必穴”,“税不必商”,夺民之田以为田、夺民之居以为居、夺民之利以为利,惹恼了以葛成为代表的纳税阶层,于是“民变”在各大城市里纷纷闹将开来。民心竟是如此地倾覆,居然把“杀税官”这样的暴力行径传颂为佳话:“税官来,百姓哭。虎负嵎,猱升木。壮士来,中贵走。十二人,三授首。欢乐崇朝不及夕。倏忽头颅已狼藉,投畀鸟鸢乌不食”。

    三饷加派逼反了王嘉胤、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一众陕西汉子,明朝江山终至万劫不复。一首《三增赋》很能揭示税收与造反间的不对称关系:“逋赋蠲,百余万;新赋增,五百万;张布恩,李布怨,四十年间舒惨变。辽东瓜期悬士心,海内菜色见民面。三厘复三厘,刮骨且疗饥。啖石啖矢君不知,转瞬闯王起潢池。”

    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应运而生的厘金后来繁衍成了一个关卡林立、税旗纷飞、无物不厘、无关不厘、系统庞杂、各行其政、名目繁多、层层加码、标准凌乱、税率攀高的恶税。胡林翼的初衷倒还可以接受:“天子何思伤民财因小丑猖狂扰兹守土; 地丁不足济军饷愿大家慷慨输此厘金。”李鸿章的说法已经有些混账:“与其病农,莫始病商,犹得古人重本抑末之义。”可本是商税的它,却无度扩张,就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贵州也不放过,终于惹出了宅男郑珍的《抽厘哀》:“东门牛截角,西门来便著。南门生吃人,北门大张橐。官格高悬字如掌,物物抽厘助军饷。不论儳絘十取一,大贾盛商断来往。一叟担菜茹,一叟负樵苏。一妪提鸡子,一儿携鲤鱼。东行西行总抽取,未及卖时已空手。主者烹鱼还瀹鸡,坐看老弱街心啼。噫吁嚱!贸束布者不能得一匹赢,售斗盐者亦不得赢一升。厘金大抵恃商贩,欲入闭门焉可行。村民租铢利有几,何况十钱主簿先奉己。纵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饲尔饿豺以赤子。害等邱山利如米。呜呼!贯率括率有时可暂为,盍使桑儿一再心计之。”

     

    成也税收,败也税收。以苏、松、常、镇、杭、嘉、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从唐朝始就成为财赋重地,税收负担也一向较重。明清两代的明君贤臣,一直致力于为江南减负松绑,激发其更大的劳动生产率。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江南诸项赋役改革的集大成。税制的利好,也为江南渐渐孳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提供了湿润空气和肥沃土壤。可是,当那些末世税收如洪水猛兽般扑来,它便很轻易地被扼杀。何况厘金还对外商半征,民族工商业的举步维艰也便注定。良税恶税,似在一念之间。金銮殿上的宸断,也不见得天纵英明。

    特别情形下,金銮殿的主人也是身不由己。鸦片战争后,大清渐成半殖民社会。因了门户开放而丰裕起来的进出口税源藉由海关征管。而海关总税务司,却始终由洋人担当。与慈禧老佛爷同龄的英国人赫德,甚至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45年。晚清收入栏上,关税、厘金、地丁钱粮、盐茶课税等量齐观,诸多税制决策却并非出自皇权的乾纲独断。

    话又说回来,金銮殿只是皇家决策枢纽的代名词,现实中的大政方针运筹与发布之所,未必尽在金銮殿。明代皇帝因为多有心理隐疾,普遍呈现怠政、惮政的倾向,万历皇帝更是三十年不郊不庙不临朝,他们的议事之所可能是在内阁或司礼监,定策之地可能是在寝宫、豹房或丹房。清朝皇帝普遍勤政,康乾二君甚至不时到各地现场办公。其国策谋划之处可能在南书房、军机处、总理衙门,定议之所则在皇帝可能居停的任何一个地方了。不过必须说,税收治理这种国家行为,确实更匹配金銮殿的肃穆庄严。

     李胜良

    作者
    • 李胜良 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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